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靠在北大貼出大字報一舉成名。大字報是一種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圖為1966年大字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一
還有多少人記得聶元梓是誰？文革初起時，我還是個鼻涕隨處抹的小學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時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她，在學校飯廳的東山牆上，貼出大字報，聲稱要把校長陸平等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此文被毛澤東看中，欽點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聶元梓從此平步青雲。
一年之內，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雖說聶元梓此時已四十掛幾，仍被尊為中國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我曾在照片上見過她：戴着近視眼鏡，微胖的方臉透着狠勁，在成堆的紅衛兵簇擁下，她高舉拳頭，鬧革命的勁頭十足。
在造反派圈裏，她儼然坐穩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沒聲兒了。若干年後當她再度露面報端時，頭銜變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羨林在《牛棚雜記》裏罵她是：破鞋。傳記作家葉永烈後來宣佈她已病死獄中。
前些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聽朋友說：聶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滿懷期待地趕去拜訪：興許能從聶的口中探出些聞所未聞的文革內幕呢！
沒想到，我的最終收穫，竟是對人，而不是對事。
二
在一棟骯髒的居民樓里，我敲開了她的門。眼前的聶元梓，早已失去當年的雄姿，畢竟是往九十歲奔的人了，朝我走來時，難免步履蹣跚。
我環顧四周，狹窄的房間裏擺着一對老掉牙的單人沙發，靠牆有張單人床，床前是書桌，床桌之間勉強能容下一個人。窗外天寒地凍，屋裏卻沒有暖氣。「一九八五年我出獄後，整整十四年政府沒有給我一分錢生活費。」這是見面後聶元梓說的第一句話。「我三七年就參加革命，我曾為黨出生入死。」
交談時她還不停談到在監禁中所受的苦難：赤着腳在冰水裏挑泥築壩，摔折了腰椎；長時間待在潮濕陰暗的牢房裏，落下一身的痛病；罰站十六個小時，稍一動彈，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腳腕骨；在批鬥她的萬人大會上，她剛要開口申辯，套在她脖子上的細繩立刻勒緊了。
能感到聶元梓是在爭取同情。莫非想緩解人們對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發生在北大的血腥場面，要忘記也難：數以百計的教授、講師、學生被以各種名目關押，百般折磨，嚴刑逼供。歷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亂棍之下，英語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殺，學生鄧朴方被從樓上推下來摔成終身殘廢……
我問聶元梓：眼看無辜者被批被鬥，慘遭鐵棍、鋼絲鞭的毒打，你為什麼不管？她的回答是：當時太亂，我怎麼管得過來？稍停，她似乎也覺得難以自圓其說，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當權時，死的人比他們少。
竭力要減輕內心的罪惡感，這就是聶元梓晚年的心境。無論回憶往事，還是訴說現狀，你總能聽出，她在努力表達一個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壞人。只是像她這樣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壞人，做簡單的定義麼？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時，動機確實單純：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的。後來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風」，大把地抓特務，嚇得她連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於擔心被說成是日本特務，她改成了「元梓」。不過她沒有被嚇倒，反而在戰爭年代仕途順遂。一九四五年她剛滿二十四歲，就在哈爾濱當上區委書記，五年後定為高級幹部：行政十二級。
對於走運官場的原因，聶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學文化程度顯然也幫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經膨脹起來的權力欲，在進入和平時期後，連連受挫，一九六零年進京前，她的職務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賞識，這是聶元梓的無奈。她的個性既率直又固執，脾氣犟得像牛，別人越說不行，她越要做，經常出言不遜。和平時期的官場所需要的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投其所好，溜須拍馬，她一樣都學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關係：較真，死磕，無理爭三分，難以相處。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敗。從外表看，她遠談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戰爭年代的革命隊伍中，男人遠多於女人，她丈夫是個才子，娶她不過是聊勝於無。聶元梓不是賢妻良母類，你在她身上尋不到溫馨柔婉的女人味兒，甚至老年婦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沒有，冷漠的神情與僵硬的談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義，鐵石心腸。難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們過着嚴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長的丈夫仍敢於背棄她，肆意在外採花摘柳，可見內心對她已經有多麼厭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爾濱成了聶元梓的傷心地。急於離開的她向哥哥求援。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學做校長的朋友陸平幫忙。誰說毛澤東治下不講究人情關係？聶元梓就這樣進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進京時，三個孩子都還年幼，為了她所說的「工作需要」，其中兩個交給她母親帶，一個送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