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我們》編者按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啟迪、指引和改變人們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們」發起了《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活動。
半個多月來，我們收到了三篇大陸讀者的投稿。他們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別來自縣城機關幹部、高校知識分子和農村家庭，或通過學校組織親歷過遊行，或間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餘波，或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努力向下一代傳承着「廣場精神」。
穿越或遠或近的記憶碎片，他們發出了同一個聲音：不要忘記。
(一)我們是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後備軍」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於魯北某縣。我的父母都是黨員，父親在縣政府機關任職。
絕大多數八零後都沒有參與過「六四」事件，很多同齡人甚至沒有任何回憶。我很有幸地見證了和參與了那段歷史，雖然大多只是從電視裏看到的。
三十五年過去了，我貢獻出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碎片。這些記憶也許在下一代人眼裏，會成為歷史的見證。
八十年代
我對中國政治的最早印象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大約1985年，曾祖父指着牆上貼的報紙上的照片說：「這是胡耀邦」，我發不出三個音，最終發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約同一年，我指着《兒童畫報》上面的黨旗和一個對着黨旗舉着拳頭的人，問父母：「什麼是共產黨？」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釋了半天，大意是：「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組織，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
1987年，我們家搬到了縣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經不太出現在報紙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鏡的趙紫陽。
不過當時大家對這個背頭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為他上來之後，我們家經濟困難起來，物價上漲，吃飯開始緊張。鄰居們晚上在門前聊天，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實際上還有一句是「鄧朴方倒賣導彈」，但我記不得這個「賣導彈」的傳言是不是跟「賣彩電」的傳言是同時期了。但很肯定的是，當時群眾不喜歡趙。
靜坐
198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了。就在第二個學期，1989年，好像有領導人去世了。我看到電視裏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幾天之後，群眾們開始議論，說大學生在天安門靜坐。當時的我很震驚，因為我腦海中天安門的活動都是政府組織的，這次似乎不是政府組織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圖為1989年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擺放鮮花和花圈。（圖片來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現在回憶起來，鄰居們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絕食，因為之前新聞聯播的報道都是官方口吻報道，例如「四二六社論」，並不會報道學生的動向。而我們當地群眾如果知道學生絕食，那要麼從官方新聞得知，要麼是從北京親友那裏傳回來消息，這需要三五天時間。
鄰居們晚飯後閒談議論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學生的。
班主任老師在課堂上說，那些大學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遊行
大約是五月份，老師突然要求我們第二天停課遊行。我並不知道什麼叫「遊行」，也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但我很興奮，因為可以不用上課了。
第二天，我們圍着縣城遊行，遊行路線是經過縣政府門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記得隊伍的最前面還打着橫幅，可是我在隊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橫幅的內容。隊伍在喊口號，我也聽不懂內容，只是順着聲音重複喊一遍。
同學們似乎也沒看懂內容，我們很興奮，嘰嘰喳喳邊走邊笑，至少同學之間，誰也沒意識到我們在幹什麼。
路過家門口的時候，我跟老師說了一聲，就回家了。這樣下午上課之前，還能玩三個小時。
不久之後，父親很驚慌地告訴我，「我們縣也有人遊行了」。我說那就是我們。
絕食前後
一天晚上七點多，抬頭看了一眼電視機，李鵬在一個公共汽車上看望學生。印象中，這是新聞聯播在「六四」期間，不多的幾次直接播出天安門地區的場景，其他時間都是兩個播音員念稿子。我看到李鵬微笑着，非常親切地詢問學生，公共汽車裏都是吊瓶。看到李鵬這麼親切慰問學生，我當時在想，看來都緩和了，場面一片祥和。
1989年5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與絕食抗議的學生進行對話。圖為中央電視台1套《新聞聯播》欄目的播出畫面截圖。（圖片來源：Now新聞台）
這件事之後，鄰居就開始議論「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樣的年度流行語（註：1989年5月19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看望廣場絕食學生，對學生說，「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要保重」）。
1989年5月19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美聯社）
清場
就在那幾天，鄰居們議論說黃河大橋上有人阻攔坦克通過。
鄰居們傳來更多的消息，說各地要道上，人民自發阻攔軍隊進京。
那個周末註定要不尋常，周五、周六，鄰居們紛紛議論這兩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學回家寫完了作業，朦朦朧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來，還在床上，父親走過來告訴我，收音機里《美國之音》廣播說，天安門清場了，坦克進城，開槍鎮壓了。
那個星期天，我心裏充滿着恐懼。
晚上，播音員穿上黑衣服，聲音變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這兩個播音員在說話，沒有學生的鏡頭。
1989年6月4日晚間，《新聞聯播》由杜憲與張宏民主持，播報了北京戒嚴等消息，杜憲（左）當天身着黑衣、語速緩慢，最後以「請大家記住這黑色的日子」作為新聞的結語。（圖片來源：網絡）
通緝
電視上出現了通緝令，播音員不停說某某臉上有麻子什麼的。
六四鎮壓後，中國領導層發出「關于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通緝民運分子。通緝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勵之夫婦、北京「高自聯」21位學生領袖等。（圖片來源：法新社）
前幾天班主任還說大學生哥哥姐姐們都是好人，現在她笑着跟我們說，「你們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兩個耳光？」
同學們齊聲喊道：「想」。我沒有出聲，我很震驚，老師變臉這麼快。
父親說，縣裏開始追查前幾天遊行的事情。
趙紫陽下台
電視上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趙紫陽了，說他犯了重大錯誤。鄰居們也開始指責趙紫陽欺騙學生，說他前幾天剛剛去看望學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鎮壓。
隨後另外一個大背頭上來了，名字很生疏。當時的我，似乎已經很習慣每兩年換一個領導人了，這個背頭估計也是干兩年吧。
過了幾天，鄧小平在電視上露面。播報內容記不清了，看表情大約是慶祝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