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明的前路，周冠威的心願是做好自己，用留在香港拍電影的方法，實踐思想和心靈的自由。他又說，香港經歷許多苦難後，有很多值得探討的題材，等待電影人去發掘，下一部作品，他希望以學童自殺和探討教育制度問題為主題，仍在找資金開拍，他相信，《1人婚禮》不是終章，周冠威的名字，會繼續出現在電影院的導演位置。

陳紫娟嘆了一口氣，眨着眼睛不讓眼淚掉下來：「這個……這個確實是經過很多掙扎……我走的時候也有猶豫，就覺得好像要拋棄他一樣……（嘆氣）但根據我理性分析的話，一個是我在中國對他的維權，也是很難進行下去，還有考慮到孩子的將來，就不得不離開。」

我們有理由懷疑，王岐山戴口罩純粹是裝模作樣。王岐山想必是接種過最好的疫苗，他很清楚出席英國女王葬禮根本用不着戴口罩，但是為了和習近平在國內搞的動態清零保持一致，所以才要戴口罩。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在9月8日公佈新的防疫要求，從9月10日中秋節到10月31日，實施強化疫情防控5項措施，即便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也要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早就有網友指出：當局沒完沒了地動態清零，起先我們以為是為了防疫，其後我們發現是為了賺錢，再以後我們意識到其實是為了維穩。

2013年中美雙方的監管機構終於達成了《執法合作諒解備忘錄》，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可以要求中國監管部門搜集中概股的審計記錄。之後經過三年商討，中美雙方終於就中概股審計底稿達成了《試點檢查合作備忘錄》，並在2016-2017年試行了試點檢查方案。但結果卻令人相當失望——PCAOB在內地進行的試點檢查，最終仍無法及時獲得相關文件和證詞，以便其檢查員能夠正常開展工作。原因正是中國官員隱瞞了信息，並給予PCAOB經刪改編輯後的審計文件。協議最終拉倒。結果中概股出現集體「逃離」華爾街的大潮。

江澤民在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權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文革結束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對謝富治和康生進行審查的決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審查結束後，中共中央把謝富治的罪行向社會進行了披露，並撤銷周恩來所做的悼詞，同時還開除了謝富治的黨籍，並下令將其骨灰盒移出八寶山。1981年，中共當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確認謝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經逝世，免除了刑事責任。

新冠疫情爆發這兩年，中國通過核酸檢測、健康碼等工具實現了對人民行動的全方位控制，建立了世界最強「數字極權」。隨機出現的嚴厲封控禁足，動不動就「緊急集合」測核酸，加上大群穿着白色防護服看不清臉的防疫人員，實在太像《魷魚遊戲》中的場面。因為沒有綠碼寸步難行，人們不得不一次次排大隊去測核酸，在深圳等城市甚至被要求每48小時測一次，所謂「鼻子都捅出繭子了」

使用核武器，特別是使用戰術核武器，歷來出現在（蘇軍）俄羅斯的作戰想定中。俄軍設想，在其大兵團進攻、有生力量被敵方聚殲，整個戰役企圖被顛覆，俄羅斯面臨重大危機時，「果斷使用核武器，扭轉局勢，轉危為安，是未來進行戰役決戰時必須考慮的方案。」對比之下，中國近年來一些主流智庫研究戰略的學者也公開提議、修改核戰略，改變以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建議在關鍵時刻「該出手時就出手」。

在2月22日的一家證券公司的電話會議上，沈逸說：「我們認為，俄羅斯單方面對烏克蘭宣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那時，美國政府根據它獲得的情報不斷地向世人發出警告：俄國要打烏克蘭，而且迫在眉睫。對於這些警告，中國的專家們都嗤之以鼻。金燦榮說，美國一直談論戰爭迫在眉睫，是因為美國希望歐洲亂，歐洲亂了對美國有利。沈逸則用特朗普給拜登取的外號「瞌睡喬」說，怎麼「瞌睡喬」拿出的情報那麼差勁。

第五波疫情下，移民人數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與去年七、八月暑假期間機場長長人龍比較，疫情關係新一波移民潮沒有上幾波的傷感離別畫面，但實際人數早已過之無不及。入境處每日有提供出入境數據，但未有累積統計，幸好有獨立評論員David Webb作出整理資料，我們可以更...

由於五四精英們的胡說八道，共產黨上台後就可以吹噓什麼解放婦女，實行一夫一妻制。其實就是把西方的宗教制度引進來，比中國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嚴苛、絕對了一些而已。這絲毫沒有解放婦女，倒是讓婦女沒有選擇地成為共產主義的螺絲釘。這叫解放嗎？

當《隊報》記者問到：自從她和張高麗的事情曝光後，中國政府有沒有對她本人採取什麼措施？彭帥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轉了話題，說：我的個人情事、私隱應該與體育和政治分開。 令人玩味的是，她的這句話，是說給這家媒體聽還是說給中國政府聽？因為，正是中國政府讓她的博文消失、並取消了她的微博賬號，僅僅因為她披露了個人情事和私隱。正是中國政府，把她的個人情事、私隱與體育和政治掛鈎。原因很簡單，彭帥揭發的性侵、性亂主角，是中共（前任）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是最高利益集團的成員，位高權重。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考慮，能夠吸納外籍華人血統且專業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代表中國隊參賽，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僅節約了大量培養成本，奪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從這些外籍華人選手來說，讓這些年輕人考慮中國的政治因素拒絕機會，似乎也不大可能。這些運動員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後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國的華人，不少就是公費選派的，他們出生於文革後期及改革初期，對中共政權的專制黑暗並無切骨之痛，當然也不會教育子女仇恨這個政權。如果獲獎，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是報酬豐厚。

有趣的是，冬奧期間中國代表隊被發現有如谷愛凌等一些備受國籍爭議的成員，去年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谷愛凌表示：「我這個外形和說話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國人，沒有人能否認我是美國人。當我去中國的時候，沒有人能否認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中文流利，對這裏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為什麼中國人會接受同時自稱美國人的谷愛凌也可以代表中國？原來看來相當簡單，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賣婦女的"重災區"。根據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從1986年到1989年，人販子從全國各地拐賣到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48100名。書中最令人驚詫的是徐州市出租車司機拐賣婦女大案。據書中所言，當年整個徐州出租車半數司機都參與拐賣婦女，只要從火車站拉到單身女孩就會轉手給人販子賣掉。這本書還明確寫明了出租車屬於"華航汽車出租公司"、"雲龍旅遊服務公司"和個人私營出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