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錯了，」母親說，「為什麼不跟着學校走呢？學校代表縣裏，縣裏代表市里，學校要保他，縣裏要保學校，市里要保縣裏，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不信，卻偏偏聽信什麼法律。」
「異類」
今年過年前一個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親。母親此次生病是因為我。自從弟弟出事之後，她對我的依賴越來越大，近期幾乎三天兩頭來電話。最近這次，我趕稿心煩，便在電話中嗆了她。第二天早上父親來電，說母親腦梗住院了。
母親原本多病纏身，腦梗是糖尿病的併發症。好在並不嚴重，在縣醫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間有個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時候，我想記下他的話，以利於母親後期治療，因手頭沒有紙筆，便順手用手機錄下。結果無意中捅了婁子。在縣醫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過去，問是不是對醫院有意見。弟媳緊張壞了，我也趕緊澄清。但醫院仍不放心，以關心本院職工家屬的名義，派了一名副院長來看望母親。
我這才真正體會到，因為「談話死」事件，我確已成為家鄉人眼中的異類，甚至是敵人。
「談話死」是三年前發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學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會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違紀學生時動了手，後者離奇倒地死亡。學校領導出於「維穩」，安排柴會超躲起來，並暗示其不能承認動手。柴會超壓力很大，發短訊問我怎麼辦。我諮詢了幾位朋友，之後回家，背着學校，帶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會超後來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個月，上訴後維持原判。
這件事——確切地說是我在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鄉引起很大爭議。我至今還記得在一個飯局上，一位縣法院領導痛心疾首的樣子。他對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議，毫不掩飾地認為是我把弟弟給害了。
我後來曾設想，假如柴會超不給我發那個短訊，沒準還現在還仍然是一名教師。而我也不至於為此飽受煎熬。
他為什麼非要給我發那個短訊？我還記得自己當時趕到學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賓館時，他分明跟我說：你幫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說那樣會眾叛親離。但最後還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車上，他悄悄給妻子發了一條短訊，說「長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馬上電話追過來，說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會超說了句「你不懂」，便掛斷電話。
大概從六七年前起，為了幫父母排遣寂寞，我給他們訂了一份《南方周末》。因為農村收報紙不方便，我後來把地址變更為柴會超在縣城中的家。這樣每一期報紙他會先讀到。我想，在決定給我發那個短訊時，他大概已經受到這份報紙所秉承的價值觀的影響。
「你們是替弱者說話的，」見面後柴會超跟我說，「學生是弱者，按說你應該站在他們那邊。」
後來，我曾將我這個問題上的糾結跟一位在家鄉政府部門工作的同學吐露。他正色跟我說：你錯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後來的進展印證了同學的話。死者家屬非常強勢，在此案進入司法程序後，家屬不僅多次上訪，還把主辦此案的檢察官咬傷。開庭時更是大鬧一通，甚至對柴會超的律師發出死亡威脅。
媒體報道則不出意外地一邊倒。柴會超成為教師體罰學生的負面典型。我還記得有一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後來恢復的監控視頻畫面，義正詞嚴地說：很明顯，柴會超是故意把學生帶到一個離監控較遠的地方……
至於學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問題，似乎只有我和柴會超在乎。
母親說我錯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親曾是我在家鄉惟一的支持者。可是，這次回家讓我發現，那只是個假象。在出院之後的一個晚上，母親終於對我說出了心裏話。
「你錯了，」母親說，「為什麼不跟着學校走呢？學校代表縣裏，縣裏代表市里，學校要保他，縣裏要保學校，市里要保縣裏，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不信，卻偏偏聽信什麼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