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教授幾年前開始公共表達的時候說:到遠方去。
我能理解那種心情。現實的逼仄、乏味,讓人感受到某種禁錮。
去年我去哥大訪學之前,就看到勞教授去了加拿大。有人在網上說她「潤」了,她有一次回答:就是訪學而已。
但是很多人沒有記性,或者想故意製造一些話題,就傳說「勞教授潤了」。有些人就是造謠,有些人是「邏輯推理」,而有的人則認為,那麼敢說話,一定是不回來了。
我認為這種氛圍本身是奇怪的,也是可悲的。
但是這種氣氛又是真實存在的。我到紐約的第一頓飯,好朋友就告訴我:你要是想留下來,就要早做準備啊。
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只帶了一個行李箱和一千美金,因為我沒有任何想法。
而且我認為利用訪學的機會留在那裏,有點可恥。一個朋友勸我:真想留的話就無所謂,邀請你訪學的人會理解的。
我想到已經八十歲的黎教授,他幫助過很多中國人「留下來」,他的目光總是充滿悲憫,他懂得一切,也原諒一切。
但是我自己想做一個清澈透明的人。開始的時候,我總是回應「我考慮考慮」,後來就徹底坦白了:「我要回去。」
回來之前和黎教授一起吃蘭州拉麵。他說:很多人都很悲觀,你是我見過的唯一樂觀的人。
——也許我才是真的悲觀呢。
我明白勞教授想留在加拿大沒有多大困難,如果真的留下也完全理解,應該祝福。但是當她說「我已經回國」時,我也為發自內心地為她高興。
我想告訴她:真正的遠方,也許就在腳下。
這是我最近的感悟。回來後,我認真經營自己的小書店,發現它是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就在眼前,但它有那麼多動人的、荒謬的,甚至是危險的東西。
昨天林垚來到書店。在炎熱的晚上,書店外面的垻子上來了六七十人,安靜地聽林垚講「遠方的故事」。
我說「真正的遠方」就在腳下,並不是項飆所說的什麼「附近」,而是要在現實的土地上進行「創造」。
所以得知她並沒有「逃離」,對她的欽佩會多一分,她說的一切也更可信。
如果「自由」是好的,創造自由就比享受自由更好。對一個法學教授來說,還有什麼比幫助別人實現正義更重要呢。
要實現它,而且親手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