中國的鄉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與之相伴的另一個現實——鄉村小學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鄉村學校正迎來新一輪撤併潮。根據教育部公佈的數據，從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裏，我國有近8萬所小學消失，降幅高達35%。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鄉村小學為代表的小微學校們。
但作為中國教育的神經末梢，鄉村小學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裏標準化、應試化的大型學校，人數更少的村小，有時更可能成為教育探索的前沿陣地。比如，在浙江縉雲縣的鄉村小學中，就曾進行了一場反內卷、尊重個性、紮根鄉村的教育改革試驗，後來被業內稱為「縉雲模式」。這一度讓一些教育專家看到了希望。它趕上了「雙減」的時代浪潮，當地一度有十幾所鄉村小學加入，一種超脫於傳統應試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現了。
當時前來考察的專家們有兩個想不通——第一，為什麼在縉雲那麼多的鄉村小學裏，都能看到一種奮發向上的生命力？第二，為什麼這裏所有學校都能辦出各自的特色，沒有兩所學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這場教育改革正面臨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層面上，新的內卷時代正在來臨。而這恰恰是一場縣級反內卷改革實驗所無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數屢破新高，學歷越來越卷，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全國都在卷，這怪不了教育系統。」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中心前主任趙宏智說，「我在中國找了很多，也找不出來（第二個縉雲）了，只能是這麼堅持了。」
在這場實驗開始七年後，《人物》帶着問題，來到縉雲，試圖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國一千多個縣城裏，為什麼唯獨縉雲集中出現了這場教育改革？它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又對抗着怎樣的現實？改革最後滑向何方？縉雲模式的火種是否已徹底熄滅？它又如何影響了參與者的人生？
校門
在中國，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這樣的小學校門。
在浙江麗水縉雲縣章村，這座校門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從縉雲開車近一小時，經過好幾段盤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麗水，章村算不上什麼有名的村子，沒什麼大產業。章村小學也不是什麼著名小學，鄉村逐漸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個學校只有64名學生，未來還會更少。
無論怎麼看，都想像不出，這裏竟然會有這樣一座校門：
它是竹製的，高約十米，仿佛兩把大傘，遠看就像某種藝術裝置。走近之後細看，傘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傘面部分，則像兩片巨大的茶葉。毛竹和茶葉都是章村的特產。校門口，是一條寬約十米的小河，微風吹過，校門上懸掛的風鈴撞擊搖晃，水流聲和風鈴聲交織，成為進入校門的背景音。
章村小學的校門
特別之處還不止校門。整座學校被刷成了淡綠色，學校里沒有校領導照片，沒有先進事跡宣傳欄，走到教學樓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張高五米的巨大笑臉牆，牆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臉——三年前的時候，這裏畫着的還是120張笑臉，如今只剩一半。笑臉牆正中寫着一句話：用一個村莊的力量，養育一個孩子。
學校不大，沒有足球場，沒有塑膠跑道，但卻有羊圈、雞圈……這是學生們養的小動物，俗稱「班寵」。學校和村子共用一個大禮堂，禮堂里擺着學生們參與研發的原創樂器，比如一種由五根粗細長短不同的竹子製成的琴，敲擊後，它能發出五種聲音。學生們管這叫「大炮」。
它和我曾見過的任何小學都不一樣。在從2017年開始的縉雲縣反內卷教育改革實驗中，章村小學正是一個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門故事，也是整個教育改革實驗的縮影。
這座校門的修建，與當時的校長馬鑫飛的一次選擇有關。2019年，在縉雲，37歲的馬鑫飛面臨一次人生選擇，是去職高當一名音樂老師，還是去一所鄉村學校當校長。
最後他選擇了去村小，「城市裏沒有我要的價值」。馬鑫飛在村里長大，單看學習成績，他不算「優秀的孩子」。三年級，父母送他進了當地一所寄宿制學校，那所學校的校長在劇團待過，為了讓學生們有事做，組織學生們學音樂，在一眾樂器中，馬鑫飛選了二胡。
這次選擇影響了馬鑫飛的人生。他雖然學習成績不行，但很快發現自己二胡學得很快，其他人要練兩個月的曲子，他半個月就能學會。他家門口有一塊大石頭，他爸爸就讓他坐在石頭上拉二胡，獲得了不少來往村民的稱讚。最後就連村裏的紅白喜事，都會喊他去參加。「那時候我爸很驕傲，覺得兒子以後肯定有飯吃。」而一個人最初找到自我價值的地方，常常能影響一生。
第一次當校長，馬鑫飛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發現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原來的章村小學，跟其他小學沒什麼不同，都有一扇封閉的鐵門，「這個校門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覺不舒服的地方」。
時任縉雲縣教育局副局長的吳麗明也回憶，為校門的事，馬鑫飛專門來找過他。「（馬鑫飛）說鄉里要搞美麗鄉村，要給小學建個校門，我說別，讓鄉里給你搞，不如你們自己設計，這樣才能達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馬鑫飛後來做了一個決定——「這個學校是孩子們的，我想把所有的設計都交給孩子。」
於是，2019年底，他佈置了一項作業，讓學生們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門照片。在學校里，他用這些作業辦了一個「世界校門展」，繞操場擺了一圈。「這個時候，我發現孩子的注意力還集中在門好不好看，沒有發散到門本身的意義上。」所以，他又帶着學生們去村里看各種門，讓學生們明白門的作用和意義。
這形成了長達一年的系列課程。學生們交上了五花八門的設計圖。有的偏實用，在門上安裝了測溫儀；有的偏想像，門上畫了奧特曼；還有的在門上佈置了水母，學生的解釋是這樣可以吸收大自然的靈氣……學校六個年級各自負責不同的領域，一二年級學習設計，三四年級學習搭建，五六年級學做競標書。
這正是在縉雲教改實驗中被廣泛推廣的「項目化學習」模式。項目化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PBL）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它通過讓學生參與具體的、解決實際問題的項目，來促進多學科學習。相比之下，許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則是教師直接傳授知識的傳統教學模式。
光有想法還不行，還要找到專業設計師。在當時致朴公益基金負責人駱筱紅的溝通下，杭州設計師高威參與了這個項目。一開始，高威的團隊並不情願給鄉村小學建校門，「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興奮起來了，最後設計費都免了，還把公司所有員工帶到這裏來感受，高威當時還說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一個優秀的設計師要從一個優秀的共情者開始。他並不是把這當成一個商業項目，而是當成一個真正的作品。」吳麗明說。
在建築材料的選擇中，竹子脫穎而出。章村本地盛產毛竹，從明朝起這裏就在用竹子造紙了，當地的竹子能長到碗口粗。村民家裏有竹器，孩子們對竹子也親切。
在課程的引導下，學生們開始學着思考建造校門的細節。有同學說，希望校門是葉子的形狀；有同學說，希望隔着校門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與河；還有的同學，希望家人走遠路來接自己放學時，可以在校門下短暫休息，下雨等候時，還可以避雨……這座校門最後匯聚了學生們的願望。
有了設計，錢是個大問題。「當時我拿着設計圖，去問杭州的建築公司，市場價報價87萬，但誰會願意花這麼多錢，在這麼一個角落建一座校門？政府也不會同意。」馬鑫飛說。但他不放棄，他給建築公司講故事，講學校的課題，讓他們來參與公益。「最後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費從87萬談到了38萬，後來又爭取到了縣裏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門建設時，全村人都參與了進來。有的家長開拖拉機，有的家長弄水泥，「這座校門是凝聚了全校師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兩年時間的一個作品」。
校門建成後，全校128名學生都在校門二層的小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風鈴也是學生們做的，山風吹過，風鈴發出清脆的聲音。一位當年參與校門建設，如今已上初中的學生還問過馬鑫飛：「我80歲的時候，還能回來看看這座校門嗎？」
校門上的風鈴
緣起
鄉村小學要想做出這樣的嘗試，必然需要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
如今，當時主推教育改革的縣教育局副局長吳麗明已經57歲，他已經退居二線、遠離教育部門兩年了，還有三年就要退休。現在再見到他，你很難從他身上感受到官員的影子。他穿一件發皺的灰藍色POLO衫，腳上穿一雙黑色布鞋。他說，布鞋穿得舒服，一雙25塊錢。縉雲盛產楊梅，他拿出來吃的時候會強調，「不用洗，自然的楊梅很甜，雖然裏面有蟲子，但沒關係」。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楊梅，也接受吃到蟲子。對待教育也一樣，他反對一味應試，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幾乎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用「理想主義」這個詞來評價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過於理想化」，還有人乾脆說他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對自己的評價也有消極色彩：「我是一個悲觀絕望的理想主義者。」
吳麗明在吃楊梅
現在，他雖然退居二線，但還想繼續實踐一些理念。在7月2號中午，天氣40度，他開車去找兩個老朋友，想說服他們一起參與研發一套音樂課程——帶孩子走進真實的山水田野，聆聽自然的聲音，再用自己樸素的聲音表達，用這種個性化方式學習音樂。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縉雲教育改革試驗的延續，只不過更具體。開車時，他講起這幾年的教改，左手握着方向盤，右手激動地在車裏揮動，「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