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方在"專家院"及中國政壇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由專制到民主的政治過渡和民主中國建設的"定海神針"
以上關於"專家院"的設計，賦予了其頗為巨大的權力，尤其是在與其他權力機構衝突時，"專家院"擁有最終決定權。這樣的權力顯然不是靠"專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聽從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備之"，即便是科學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決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關方聽從，也必須有強大的暴力機器為後盾。
因此，我設計中的"專家院"特意包括軍方人員。在"專家院"的400人中，應有50人來自軍方。這些軍人在"專家院"，當然並不只是為了處理與軍事領域有關的專業問題，更是為了讓看起來文弱的"專家院"變得真正強大和具權威。
民主中國當然要實現"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軍隊中立化"，讓中國軍隊（名稱由"解放軍"改為"國防軍"）擺脫現在"黨指揮槍"及對領袖和軍方強人個人忠誠的狀態。但是即便國家實現了民主化，軍隊也不可能完全超脫現實，它必然受到來自各方的影響。無論是總統、議會、大法官這"三權"，還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勢力，乃至軍方內部的強人，都會試圖影響、操縱、控制軍隊。而人數超過百萬的中國軍隊/軍人集團（以及人數更多的退役軍人和軍人家屬），其自身也不會甘於對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為和得到各種利益，擁有更多作為軍人的尊嚴與價值。沒有了"黨指揮槍"的中共對軍隊的嚴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撫軍方的體制機制，軍人很難自覺抑制干政乃至政變當權的衝動。這在民主中國剛剛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時更是容易發生。
如果某些勢力成功滲透和影響了軍方，乃至對軍隊有了絕對控制力，那中國的民主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名無實。或者，軍方依靠槍桿子壓制了文官集團，軍人直接登上最高權力寶座，會出現類似於1960-1980年代的韓國和拉美、現在的緬甸那樣的軍政府統治中國，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樣政權長期被軍人集團深度介入把持，對中國同樣是巨大災難。如果不是一股勢力壟斷軍權，而是多種勢力均有滲透，那樣也並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導致軍隊山頭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衝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國甚至可能出現內戰。滿清滅亡、民國肇始的政治過渡期，中國的軍閥趁機割據、相互混戰，就是明確的前車之鑑。而1917年後的俄國，沙皇退位、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後，發生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慘烈內戰，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用武力解散民選的"立憲會議"、建立一黨專政，導致俄國背離和平走向戰爭、失去民主轉為專制的歷史前例，也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於放任國人為所欲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維護秩序和樹立權威，否則惡人和野心家就會趁虛而入。
還有，在中國由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軍方的態度對於中國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過渡，有着關鍵性的影響。如果不能許諾軍方在民主化後擁有崇高地位和話語權，那軍方會更傾向於站在中共一邊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將道德正義感召和現實利益引導相結合，成功拉攏軍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邊，就會加速民主的來臨，並讓中國民主化的過渡期相對安定和平。
而實現民主化之後，民主中國也需要軍人的存在和作為，軍人既要對外保衛主權和國家利益，也要對內捍衛民主體制不被顛覆和維護社會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議會正常運行和施政。如果沒有強大和忠誠勇敢的軍隊對內對外捍衛民主和人權，民主中國就會像歷史上文治燦爛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進步但內外交困的民國那樣，被殘暴的外敵和棘手的內患合力摧毀，讓中國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臘雅典城邦被野蠻尚武的斯巴達城邦征服、興盛一時的古羅馬亡於諸"蠻族"之手、曾經包容開放進取的伊斯蘭文明在基督教十字軍和蒙古人夾擊下走向沉淪封閉，都反映了沒有足夠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與悲劇。
因為武力弱小文明被毀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軍人作為改革進取"定海神針"的成功例子同樣不乏前例。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領導的土耳其國民軍，對外擊敗英國和希臘的入侵、保衛了土耳其主體領土的存在，對內推翻了腐朽的奧斯曼蘇丹王權教權統治，壓制宗教保守勢力，大力推動世俗科教和發展現代工業，將落後衰敗的奧斯曼帝國改造為現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國（相反，同時期同樣試圖實現現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為缺乏軍隊支持，結果其被宗教保守勢力推翻，本人流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局面，成為塔利班崛起和得勢的遠因）；如二戰後的日本，在麥克阿瑟及其繼任者領導的駐日美軍管制、監督、保護下，由野蠻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形態，轉變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民權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艷羨（相反，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在美軍撤出、脫離美國管轄、擁有了獨立自主後，卻變成強人割據、暴力頻繁、經濟萎靡、腐敗橫行的落後國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轉型、發展中，都沒有發生大規模致人死亡的暴力衝突，更沒有內戰，即便轉型劇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會秩序井然，這當然和軍隊力量為轉型與改革做後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發達國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護衛和拓展下實現的。"畢相拿翁盡野蠻"，英法德美諸國的經濟發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權存在乃至擴張的基礎上的。假如英法軍力不敵俄國和奧斯曼，美國工商業主導的北方軍隊完全敗給南方奴隸主階層，那歐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進步，也都會隨風飄逝或起碼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法擊敗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國力尤其軍力的勝利，而非憑藉民主自由就可戰勝暴政。
沒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惡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則是脆弱易毀的。文武兼備的國家和民族才能生存發展、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面對這些前車之鑑和歷史經驗，民主中國顯然應在發展鞏固武力，保障政權和國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談得上民主法治和經濟繁榮；只有軍人支持和保衛民主和進步，各種轉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國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國當然不要侵略擴張，但起碼應該能夠自保生存。
當然，內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現實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矛盾衝突劇烈，驕橫不法的權貴精英、精於算計的中間階級、野蠻無賴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說服的，推動觸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會引發抵制（"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外敵更難用法律和道德約束。何況，經歷專制暴政荼毒後的中國人，無論仍具優越感驕橫心和試圖死守既得利益的舊權貴精英，還是復仇和補償前失心態強烈的平民大眾，普遍心理扭曲乃至變態、畏威不懷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會為私利和個人恩怨破壞民主進程和國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馴化下，國人沒有同情心同理心，對權利和群己權界問題認知錯亂，往往只要權利不願意承擔義務，強烈追求個人利益同時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習慣於損人利己。例如中國各地經常發生反對建設發電站、垃圾場、臨終關懷中心的"鄰避"行為（甚至移民到國外還保持這一習慣，加拿大和澳洲的鄰避性質的抗議、杯葛行為，皆是華人尤其華人新移民主導）。而男性反對女權、京滬居民反對外來者享有同等權利、國企工人鄙視農民、正式工歧視臨時工並反對同工同酬，都是例子。這樣的國民不可能自覺自愿的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參與政治、合理爭取權利。
中共政權依靠高壓維穩體制，將社會矛盾尖銳的中國維持在表面相對和平的狀態。但這種壓制越嚴重，未來反彈也就會越強烈。中共政權崩潰時，各種被壓抑的勢力都會湧出，平民大眾將由順民瞬間成為暴民（尤其貧困和痛苦的底層必然出現各種"悍不畏死"之人），權貴精英和各利益集團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許多亡命之徒製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場合恐怖襲擊和隨機殺人、暗殺政要、報復以前當權的仇人、基於宗教和民族的仇殺），以謀取利益或發泄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壞正常的轉型進程，不利於民主大業，也會導致許多無辜者連帶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濫，就會導致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間仇恨越來越大，最終陷入殘酷的暴力循環（可參考中東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沒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殘忍嗜血一面，無秩序的轉型必然導致暴亂），全國局勢必然失控，人民也會遭遇大難。沒有和平，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都必然不能實現，相反會導致經濟崩潰和大量人道主義災難，國家不興反衰。（俄國從19世紀中期至今幾次在專制高壓和無序暴力中反覆，人民時則為順民、時則為暴民的狀態，就是典型的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