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經常聽到中文世界有人講"平庸的惡"或"惡的平庸"。這是漢娜·阿倫特的說法，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隨波逐流幹壞事，像希特拉時代的納粹官員、像文革時代的紅衛兵，像現在中國體制內的一些大大小小官員。
阿倫特對納粹德國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她不是個有深度觀察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對很多事務的評論，都流於表面。在惡的問題上，也是這樣。她有本書，名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納粹德國的猶太事務主管，組織殺害了很多無辜的猶太人。德國投降後，他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受審。
阿倫特旁聽了審判，寫了幾篇文章，後來結集成書。她把艾希曼描繪成一個不善言辭、平凡普通，沒有思考能力的人，說他組織殺猶太人，完全是執行納粹德國的政策，在當時並不違法。
從後來披露的一些有關艾希曼的材料看，也從我個人對邪惡現象的觀察來看，沒有思考能力的不是艾希曼，而是阿倫特。她的整個敘事完全被艾希曼牽着鼻子走，所謂"平庸的惡"或"惡的平庸"，成了她為艾希曼總結的辯護詞。
任何一位有經驗的律師，都能識破被告這種把戲：假裝無辜，假裝頭腦簡單，假裝體制的受害者，幹壞事的是體制，不是他——他只是體制大機器上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阿倫特掉進艾希曼這種自我辯護的套路中，對艾希曼的表演和偽裝照單全收，成了艾希曼玩弄於股掌之間的useful idiot。"平庸的惡"或"惡的平庸"就是阿倫特這麼"思考"出來的。當然，這裏的"思考"是加引號的。
更奇特的是，不少人把這當成深刻。中文世界一些知識分子這樣做，尤其令人不解。中國這兩代人經歷了文革，現在又經歷文革2.0版，體制內外各色人等，作惡都是爭先恐後，一點都不平庸。在現實中，尤其是在中國的現實中，惡不但不平庸，而且相當積極，十分乖巧。很多看似平庸的人作惡，不是因為隨波逐流，而是因為不甘平庸，想通過作惡的捷逕往上爬。
在以前的節目中，我曾經給大家講過"短語的奴隸"——slave of phrases。這是教育普及後出現的一個觀察力萎縮現象。人們從書上看到一個詞，一個短語，像"平庸的惡""惡的平庸"之類，就被這個詞，這個短語牽着鼻子走，成了短語的奴隸，不再觀察，不再思考，不再用現實來矯正概念的偏頗。明明現實中的惡，一點都不平庸，但不少人一看到阿倫特說"平庸的惡""惡的平庸"，就覺深刻，就放棄了自己的眼睛和頭腦。
這些年，我在觀察歷史和現實時，越來越感到一種不安。用阿倫特"平庸的惡"來解釋納粹德國，解釋毛時代的文革，解釋土皇帝的文革2.0，解釋無差別殺人的恐怖分子，雖然方便，但太輕描淡寫，太虛假了。"平庸的惡"成了一塊遮羞布，不但遮蔽了現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惡，也掩蓋了作惡者主動作惡的衝動和意圖。
阿倫特去耶路撒冷看審判艾希曼。她看到被告席上是個唯唯諾諾、滿口套話的中年男人。從這種浮皮潦草的觀察，她得出結論，說艾希曼不是惡魔，他只是不思考，他只是盲目服從命令。阿倫特不知道，大部分有頭腦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是看起來唯唯諾諾、滿口律師教的套話。這是被告席上的常態。何況艾希曼曾經是納粹德國負責猶太事務的官員。他的頭腦顯然比阿倫特的要複雜一些。
一個人在放手作惡時的行為方式，跟他在被告席上的行為方式，完全就是兩碼事。就像一個殺人越貨的劫匪，被抓獲歸案後，上了被告席，跟他端着槍搶銀行的時候，會判若兩人。這本來應該是觀察人的基本常識，但阿倫特缺少這種常識。她用艾希曼在被告席上的言行，來推斷他作為納粹官員，組織滅絕猶太人時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狀態。沒有比這更荒唐的思路了。
在納粹體制中，艾希曼相當精明，在作惡方面極度乖巧。在執行滅絕猶太人的國策時，他不是機械地服從，而是創造性地發揮。為了提高運輸猶太人的效率，他主動設計方案，協調鐵路，克服物流困難。甚至在戰爭後期資源緊張的時候，他仍然超額完成殺人指標。說這是"平庸的惡"，簡直跟精神錯亂差不多。
所謂"平庸"，不過是艾希曼在成為階下囚之後，為了保命而精心設計的一張面具。他把自己偽裝成一顆沒有靈魂的螺絲釘。但他不是螺絲釘，他是作惡者。惡都是人主動作出來的。人不主動去作惡，世界上就不會有惡。這是能撬動"惡"這個問題的阿基米德支點。阿倫特的頭腦中，沒有這個支點。
在中國的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乖巧的惡"，就是為了乖巧地迎合上意，積極主動地去作惡。在文革中，他們發明出各種折磨人、羞辱人的方式方法；在新冠封城清零中，他們不斷加碼，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居民；在文革2.0中，他們主動出擊，小題大做、無中生有，攻擊文明的聲音。他們不甘平庸，乖巧地作惡，從意圖、出發點到結果，都是損人利己，甚至毀人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