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香港，六四事件的公開悼念活動一概禁絕。據特區政府高層人士解釋，當局需要防範有人騎劫「六四」的議題，避免借題發揮，破壞香港的穩定和國家安全。
換言之，政府認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的看法，先強調市民到維園悼念無問題，然後表明當局的擔憂，是怕給「壞分子」騎劫「搞事」，所以才會不惜一切手段，嚴禁悼念活動，才能令違法事件消失於萌芽階段。
這種「騎劫六四兩段論」，是退一步、進兩步的典範之作。第一段首先退讓原則，不去硬碰香港人悼念六四的心念和傳統，因為35年前北京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塗炭生靈，行兇者無理可辯，怎樣說也無法洗脫罪責。因此香港市民每年悼念，既出於良知，站在受害者一邊見證歷史，也出於善意，期盼北京在世人目光的督促下，改轅換轍，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可見，支聯會的綱領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不外要求北京主動改革，讓中國走上政治清明之路，而不是什麼顛覆、動亂。
禁「合法活動」以防「非法活動」
政府肯定悼念本身合法，不失為明智之舉。不過接着下來的騎劫論第二段，當局以小心被騎劫為由，禁制合法活動以防範非法活動，就未免匪夷所思了。首先是邏輯不通，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姑息，合法就是合法，不能禁止，但何以有人六四晚上在維園高舉手機，顯示入面的白蠟燭圖像，或者開着手機電筒靜坐，也遭到警方制止？
其次，此例一開，當局大可照板煮碗，以嚴防引發非法活動為由，禁止或限制某些本身屬於合法的活動，例如電影放映、籌款晚會等等。過去幾天，六四臨近，警方行動更惹人注目。車牌「US8964」的保時捷跑車，駛至東區走廊時被截查再拖走，又如獵人書店在窗櫥貼上「35/5」字樣，警方便派員到門口監視，並截查每位出入書店者。他們的行為牴觸什麼法規，而受到如此對待？當合法行為也被當作或懷疑是非法，法律是否只有執法者才明白？果如是，香港的法治又是什麼？
其三，當局禁止合法活動以防止非法行為，隨時牴觸人權保障。《基本法》及兩條《國安法》都清楚寫明，香港依兩條國際人權公約享有人權保障。過去法庭判例清楚指出，政府負有正面的責任，盡力確保市民享有自由的權利。例如警方有責任安排公眾遊行及集會活動有秩序進行，因此會嚴密部署，依法對付趁機搗亂份子，避免不同政見團體爆發衝突，以確保公共安全，而不是知難而退，為免犯法活動或混亂出現，便拒絕安排合法的表達意見行動。
最後，取締合法活動以防止犯法，即使有道理，也限於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不錯，香港有《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危急關頭授權特區當局特別權力解決治安問題，恢復社會秩序。特區當局若依法治港，請先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或者戒嚴，再運用該條例賦予之特殊權力，才讓警權蓋過人權，否則警權高漲的法律基礎不知何在？
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
過去數年，在北京努力下，從人大頒佈《港區國安法》開始，委任國安法官，再到「完善」每項選舉制度，規定特首、立法會以至區議會議員，都必須由官方審定的「愛國人士」參選，中央穩握香港大權，行使全面管治權暢通無阻。反觀民主派，參選途徑被堵塞，加上大部分政治領袖因立法會初選案而入獄，反對力量已失去組織及制度基礎，香港亦進入中央領導特區、行政權力集中的新常態。
用官方的說法，香港正「由治及興」，遠非處於緊急狀態，加上2020年中《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國安部門不僅手握大權而且財力雄厚，至今獲撥款130億元，約等於廉政公署十年經費，對付反對力量綽綽有餘，又何須為免六四集會遭人騎劫，不但堅壁清野，禁止六四集會，甚至連個別人士零散各處的和平悼念或抗議活動也趕盡殺絕？
如此不尋常的做法，是否真的用來對付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行動，根本無從證實，但若說是藉此為名，首先取締了文明又和平的悼念活動，逐步淡化香港人對六四的歷史記憶，卻是客觀的事實。至於騎劫六四集會，再另有所為的，究竟是永遠也找不到的「搞事者」，還是特區當局，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