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在廣東，趙紫陽與我父親陶鑄共事15年，他那時年輕瀟灑，我管他叫紫陽叔叔。
那時他雖是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但工作經驗卻很豐富，有一套自己的見地。他工作作風紮實，注重調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跑。
父親每當談起他和王任重時，那種欣賞之情毫無掩飾地溢於臉上。
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還認為是自己連累了紫陽叔叔，還在為「我雖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
我也當面聽過紫陽在廣東時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說過「趙紫陽絕頂聰明，我們當中沒有哪個能超過他」。
雖然父親與紫陽是工作上的好搭檔，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為私人關係，兩家鮮有來往。
倒是他來北京後，由於我家就住在中南海邊上，子女間走動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時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從到六局後，我再跨進他的門檻就「別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進部里剛3個月，就去探望了他。
當時我剛於6月份參加了由企業家雜誌社、新觀察雜誌社和世界經濟導報社召開的「深化改革座談會」，會上提出深化改革要從理論突破入手，並第一次碰觸了「所有制改革」這一禁區。
時任總理的趙紫陽竟也關注了這次會議，並認為深化改革座談會上所提出的那些觀點沒有什麼問題。
我還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事踏過總書記的門檻。
我調到黨外知識分子處後不久，便到北京人藝搞調研，見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藝術家于是之、藍天野、林連昆、顧威……
讓我驚訝的是，他們比普通人更普通，簡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爺大叔。
實際上他們也確實清貧，但他們最強烈的訴求卻是解決職稱問題，這關係到社會對他們的認可。
有一次去看紫陽叔叔，我反映了國寶藝術家們的狀況，還開玩笑地說：
「人家人藝對你有意見啦！說你老不去看他們的戲，當年周總理、陳老總等中央領導經常去看他們的戲。」
「我很喜歡看人藝的戲，」趙說：「我喜歡話劇。但現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戲麻煩事很多，你拿些錄像來看看。」
於是我向人藝要了5盒錄像帶，有《小井胡同》《紅白喜事》《左鄰右舍》《吉慶有餘》《遛早的人們》，後來又送過《狗兒爺涅槃》。
紫陽叔叔還真看了這些錄像，他說他比較喜歡《小井胡同》，而「狗兒爺」太慘了些。
後來北京市文聯書記告訴我，文化部、中央職稱辦和市職稱辦均下到人藝了解情況，給出的意見是不受框框約束、實事求是地評，並且人藝的高級職稱名額不得低於文化部直屬的藝術團體。
黨的十三大後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張口就說：
「紫陽叔叔，我認為你還是適合當總理，不適合當總書記。」
他饒有興趣地問我持這樣看法的人多不多。我說：
「至少我媽媽是這麼認為的，她說你擅長經濟，懂基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更適合當總理。」
紫陽輕輕嘆口氣：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我婉拒了幾次，可是不行啊！」
他還問我群眾是否認為我們這個黨很腐敗了？
我說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這麼認為。
他又問：
「群眾究竟希望體制改革改成什麼樣子？」
這個問題我沒回答清楚，因為那時誰也想像不出彼岸是什麼樣。
他又問我閻明復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什麼態度。
我知道這個問題敏感，於是含糊地說「他很慎重，比較穩」。
1988年下半年，社會上和知識分子當中，流傳着針對趙的很多謠言，主要是說趙的孩子搞「官倒」，還說趙的總書記位子也將不保。
船到深海卻要臨陣換船長，我預感到情況不妙。
10月的一天，我與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陽叔叔，向他反映了社會上對他的兒子們的流言。
他說：「本來我還有點兒信，責令他們不得參與任何與商品沾邊的活動，但你今天說起大軍，我反而放心了。」
大軍是趙的5個子女中最老實的，事後了解所謂大軍犯事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趁機說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緊張、腦體倒掛現象、知識分子政策失誤，以及知識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徵。
「當前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抓教育入手最為有效。」我說。
但他感興趣的是這次的「反自由化」很溫和，大多數人都沒受到傷害，知識分子為什麼還會反應這樣大？
理由說開除劉賓雁等人的黨籍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他極力為劉賓雁做了辯護。
我也說文人往往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別太在意他們說什麼，否則自尋煩惱。
趙說：「你們還要考慮黨內及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處理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認為黨太軟弱無能。但現在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好的，人們敢於講話了。」
又聊到經濟問題，這是趙最擅長的，他說：
資本主義國家到現在也沒有擺脫周期性衰退，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擺脫經濟過熱不斷調整這條規律。
中國5年一調整，1958年大躍進，1963年調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當總理後，1981年調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調整；1987年又面臨過熱，但感到形勢還不錯，因此計劃內的不做改動，主要壓縮計劃外的這一塊。
現在看，計劃內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計劃外的，整個社會的基建規模和消費膨脹。
今年年初，想索性把價格放開，現在看，欠妥。調整和價格改革是兩回事，可現在撞到一起了。
外國人問我是哪一派，我說我不是學者固守自己的學派，我是領導人，就得博採眾家之長，今天用這個派，明天取那個派。現在各種物資大戰，哄抬物價，國家一統起來就好了。
趙有時也主動通過小兒子五軍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當地問些問題，如中小學教師對增加10%工資有何反映？知識分子對允許自謀出路政策有何反映？
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這些措施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他讓我如實回答嚴家其究竟有什麼言論時，我為嚴君做了辯護，我說：
「我了解嚴家其，他人非常單純，書生氣，他只是對改革有些擔心。他認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簡單的，而現在有些理論搞得太複雜了，連他都看不懂了。」
趙聽後說，這些人其實也沒什麼，讓外面輿論給弄嚴重了。至於後來的變化，我掐算不出來兩年後的事。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後一次去看紫陽叔叔。見他明顯消瘦，特別是兩隻手近乎乾枯。
他掛着氧氣，坐着說話似還有底氣，頭腦也極清楚，只是離不了氧氣，也不能站立活動，一站起來血氧飽和度就會從90%掉到80%。
至於家，清貧至極。房廊門窗已是油漆斑駁，室內沒一件鮮亮的擺設，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陳舊不堪。
在伸手可及的飲水機龍頭上，系一根繩到門把手，那是紫陽叔叔為小狗進出設置的。他的忠實夥伴，小狗「拉肯」已死，現在是一條西施犬在守護他。
梁阿姨在另一間房獨坐。她的雙眼已失明，什麼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時光。
看到這個破敗不堪的家真讓人沉重，鼻子發酸。
要告別了，萬沒想到紫陽叔叔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
「你批評我對知識分子不夠關心，不如耀邦關心，我都記着哪！」
曾經的總書記，位高權重，一生波瀾壯闊，在我們都知道已是最後的見面時，卻說出這樣一句略帶孩子氣的話，讓我特別的震動，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人性越是濃烈到極致，而極致就是回歸本真。
閻明復是個很有個人風格的統戰部部長，這個被我母親認為是最「天真」的人，對誰都以誠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嚴厲地指出民主黨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時，也都帶着真摯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黨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賴和尊敬。
但在統戰部內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對黨的統戰方針和策略這樣的問題上不認同他，甚至反對他。
我認為這只是認識上的問題。
有幾位這樣的部領導讓我非常敬佩，因為他們為人正派，辦事公道。
分管幹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長武連元就是這樣的人，他曾長期從事核工業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嚴謹、理性和務實，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會盡全力去保護你的政治生命。
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長叫我去他辦公室，對我說：
「部領導開會，有些人認為你沒解決好『誰統誰』的問題，不適合再留在統戰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我回答說：
「謝謝武部長一直以來對我的信任，我選擇主動離開。」
就這樣，1991年過年後，我一個猛子就扎進了中國社會的汪洋大海中，游弋於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群——中國市長，以及中國最弱勢群體——貧困殘疾人之間。
這給了我一個多角度看中國的機會。
《中國慈善家》雜誌將我與彭麗媛、王健林、馬雲、徐永光、馬蔚然等10人，評為「2014年中國社會推動者」。
實在慚愧至極！我何德何能，竟能與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我女兒說：「人家都用真金白銀去推動社會，就你沒錢！」
我想這是對我20多年從事公益事業所付出的心血的認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