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叫汪籛（jiǎn），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應該知道。
1934年秋，清華大學舉行招生考試。當時的試題是不分文理科的，所有考生都做同一套題。有個來自江蘇揚州的考生汪籛，數學考了滿分，總分排名第二。在當年招收的300多名新生中位居榜眼。如果將文理分科排名，他是「學史而數學獨得滿分」，卻又是文科狀元。
這樣的成績當然有點傲視群雄，畢竟沒有一個考生，哪怕是理科考生，能像他一樣數學滿分。
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一年的數學考卷有一道試題出了差錯。所有人都毫無察覺，但是他發現了，並按自己的理解做了修正，還在試卷上作了簡要說明。加上其餘試題他未扣1分，所以得了數學試卷唯一的一個滿分。
汪籛後來成了陳寅恪先生的高足弟子，深受陳先生喜歡。有一次陳寅恪問女兒陳流求說：「你的功課準備得如何？想考進清華大學理科，數學成績一定要好。你數學上有不明白處，可去請教汪籛先生，他的數學極好。」從內心說，陳寅恪非常賞識數學好的學生，因為數學好的學生思維邏輯性更強。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個數學特別好的考生，不學理科而讀了歷史，這對他後來的人生悲劇產生了宿命般的影響。
1953年，上層決定在北京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擔任主任。研究會下設三所，指定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郭、范二人的任命是沒有問題的，兩人都非常樂意。唯獨陳寅恪的頭銜，老先生很可能不會接受。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就成了一個問題。
有人想到了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籛，他曾經是陳寅恪的學生和助手，很受老師的賞識。派他南下勸說老師北上，應該有很大的把握。於是動員陳寅恪出任所長的重任就落在了汪籛的肩上。
此前，汪籛已經在1950年2月加入了黨組織，又在第二年進入馬列學院，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對於組織交給的任務，汪籛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1953年11月，還在馬列學院學習的汪籛，帶着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親筆信南下廣州，拜見已經有幾年不見的老師陳寅恪。11月21日晚，他在面見老師時，將信親自交給了陳寅恪。次日晨，陳寅恪便作出了由妻子唐篔執筆的答覆，坦率而堅決地表達了自己不去北京的原因。
汪籛是陳寅恪很欣賞的弟子，當年只有37歲，正是充滿熱情的年代，面對一個新的政權，他不乏興奮，並積極投身其中。他去廣州請老師就任第二所所長職務，是上面對他的信任，他也相信自己可以說動老師北上任職。
結果出乎意料，他和老師沒有談好。這沒有談好的原因，劉夢溪後來分析，是汪籛表現得太過於高興，陳先生不喜歡這樣的態度。
一個政權的變遷，有很多複雜的東西，文化的、歷史的都在裏頭，陳先生看得很深；汪籛顯然做不到這樣，所以兩人談不到一處。陳寅恪後來只能明確講，我不能去，如果讓我去，有兩個條件：一，歷史二所不學馬列主義；二，請毛公或者劉公給我寫一封信，准許二所不學馬列。這當然是上面不能答應的，所以陳寅恪也就不願出任所長。
他在給科學院的答覆中，重申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他說做學問，必須以此為準，一切皆可以讓步，只有這個不能讓。在現代學者中，能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持到如此高度和純度的，沒有第二人。
汪籛沒能完成上面交給的任務，不免失落，也心有不甘。他想再等等，希望老師回心轉意。為了讓汪籛打消這樣的念頭，10天之後，時間是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籛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籛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覆，談話結束時，陳寅恪叮囑汪籛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帶着這份答覆，汪籛失望地返回了北京。他不但沒能完成上面交給的任務，還失去了做陳寅恪學生的資格。老師在答覆中說：「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
此後師生二人再無見面。
1966年，所有人同時置身於一場運動。先是批吳晗的《海瑞罷官》，後來拓展開來，也批翦伯贊、汪籛宣揚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讓步政策。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運動迅速升級。6月1日這天，《光明日報》發表題為《翦伯贊是怎樣積極賣身投靠蔣家王朝的》文章。僅隔一天，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文章說：「他們叫嚷反動階級的所謂讓步政策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把勞動人民和農民戰爭的偉大作用一筆抹殺。他們歌頌的，只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將相。他們是史學界裏的保皇黨。這些權威，有的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的墮落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邊緣。」
這種定性，已經上升到了敵我矛盾。與此呼應，在北大校園內，被第一個揪出來開刀祭旗的便是歷史系教授汪籛。他早已不是又紅又專的黨內專家和著名馬列主義新史學的帶頭人了。早在他南下勸說陳寅恪北上無功而返後，他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隨着《光明日報》對汪籛的點名批判，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直接盯上了汪籛，在他居住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翌日，當造反派前來檢查時，發現貼在門上的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散落在地。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說法：一說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說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了下來。憤怒的造反派根本不加分析，便異口同聲譴責汪籛仇視文革，蓄意搗亂，企圖阻止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
昔日的學生們個個面目猙獰，勒令汪籛低頭認罪，並找來漿糊將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迫於無奈，只能一一照辦，但內心深處卻無法忍受革命小將對他的羞辱。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遺訓，不斷啃噬着他的靈魂。就在當天夜裏，汪籛決定以死抗爭，維護做人的尊嚴。他喝下了原本用來殺蟲的「敵敵畏」，沒想到毒性發作後，令他痛苦不已，他在房中一邊號叫一邊以頭撞牆。這慘痛絕望的叫聲驚動了隔壁鄰居，大家相互招呼出門施救。但汪籛顯然是抱定了必死之心，從裏邊反鎖了房門，眾人無法進入。待大家強行把門撞開，進入房間時，汪籛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他離開這個世界時沒留下任何遺囑。他是在默默無言中走的。
汪籛生於1916年，死於1966年，年僅50。
2024-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