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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把劊子手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讀吳仁華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作者:
士兵是擅自開槍還是奉命? 有沒有開槍的命令? 作者排除了各個陸軍集團軍擅自開槍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個明確的開槍命令。 作者搜索到11條具體資料為佐證,包括陸軍第40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親筆寫的東西,都提到了開槍命令,而且具體寫到開槍命令是怎麼接到的。 開槍的時間是在6月3日晚10點鐘左右下達的。 戒嚴部隊的前進指揮部設在軍事博物館,其清場指揮部設在人民大會堂。 開槍命令來自軍事博物館的前進指揮部。 第一個接到開槍命令的是38軍。

繼去年六四吳仁華推出力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後,今年六四,吳仁華又出版了一部厚達600頁的新書《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此書一出,立刻引起廣泛重視。作者在北美西歐舉行了多場專題講演,海外各大媒體,包括幾大電台──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BBC和法國國際廣播公司──都對此書作了專題報導。

吳仁華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86年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運爆發,吳仁華是最早投入民運的教師之一。6月3日,吳仁華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委託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護秩序;鎮壓開始時,他就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屬於最後撤出廣場的一批。1990年7月,吳仁華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後輾轉到美國,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現在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問題

作者以八九民運從始至終的參與者和六四屠殺的現場目擊者的身份,本着文獻學家的嚴謹態度和專業精神,經過多年的調查考證,寫下了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解答了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有哪些部隊參加了六四屠殺?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共有14個陸軍集團軍,還有一個直屬中央軍委的空降兵第15軍,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空降兵軍,是中國當時最精銳的部隊;另外還有北京軍區的炮兵第14師;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一師;北京衛戍區的警衛第一師跟警衛第三師;還有武警部隊北京總隊。14個集團軍進京兵員並非全部,進京官兵人數在20萬到25萬之間。

為什麼要調集這麼多部隊?戒嚴部隊如此之多,其公開任務當然是鎮壓民運,但同時也是為了防止黨內可能發生的政變跟部隊的兵變

開槍殺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隊?開槍的部隊一支是從西長安街進來的陸軍第38軍,還有從珠市口、天橋,前門向天安門南面進京的空降兵第15軍。其他的部隊也開了槍,但殺人最多的是這兩支部隊。

士兵是擅自開槍還是奉命?有沒有開槍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個陸軍集團軍擅自開槍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個明確的開槍命令。作者搜索到11條具體資料為佐證,包括陸軍第40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親筆寫的東西,都提到了開槍命令,而且具體寫到開槍命令是怎麼接到的。開槍的時間是在6月3日晚10點鐘左右下達的。戒嚴部隊的前進指揮部設在軍事博物館,其清場指揮部設在人民大會堂。開槍命令來自軍事博物館的前進指揮部。第一個接到開槍命令的是38軍。第一槍在五棵松路口打響,現知第一個死難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殺發生在什麼時間,主要在哪些地點?6月3日,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劃。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點30分,屠殺主要發生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天橋、珠市口、前門等地。6月4日凌晨1點30分以後,屠殺主要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一帶,最慘烈的地點是位於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個事件中,哪些部隊表現得最惡劣最殘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殘暴的莫過於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點20分,在西長安街、新華門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無寸鐵的學生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正在返回校園的途中,戒嚴部隊竟然動用坦克車隊,不走寬闊的快車道慢車道,卻沿着自行車道高速行駛,追殺學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傷。製造這一慘案的屬於坦克第一師,指揮官是羅剛團長和副團長賈振祿,瘋狂軋人的坦克車編號是106.哪些部隊、哪些官兵表現消極乃至拒絕執行殺人命令?他們後來遭到怎樣的迫害?確有不少軍人不願對人民開槍,例如38軍軍長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職務,後來判刑5年;第28軍軍長何燕然及政委張明春被降級調職,第38軍步兵116師師長許峰丟掉了軍職,還有更多下級軍人當時官方聲稱失蹤,其實是離開現場,受到的處罰更為嚴厲。

作者還對六四事件中軍警死亡情況作了考證。因為中共在六四後一直對外宣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軍隊不得已才開槍鎮壓。吳仁華根據自己的調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軍警死了15人,沒有一個早於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可見軍隊鎮壓在先。

吳仁華分別列出了15名死者的軍銜、死亡時間和死亡地點。其中,38集團軍炮兵旅的6個士兵,在6月3號夜裏接到緊急命令,前往天安門廣場運送防暴器材,由於車速過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車,結果油箱爆炸,無法掙脫出來而喪生;第24集團軍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鎮壓1個月以後,在部隊巡邏途中突然病發死亡。他的死亡通知書上清楚地記載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於景祿是被戒嚴部隊自己打死的。於景祿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前進的時候,部隊受到了群眾的阻攔。於景祿急於想到天安門廣場拍攝清場照片,不聽別人的勸阻,換穿了便裝,獨自向天安門方向前進,結果在途中中彈受傷(戒嚴部隊見拍照的就打),被群眾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與所謂」暴徒」毫無關係。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謂」暴徒」有關,那是在軍隊開槍屠殺之後,少數民眾憤怒到極點,出手打死了幾個行兇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軍隊聽從民眾的勸阻,停止前進,民眾就對他們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壇東大門牆外,有6、7萬民眾把3百多官兵層層包圍,祇因為這些官兵沒有開槍,也不再前進,就沒有一個受到傷害;相反,民眾還給他們送吃送喝,還主動把途中受傷的11名官兵送往醫院急救。

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吳仁華這本書,意義重大而深遠。中國人是最重視歷史的民族。對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但我們相信歷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但我們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在中國,唯一能使壞人有所忌憚的就是他們的名字將記入歷史,被後人唾罵。吳仁華之所以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殺內幕,查出戒嚴部隊的番號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為了把這些人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們思考軍人服從命令的問題。祇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是不夠的,正像美國的軍人誓詞裏所說的,軍人也有不服從非法命令的義務。軍人如果執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須承擔罪責。在美軍中擔任軍中牧師的熊焱在《軍人天職與六四屠殺》(載《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一文里把這一點闡述得很清楚,值得我們認真閱讀。

毫無疑問,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元兇。就憑六四這一滔天罪惡,鄧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與屠夫。在這裏,沒有什麼三七開或七三開。正像英國政論家塞西爾所說:「沒有什麼道德的儲蓄銀行,讓人們可以在那裏積存好事,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提取相當數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一個醫生借行醫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殺人犯,他就必須受到懲處。這和他是否還治好過別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謂壞人,並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壞事的比例超過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違犯人類道德底線的事。如果那位醫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說:」我治好過100個病人,祇害死了10個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壞事多10倍,對我至少應該九一開。怎麼能說我是壞人呢?「通嗎?如果一個人殺了人還不認罪,我們還要稱頌他在其他方面的種種成就,對他實行什麼功過几几開,讓他在歷史上還有個正面地位,他幹什麼還要去認那個罪呢?更嚴重的是,後人遇到類似的情況,憑什麼不照此辦理呢?對過去的罪惡辯解,就是對未來的罪惡縱容。除非我們堅持這樣一種標準,造成這樣一種輿論,讓人們都知道,有些事是萬萬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還做過多少好事,你都永遠洗刷不了歷史罪人的恥辱。否則,我們便無異於認可了這種罪行的合法性,並為以後此類罪行的再次發生提供了危險的榜樣。

這就是我讀了吳仁華新書後的感想。

2009年6月24日

責任編輯: 李安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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