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我給研究生上完課回家，路上有幾位刑辯同行聯繫我，要過來拜訪。本想邀請來寒舍吃飯喝酒，但因老人孩子在家，不便多擾，就飯後約在了小區樓下的茶餐廳門口。刑辯律師中有從上海、江蘇過來的，也有從北京趕來的，有見過面的，也有神交已久的。沒想到這一聊，幾至深夜。
刑辯律師的聚會，經常會被演變成辦案經歷的吐槽，尤其是對當下最為棘手而無奈的涉黑案和職務犯罪案件。杜家遷說，民營企業家變成受害群體，是因這些年整個社會在加速黑化，包括官僚階層。而我認為，黑化的原因，是體制內生的反向激勵，做正確的事情得不到獎勵，而作惡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因此得到好處。例子就不勝枚舉了。
比如掃黑除惡的初衷是為了鞏固基層政權，並把反腐貫徹到最後一公里，但實踐中卻變成了為完成政治指標，對民營企業家進行掠奪，以彌補地方財政的虧空，完全變味了。這樣做的結果，黑掃的不受追究，蒙冤的申訴無門，有產者人心惶惶，整個社會都在內耗。再比如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司法部門內查的都是無罪、不起訴、撤訴的案件，根本不查重判被冤的案件，整個導向還是重刑主義，那以後誰還敢有擔當？流水線作業沒有什麼責任，力排眾議敢於糾錯的反而風險最大嘛。
昨天聽說鷹潭案在法援律師參與下草草結束了一審，家屬委託的張慶方律師根本沒有機會介入。慶方算是師兄級了，比我大五歲，高我四級，他博士畢業執業時，我剛好讀博士，認識他也有二十年，只是沒啥交往，畢竟也不是一個導師。但他幹的事情我是佩服的，敢於公開挑戰監委的權威，把這類案件各種違法取證以及法檢的不作為都公之於眾。鷹潭案只是無數監委案件的一個縮影，問題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糾正卻難於上青天。最後我們看到的還是法援律師堂而皇之地鳩佔鵲巢，庭審走過場。
我辦過很多職務犯罪案件，十幾年前在檢察院反貪階段就在辦，那時還有無罪案件，比如當年東北某法院副院長貪污案，就是無罪結案的。但監委成立後，無罪太難了。不是說我辦的都是貪官案件，恰恰相反，幾乎都是體制內的清流。貪官案件認罪認罰沒什麼難度，我的案件都是被告人不認罪且要求做無罪辯護的案件。而我會見他們的第一句話肯定是，必須實事求是地跟我講真話，但凡有一句假話，我就不給你辯護了。去年幾個案件都有驚人的相似，幾乎全是監委以近親屬相威脅逼取口供。
不是說近親屬不能抓，但採取各種威脅引誘欺騙的方法就不對了。比如人民銀行某直屬部門高管案，他不承認有受賄，也查不到任何證據，監委辦案人員就騙他說他老婆被留置了，兒子被刑拘了，但實際上都是假的。結果有人托他買生肖金銀幣的打款，也被當做受賄，誰會以每年定期幾萬幾萬地打入他個人工資卡這種方式行賄呢？比如光大銀行某副總案件，把白紙黑字簽了協議還沒到期的借款當成受賄，以近親屬相威脅，同錄中隱藏秘密，就是死活不調，案件三年多了還沒審完。再比如吉林省銀監局某人受賄案，把他小舅子名下的個人財產，其中還有他自己的銀行貸款和借款，都當做受賄款，為了搞錢都已經完全不顧事實和邏輯了嗎？他老婆去控告，還被抓了當作共同受賄，可是小舅子「行賄」姐夫，怎麼連他姐姐都不知道啊！
昨晚在我家樓下的聊天中，有律師說，清官和貪官現在面臨一樣的風險，清官被整，也會被逼取虛假口供，不管是否喊冤都硬判。貪官被抓，認罪認罰且退贓，判得不高還能在某沒收基礎上說不定還能保留一部分財產。監委辦案就成了概率問題，誰願意做清官呢？就像山西長治的王某，夫妻倆加起來的所有財產只有幾十萬，女兒買房都付不起首付，居然能把他十年前買朋友一輛二手車的差價都當成受賄款，還有什麼能抵抗得住辦案人員的黑化呢？
我在雲南辦理的那個「宇宙最大的黑社會」案件，被告人問過我幾次，我規規矩矩做生意，從不參加打架鬥毆，壞事一件也沒幹過，還每年捐資助學，幫助老人孩子，怎麼就變成了黑社會了呢？那些偵查時搞刑訊逼供，各種手段折磨我們，搜查時順手牽羊中飽私囊的辦案人員，那些不管事實證據拔高湊數起訴，在庭上睜眼說瞎話的公訴人，難道不是更黑嗎？九江案的被告人家屬也問過我，我們真金白銀借錢給他們，他們欠錢不還，甚至仗勢欺人，有錢不還，我們債權人怎麼就變成了惡勢力，而他們不用還錢，然後現在連本金也被當做「犯罪工具」給辦案單位沒收了，自古以來都沒有這個理啊！到底誰黑誰惡呢？
昨晚的夜談，記得最後我有一個總結，這些年的法治倒退，摧毀了一些構築傳統社會道德基礎的價值觀，做好事的沒有受到正向激勵，做壞事的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受到獎賞，社會資源在基層矛盾-信訪控告-程序空轉中不斷內耗，長此以往拖累經濟，導致民生凋敝。而經濟的不景氣，又加重了一種趨利性執法和司法，進一步摧毀公平正義的基礎。對一個人的不公，實際上是對所有人的不公。公平正義是社會最後的防線，一旦破防，那整個社會的黑化只會進一步加劇。我們現在正在這個危險的節點上。危巢之下安有完卵，沒有誰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