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改革放言錄》，我在前言裏也提到，它是一個人歷史言行的真實記錄。
很多觀點，很多認識的形成，離不開我的領導、同事和朋友，現在我基本上算退休了。我覺得接觸的面更廣了，能夠真正把過去的東西整理出來，和更多的朋友交流，這個機會更寶貴。
關於「放言」，其實人遇到問題，看到了，自己想了，經過討論了，自己學習了，自己寫出來，因為人都是有個性的，只要是獨立的思考、自己想、自己寫就是有個性的文章。所以不想放言也是個放言。
匯集整理《改革放言錄》，我的基本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理論聯繫實際。我覺得只有有的放矢，理論聯繫實際，才是做了件有價值的勞動。否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那真是沒有任何價值。我們改革的實踐，社會關係的變化，還有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這都可以有的放矢地談我們的想法。而且這些都和我們本身的利益、前途、家庭、民族、國家有關，不讓人們說，不讓人們想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個基本態度，就是特別重視交流互動，比如說微博，我發了一條之後，有人就給了我一個反饋，說看了我的文章、我的書之後，覺得我是「原教旨社會主義者」，我說這個提法也很有意思，因為原來也有人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右派」。人還是我一個人，說我是「右派」也好，說我是「原教旨社會主義者」也好，其結果，都能夠幫助我認識很多問題。
但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是不是在做無用功呢？
第一件事，我想先談談法治。
3月30日我在《新京報》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大，提到深圳某個街道派出所的一個文件，上面說，如果在我們這兒遇到了犯罪分子，就可以「依法現場擊斃」。我看到這個，再翻開我的書，王立軍的事我在前言裏面說到了，王立軍說，如果我們公安遇到了威脅自己生命的情況，可以「不問對錯先依法擊斃」。
我當時覺得，我們的公安、專政單位能夠這麼說太恐怖了。現在王立軍給抓起來了，但王立軍當初是怎麼說的呢，說「不問對錯依法擊斃」，說可以「把政治變成法制問題」，說「誰有我們懂法？」這是我2010年看到的他說的話，而且當時唱紅打黑，嚇倒了一片人，人人都覺得有危險。
王立軍問題出來了，重慶的問題出來了，因為他們在踐踏社會主義法治。現在我們回到深圳派出所的事上，粗看好像挑不出什麼來，「依法」、「現場」、「擊斃」。但有人出來質疑：當公安、武警開槍的時候，當千鈞一髮的時候，你腦子裏想的應該是人的生命要敬畏！有的人還沒有被國家判死刑，你怎麼可以去評判？依法，怎麼依法？你只能鳴槍示警，你只能夠儘量抓捕犯人。在你確實受到危險，確實遭遇暴力恐怖的時候，這個權力才可以被動用。我國的子彈槍支管理是非常嚴格的，而且我們的法律對暴力的18種行為也有嚴格規定，按照18條規定，你才能開槍。而且依法不依法，事後還要法院來核定。我們這個社會反反覆覆，在這種最應該接受經驗教訓的地方，現在還那麼隨隨便便。
因此，這樣的問題就要有的放矢。大家都應該談到這樣的問題，因為那涉及我們每個人的安危。
第二件事，就是土地問題。
河南中牟縣，最近征地又碾死一個人。我覺得我們的土地問題已經發生多少事了！所有權到底是誰的？當然國家可以征地，但是征地的原則是什麼？範圍是什麼？其次才是價錢問題，價格問題。
不從根本方面、從所有制方面來談這個事，我覺得是談不起來的，而且會是沒有盡頭和尺度的。後面的問題解決了，前面的問題又引發出來，原來的價錢又被後面的價錢抬高，沒完沒了。
中國共產黨是從土地改革上起家的，這個問題《憲法》也有規定，我覺得應該更早更快地解決這個問題。法律政策一出，這是一個定天下的事。我在書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不見得完全正確，但這是我作為一個黨員的意見，是知道一些革命史的人的意見。
第三件事，是民營企業的問題。
我認識一個民營企業家，企業做得很好。但是他現在也很困惑。他說，老說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國有企業，那我這麼幹我值嗎？說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我們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對執政基礎起了不良的影響，我幹嘛還做這個企業？
另外他說，兩個「毫不動搖」非常好，但是我們也會想：兩個都毫不動搖，兩個都那麼氣壯如牛，那頂起牛來怎麼辦？你也毫不動搖，我也毫不動搖。所以得有個分工和側重，各自研究自己的優勢，達到互補。所以我在文章裏面說，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都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結果現在鬧「國進民退，民進國退」，那麼大家能不能合作起來，能不能根據經濟類型、性質、作用、各自的優勢聯合起來？發展是硬道理，最歸根到底是一個話題：我們怎樣致富才是好的？
第四件事，我想說一下對蘇聯的看法。
最近見到一個朋友，他跟我講了一些事。他之前在蘇聯、俄羅斯住了27年，有個俄國妻子，在這裏我僅談談他的經歷。
他上世紀80年代中去了蘇聯，因為他的爺爺輩是蘇聯華僑。去了第二天派出所來人說，我們知道你是某先生，請問你是哪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工齡是幾年？他回答說，我1969年參加工作，1973年入黨。第二天，派出所的人又來了，他把表都填好。來的人說，你在中國是多少年工齡，在我們蘇聯也可算多少年工齡，我們一視同仁。你是1973年加入中共的，你願意加入蘇共，我們也算你1973年入黨。現在你成為蘇聯公民了，你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馬上去我們的學校學一年俄文，這個錢是國家負擔；你要不去，那麼第二個選擇就是坐牢。
他問為什麼？那個人回答說，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都要工作，不工作可恥，所以要坐牢。結果他去學了一年俄文。學完一年俄文之後，國家安排工作，分配他去伊爾庫斯克農業學校，去不去？不去還是坐牢。那真是「保證人人有工作」。
這個朋友說：我在農業學校，一個月工資300盧布。現在300盧布不算個事了，當時的300盧布是什麼？三個盧布買一公斤黃油。什麼概念？麵包有多厚，黃油就抹多厚。他說在當時，如果一開會，桌子腿矮，他就拿塊麵包給它墊上。而且保證住房，只要你有工作。他在蘇聯的時候，蘇聯已經沒有集體農莊了，都是國營農場。
斯大林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公平地說，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候，他們確實滿足了人們對物質的最基本的需求，而且是不計成本的、浪費的，比如麵包和肉。但是，其他的商品非常匱乏。
他去伊爾庫斯克時，火車上坐在旁邊的也是個華人小伙子，說他的哥哥是邊防營長。到下一站來時，三個人就把這小伙子帶走了，結果關了六年才放出來。你去上班，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思想，一句話也不能說。只要你說了什麼話，超過了工作範圍，都有人匯報，都有人告密，你都要受到懲罰。
他說他們去上班，那真是準時。上班之後效率極低，反正都是公家的東西。如果是個摩托車廠，你幹活的時候是不講效率的，但是你朋友的一個摩托車壞了，讓你來修理，你就把要賣的摩托車的零件拆下來給他修，但大家從不說這種私下的生意買賣。
而且黑社會非常之可怕。我有一個同學的媽媽是蘇聯人，她說蘇聯沒垮台的時候，蘇聯也想治黑社會，請意大利專抓黑手黨的那些警察來交流。他們調查以後得出結論，說我們意大利的黑手黨好辦，你們蘇聯的黑社會沒法辦。你們的黑社會關係到了哪兒？到了你們的高層了。
這是蘇聯，怎麼評價？中國沒有走這樣的路。
還有一件，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在書中也談了不少，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成果，也可以說是最主要的成果。經過我們長年的奮鬥摸索，明確了這個，我覺得很難得。確實讓我們的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但這個概念是不是還要繼續詮釋，對於一些問題是不是還要繼續總結，是不是還要提高？說說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我覺得也是應該的。我現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以下幾點認識：
一種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有一個前置詞，它是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因為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我覺得這首先是個產權問題。現在我們發生着很多問題，比如說國有企業，它的產權、使用權、受益權和利潤的所得，這個還沒歸位，應該說明白——私營經濟有產權，國有企業也有產權，它是全民的。我們說市場經濟的時候，要把市場經濟的前提和基礎說明白。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應該把國有企業的產權固化好，作為前提和基礎？
另外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這個層面，是相通的。如果硬要區別一下，有時候會是講不通的。一方面我們在與世界市場和市場交易制度接軌，另一方面西方在二戰之後已經變化了，西方在變。這也是個觀點。
第三個，我就想說一下黨內過去的一個領導人張聞天的經濟思想。他在廬山會議之後，去了中科院經濟所。他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經濟範疇來談起，如何對資本論的範疇加以改造和繼承。他說，對資本論的範疇，不要硬套，但應該充分利用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遺產，這些範疇的充分運用不但無害，而且有利。
他的意思就是說，《資本論》中說的所有的經濟範疇，我們都可以用，用了就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是你要明白，我們是為人民的。你是在這個立場、以這個方法，來用資本論的這種經濟範疇，一切不要迴避，包括剩餘價值都不必迴避。我覺得這個觀點很勇敢、很大膽。
那什麼叫經濟範疇？比如資本，能不能用？可以用。我們在當時怎麼講呢？我們的資本不能叫資本，叫資金，我們生產的商品不叫商品，叫產品。利潤不能叫利潤，利潤掛帥自然不對，應該叫什麼？叫純收入。工資，社會主義怎麼還有工資？叫按勞分配。剩餘價值更不能有，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我們叫剩餘勞動的價值。這麼一來，整個社會主義的經濟連核算都沒法核算。成本怎麼說？資本怎麼來增值？
我覺得，張聞天同志當時也不會說「市場經濟」，也說不出「私營經濟」來，但是他這種觀點我覺得成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範疇、生產要素，我們運用不要迴避、要勇敢、要大膽，有百利而無一害；但你要明白你是共產黨，你是要為人民的。你只要是有了這個立場，有了這個目標，你就大膽地用，很多恐懼都會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