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這場教改實驗，也恰恰是由他組織的一場「祥林嫂」式的動員會開始。那時候他已經幹了七年副局長，手握人事權，「如果為了升官，我不敢這麼做，這一定會招來絕大部分人反對，但我不在乎失敗」。
那時，他感覺到「再不做點什麼就來不及了」。為了不留遺憾，他召集了一些熟悉的同事、校長、老師，一共三十幾個人，在會議室開了一場動員會。他特地做了四張PPT，給在場人講述他的教育理念——「三個不」。
時至今日，吳麗明仍然喜歡用數字歸納自己的理念，比如「三個不」「三個融合」之類。三個不，指的是不替代、不功利、不施捨。簡單來說，就是上級不替代學校做決定，大人不替代孩子做決定，不以功利性的目標考核師生，從而激發孩子的興趣和天賦，讓他們個性化地自主生長。
吳麗明在會議室足足講了一小時。然後，他在城鄉結合部找了一所一百多人的城北小學，做一個實驗區，號召願意去的人當志願者，每周二到學校里，去給孩子們開展有意思的課程。「要不要參與，跟我的職務沒關係，只跟理念有關，如果大家有興趣，就一起來做。」
一周後，有十幾個人報名，每到周二，這些志願者就進入到城北小學。「我們也不知道具體要做什麼，反正就基於『三個不』的原則，自己摸索，很曲折，但也很好玩。」
30歲的尹一青，是當時志願者里的科技老師，他同時是另一所小學的副校長，做一些科技競賽相關的教學。從小，他就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是一個點子非常多且童心未泯的人。當志願者的時候，有一節課是要學習橋樑，他靈機一動，找來了幾十根木條，讓孩子們用拼搭的方式建起一座橋，要達到能站人的強度。教了最基礎的原理後，讓孩子們自己發揮。那一次，他親眼見到了學生們的創造力。「我啥也沒指導，最後學生們搭的最堅固的橋，跨度達一米，能站11個學生。」
就這樣，各種課程陸續被開發出來，美術、籃球、音樂、武術、演奏……一個一百多人的城鄉結合部小學裏，幾個月之內，竟然湧現了十幾個學生社團。
但吳麗明沒有料到，這次試點，會滑向另一個結果。
在實驗開始後第一個元旦，城北小學校長邀請縣教育局領導們一起去看一場匯報演出。演出在村裏的大會堂，全校一百多個學生都上台表演了節目，科學小組表演火山噴發模型，美術組表演時裝展，還有學生表演花式籃球和舞蹈。演出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台上很熱鬧，台下家長也很滿意，為期一年的教育改革實驗有了可視化成果，可以說「皆大歡喜」。
但吳麗明也注意到，一些孩子不願意表演，但卻被老師強迫上台。「好的狀態一定是主動的，是孩子們想自己去玩的東西，是能夠享受其中的。」不光如此，「現場很多節目，比如歌曲，都是為了滿足成年人的表達，而不是孩子喜歡的。」
他很反感這種形式主義的「匯報演出」。結果，城北小學相關領導還專門感謝他：「吳局，你帶那麼多人、花那麼多時間精力來幫助我，我一定要拿出成績給你看，今年我們學校在縣級的比賽一定要拿個二等獎以上。」
「我聽了之後非常痛苦。」吳麗明那次爆發了，「我從來是不大會去批評人的，我都是鼓勵，但是你再這麼搞的話，我退出，你這個學校我不來管你了。」
這次實踐，給吳麗明上了一課。「當初是我把她從更偏僻的學校調到這個學校，她說我那麼聽吳局的，竟然被這樣子批評，她也很難接受。這個事件後，我反思自己還是過於控制了，如果對方不理解你要做的事情，就按照表面去做，這行不通。」
那之後，縣教育局的干預開始減少，教改也進入了鄉村學校校長們自己摸索的新階段。
學生們在鄉村的農田中
就地取材
能不能探索成功，吳麗明心裏也打鼓。因為無論是從物質上，師資上，還是生源質量上，鄉村學校的校長們面對的現實困難，遠比市區裏的學校要多得多。
尹一青是個皮膚黢黑的校長。縉雲地處浙江南部山區，日照多，尹一青常常喜歡帶學生們在戶外玩，漸漸曬黑了。自從他在城北小學裏突發靈感，上了一節木條搭橋的課之後，他就把這節課也引入了自己所在的凝碧小學。
他鋸了兩百根木條，每根大約一米長，全都擺在學校操場，操場上有一個乒乓球枱，這些木條就放在球枱底下，這樣下雨也沒關係。「這堆木條大概花了學校兩百塊錢，而且還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用很久，最開始我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省錢，第二個要用身邊的材料，這樣才能讓所有的學生都有機會參加。」
凝碧小學一共有一百多名學生，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這是絕大多數鄉村小學的現狀。最開始，是六年級的孩子們大課間會用這些木條搭橋，漸漸地，參加的孩子越來越多，最後連二年級也能看懂，也能去搭了。在孩子們的想像力下，沒有兩座橋絕對相同，「而且他們不會拿木條來打架，這是我很欣慰的一點。」
關於橋的課程，這還不是結束。凝碧小學所在的村里，水系發達，橋樑數量也很多。「我們那附近大概有十幾座橋，那時候，我們一個班就分成兩批，我帶着孩子在村里去測量每座橋，最開始我連捲尺都不提供，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去量，最後孩子們想出辦法，用手拉手的方式丈量橋的長度。」
村里年頭最長的橋是一座石拱橋，有幾十年歷史。學生們實地測量之後，發現這座橋竟然還是1960年代電影《鳳凰之歌》的拍攝地，這段往事被用很小的字記錄在橋邊。「以前我們走過去從來都不會去看，現在，學生們經過那次之後，會去關注身邊的橋了。」
圖源電影《鳳凰之歌》
這一系列課程，共同構成了名為「家鄉的橋」的綜合實踐活動，也與教材上關於「造橋」的課程相呼應。以前學生們坐在教室里學習橋樑知識，現在是親自去感受橋。
相似的故事也出現在縉雲縣的宮前小學。
吳麗明找到趙偉進的時候，趙偉進還是另一所學校的副校長。他在學校主管政教工作，已經做了十二年，被學生們起了個「閻魔王」的外號，學生們怕他，但並不仇恨他。「一句話總結我政教生涯的話，我的車沒被划過，我的摩托車沒被扎過。」由於縉雲有着副校長干12年必須調動的規定，吳麗明問他願不願意去小微學校聯盟，嘗試做一下教育改革。與此同時，還像祥林嫂一樣聊了自己的那套教育理念。
聽了這番話，趙偉進睡不着了。他自己是學美術出身，「我原來在初中的時候，想做一件事情，比方說弄一個書法培訓，校長如果不同意的話是搞不起來的，現在下去至少是當一把手了。」大的方向他已經想好，要探索新的鄉村教育理念，從藝術的角度去教育孩子。
但具體怎麼幹，第一次當校長的他還沒有頭緒。直到他真正走進那所鄉村學校。「別人可能會忽視，但我是學藝術的，我看到學校周圍都是農村的建築，光牆就有好幾種，黃泥牆、磚牆，紅磚、青磚、一塊一塊石頭壘起來的石頭牆……鄉村建築所有的材料這不都在了嗎？」
他於是把鄉村建築做成課程，帶着孩子去探索鄉村。從建築材質上幾十年前的一塊瓷磚，到幾百年前的一塊條石，再到明清時期老房子的歷史，與學生們一起做了一個鄉村建築博物館，然後，再讓學生們去探索每個老房子裏的人物故事、家族故事，這個過程用圖文影音的方式留存下來。
「我跟村書記說好，如果做成了，要把學生繪製的建築地圖放到村口，就作為旅遊引導圖。」於是，宮前村有史以來第一份村莊地圖就出現了，而且是由小學生們手工繪製的。
在這些教育探索的過程中，老師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
陳麗霞是凝碧小學的語文班主任。她之前是鎮上小學的老師，也是因為在原學校待的時間超過了12年，因此需要流動，之所以選擇去凝碧小學，純粹是因為近。
「說實在話，之前我是有點瞧不上這種村小的，我原來鎮上的學校有40多個班，光老師就有100多人，到了這裏，總感覺這學校就十來個老師，百來個學生，規模完全不能比。」但在2021年到了凝碧小學之後，她卻被凝碧小學豐富的內涵給震驚到了。
「都是我原來沒見過的東西。」陳麗霞說。
這一年，已經是尹一青在學校開發各種課程的第四年。他開發課程主打一個省錢，比如，為了教孩子們學習「塔」的相關內容，他找來吳麗明送的兩箱撲克牌，還花了200塊錢買了8000個紙杯，發給學生們，就用撲克和紙杯搭建塔；還有教往返跑的體育課，尹一青想出結合下棋的方式，讓學生們帶着彩色臉盆當棋子，跑到終點下棋。他鼓勵學生們自己開動腦筋解決問題，比如拿來一堆廢舊材料，讓學生們建造一輛能夠載人、並能跑到終點的小車。於是，他真的看到班上的女生拿着鋸子鋸起了木條。學生們最後也給了他驚喜，「我們讀師範時，學的是用氣球或者橡皮筋給小車動力，但學生們想出來的點子，是用竹子的彈性形變來實現小車的運動」。
讓陳麗霞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攀岩牆。這面長約十多米的攀岩牆，只花了200多塊錢。買來一些攀岩用的岩點磚塊後，校長尹一青跟辦公室主任，兩個人花了一下午時間把岩點都釘在了學校的一面空牆上，於是他們小學成了當地唯一擁有攀岩牆的學校。
陳麗霞班上的學生很熱愛攀岩。學校每個年級會輪着使用攀岩牆，輪到他們班的時候，學生們會喊着讓陳老師用手機計時。有位二年級的女生叫樂樂，平時成績一般，反應比其他學生要慢一些。但在班級舉辦的攀岩比賽中，竟然奪得了第一名，拿到了「攀岩王」的獎狀。
「她像一隻小猴子一樣，手腳交替的時候，沒有一點遲鈍，很順滑地從頭爬到了尾，只用了15秒鐘，當時其他所有同學都給她鼓掌。」陳麗霞說。她還發現，由於獲得了自信，樂樂在學習上也比之前更好了。
樂樂在攀岩，這一次她獲得了「攀岩王」的稱號
伴隨着這些鄉村學校各種項目化課程的嘗試，在2017年到2022年這五年間，縉雲的鄉村小學組建起了小微學校聯盟。每隔一段時間，聯盟里的老師會進行一次聚會，互相交流改革與創新的心得，這也是後來「縉雲模式」的由來。
趙偉進記得，小微學校一共聚會過五六次，每個片區輪着坐莊分享經驗，「比如這個月到壺鎮，下個月到盤溪，再下個月到新建……吳局在這件事情里，最大的一個作用，就在於影響了一批校長的理念」。
輪到趙偉進所在片區坐莊的那一次，他講了關於「學校個性」的內容，那是他當校長的第二年，「鄉村建築博物館」的課程項目已經開發出來，「我當時說，我好像上道兒了」。他說，「不同的學校，要能結合當地村子，發現不同的特色，我們最終要教會學生的，是發現美的眼光。」
當鄉村學校們建立了這樣的溝通機制，教育改革才真正意義上擴張到了全縣。與此同時，它也呼應了雙減政策對於減輕學生負擔的要求。到了2022年7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5家縣教育局，更是聯合發佈了「縉雲共識」。共識中稱，「鄉村教育要勇於走自己的路，立足小班小校、自然鄉土的教育生態，探索更適合鄉村孩子的育人模式。鄉村教育應該有，也可以有自己的樣子。」
像這樣，在全國範圍內，以一個縣的名字命名一項共識並不常見，那是縉雲教育實驗最高光的時刻。
浙江省縉雲縣宮前小學學生自己繪製的全校合影
急轉直下
吳麗明記得自己退居二線的日子，是縉雲共識發佈幾個月後。那是他當教育局副局長的第十二年。
吳麗明的職位變動，暴露了縉雲模式一個顯而易見的脆弱之處：一旦推動項目的主要領導結束任期，整個項目便有可能滑向不可預知的方向。這種現象並非是某個部門獨有。
對於校長趙偉進來說，縉雲模式由盛轉衰的直接標誌可能是，小微聯盟的聚會再也不開了。「2022年開了最後一次，到了2023年就沒有了。」緊接着，2023年第一個學期，之前開發的課程全部暫停，「局裏新的觀點是說，那樣做是影響學習的，在這個事情上，顯示出兩任領導教育理念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