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華歷史上最為風雅富庶的王朝。一部《東京夢華錄》，一卷《清明上河圖》，留存了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末世繁華，此後便是衰敗之始。宋人認為，徽宗朝的「北宋六賊」，正是導致宗社之難的歷史罪人。
當金兵南下，虎視京城之際，徽宗為避兵燹，匆匆退位。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太學生陳東上書繼任的欽宗，指斥前朝六大奸臣，認為「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其中，禍主弄權、結黨營私的宰相蔡京乃是六賊之首，最為後人熟知。
蔡京一生歷經神、哲、徽、欽四朝，四度為相，專權近二十年，可謂元老重臣，榮顯至極。然而他生前便被大臣上疏十四宗罪，罔君父、廣費用、變法度、喜導諛、窮土木等，無一不是禍國殃民之舉。故最終蔡京自食惡果，活活餓死於流放途中，身後更被載入《奸臣傳》，身死名裂。
周旋黨爭，反覆小人
蔡京負才子名，善書法、文章，不僅有機會名列書法四大家，其作品更為宋天子所珍愛。24歲時，他金榜題名，登進士第，歷任錢塘尉、舒州推官、起居郎等職；因出使遼國有功，與其弟並為中書舍人，掌管擬寫詔令，成為朝廷美談；繼而一路升遷，於元豐年間轉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他亦有宰相才，神宗宰相王安石、哲宗時的王珪與呂公着，皆讚賞他的政治才能。宋人重文輕武，蔡京本可在朝中做一番事業，或在藝文領域開創一片天地，但遺憾的是，他才高德寡，甫入官場便急於鑽營，周旋於新舊黨派之爭，毫無節操尊嚴可言，初露奸佞狡猾的本性。
起初，蔡京是以變法派的面目立身朝廷，支持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的一系列新政，並通過他的弟弟、王安石之婿得其賞識。至哲宗朝初期，太后臨朝，在新法實施出現諸多弊端的情況下，重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在任時，盡廢新法，並要求各地在五日內恢復差役法，代替王之雇役法。
蔡京見風使舵，當同僚們埋怨時間太緊時，他率先在轄地開封各縣完成法令的變更。司馬光得知蔡京雷厲風行的執行力，大加讚許：「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然而他很快被諫官彈劾懷奸邪、壞法度，被調任外地。
而哲宗本人傾向新法，於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起用張惇等變法支持者。張惇為相，率百官商議新政舉措，長時間不能做出決策。這時的蔡京有幸重回朝堂，見新法再受重視，立即拋棄舊法，向張惇建議：「按照熙寧新法施行，還有什麼需要商議的？」
關於是否推行變法改革，朝中文官大致分為變法派與保守派（或稱新、舊黨），兩股政治力量隨執政者意志而消長。十年之內，蔡京如變色龍一般，先後依附不同黨派的司馬光與張惇，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為有識之士所鄙夷。因而在徽宗初即位時，年過半百的蔡京，遭彈劾一貶再貶，最後被罷去一切行政職務，閒居杭州，其官運亦跌至谷底。
投君所好，媚上專權
宋徽宗即位之初，尚有心做一位明君，欲繼承父兄遺志推行改革，因主持朝政的太后支持保守派而難伸其志。而他本身又是位雅好文藝的才子皇帝，生性風流輕佻，很快便按捺不住本性。他欲搜羅民間古玩字畫，在杭州設「供應局」，並派寵信的宦官童貫任供奉官，赴江浙一帶獵奇尋珍。
善於投機的蔡京迅速捕捉到絕佳的「翻身」機會，備厚禮賄賂、結交童貫。童貫在杭州盤桓數月，蔡京便日夜陪伴，助其尋訪、鑑賞書畫，極盡巴結、諂媚之能。而他的作品同樣是童貫求之不得的珍品，遂得以源源不斷地送入宮中。他還通過童貫結識受寵信的宦官與道士，讓他們時常為自己美言，成功地引起徽宗的關注。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即徽宗登基的第三年，蔡京被征為定州知州，同年便召回京城，拜為右丞相。詔命下達那日，徽宗在大殿召見他，表達「紹述父兄」的理想：「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承，卻兩遭變更，國家大事還未確定。朕欲實現父兄遺志，卿有何指教？」蔡京為了謀權固寵，立即成為堅定的變法派，叩頭謝恩，表示願以死效力。
於是，他成為徽宗在藝術與政治上的雙重「知音」，次年二月便拜為左丞相，位在百官之首。一年之內，蔡京連跳三級，從一個放逐賦閒的散官，一躍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朝權貴。徽宗於中書省特設講議司，命蔡京主事，讓他成為變法的主導者。蔡京再獲重用，天下人皆拭目以待，希望他能重振朝綱，通過改革為大宋帶來新氣象。
而真實的情況是，蔡京假託變法之名，卻無一事合乎前朝法度，反而將手中職權作為迷惑天子、黨同伐異的工具。他親自任免官員，將其黨羽置於要職，負責宗室、國用、商旅、賦調等重大國事。對於不附己者，蔡京將他們或削職、抓捕、流放，直到大權在握，朝廷內外再無反對之聲。
苛征暴斂，以濟君欲
或許由於前朝君臣政策反覆，理財不當，徽宗初年竟出現國庫極度空虛的窘況。蔡京當權可謂「臨危受命」，針對茶法、鹽法、方田、漕運等多方面進行「經濟改革」。王安石之法發展至徽宗朝，已無太多富國強民的意義，並淪為小人聚斂財利的工具。蔡京發明的謀取暴利的茶鹽二法，對百姓造成的苦難尤甚。
在茶法的改革上，蔡京允許商人與茶農直接交易，但必須購買官府壟斷的茶引（一種運銷資質）及盛茶器具。官府不僅從中獲取高額的茶引收入，並且強令商人在買茶、販茶之地重複買引，而茶租不減，令商人皆視茶法如傷人猛虎。
鹽法取利更甚於茶，蔡京的鹽鈔法，命鹽商向官府購買鹽鈔資質，管理上與茶法相似。然而在實行過程中，他多次改變鹽鈔，時常出現購鈔而鹽未給、新鈔代替舊鈔、再輸錢購新鈔的惡性循環。宋史載，無數家財數十萬貫的人家，受此鹽法連累，朝為富商巨賈，夕則破產變成乞丐，更有那絕望者投水或自縊輕生。
經過蔡京的改革，北宋財政似乎實現成倍的增長。但這種做法，實為通過搜刮民脂民膏帶來短暫的經濟繁榮。《宋史·食貨志》載：「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然而，因茶引、錢鈔的售賣大權屬於中央，其稅收亦不許地方支用，因此蔡京不過是用強征暴斂的方式，將天下財富盡歸京師，收作天子私財。而大宋巍巍基業，正在這些苛捐雜稅中逐漸走向衰落。
才子皇帝徽宗醉心藝術，耽於享樂，宮中開支日益龐大，蔡京的改革舉措恰好為其奢侈的帝王生活提供資本。在國家太平、府庫充盈的假象面前，蔡京又從《易經》中斷章取義，提出「豐亨豫大」的謬論，迎合君欲。
蔡京不斷慫恿徽宗揮金如土，從而證明宋朝國力雄厚，震懾番邦四夷。他也因此備受徽宗寵信，儘管他在改革期間被彈劾罷相，卻能旋即東山再起，加封公爵。
有一次宮廷設宴，徽宗取用幾枚玉器，卻擔心違背先祖節儉之風，遭言官議論：「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蔡京揣度上意而奏，他出使遼國時，看到遼人用的玉杯玉盤都是石晉時期的東西，他們還拿出來誇耀，說宋朝沒有這麼貴重的物品。因而他認為徽宗使用玉器，「於禮無嫌」。
徽宗仍不放心：「先帝想造一座數尺見方的小台，都會遭到百官諫止。人言可畏，這些玉器放置這麼久了，如果有人進諫如何分辯呢？」蔡京繼續鼓動：「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足畏也。陛下應當享受天下的供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徽宗聞言稱是，深以為然。此禁一開，徽宗更是毫無顧忌地揮霍錢財，鑄九鼎、祭明堂、祀園丘、修新樂、造萬歲山等，享盡人間繁華。而這背後，卻沁滿了大宋子民的血與淚。
清洗「舊黨」，剷除異己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變法以來，持不同政見的文士們分化為新舊兩黨，幾十年來圍繞是否支持新政，不斷出現爭論與諫諍。這原本是北宋朝自由風氣使然，卻被小人從中利用，將一場思想交鋒演變成黨同伐異、排斥忠良的奪權戰爭。
元豐8年（公元1085年），哲宗繼位，主政的太后力圖恢復「祖宗舊制」，起用舊黨司馬光等人。他們盡罷新法，同時將改革派人士或貶官、或遷謫。這一時期稱作「元祐更化」，至元祐9年（公元1094年）哲宗親政而結束。此後新黨張惇入相，時任戶部尚書的蔡京依附新黨，為謀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他打着恢復新法的幌子，大肆清洗元祐時期的舊黨。同時，他為了打擊異己，甚至羅織罪名，將並非舊黨的異己者劃為元祐黨人。舊黨及無辜人士被蔡京構陷，或遭貶官，或被流放，甚至客死他鄉。
當蔡京在徽宗朝出任宰相後，新黨迫害舊黨的歷史再次上演。在徽宗初即位的元符3年（公元1100年），天現日食，徽宗下詔求言，並表示言論不當者亦不加罪。於是百官上疏言事，大多論及新法。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徽宗出爾反爾，要追究言論激進者的罪責。蔡京便藉機把元祐、元符年以司馬光為首的120位舊黨斥為「奸黨」。兩年後人數又增至309人，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大文學家皆在其中。
蔡京打壓舊黨的手段更甚於哲宗時期。除了將在世的舊黨官員流放至邊遠苦地，他還請徽宗書寫碑文，將「奸黨」姓名刻成「元祐黨籍碑」立於宮門前，並讓各地翻刻。同時，舊黨的文集、畫像等作品成為禁忌，他們的子孫永遠不得做官，不得與皇室通婚，五服內親屬亦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
所幸天道不泯，百姓並未受蔡京蒙蔽，對元祐忠臣依舊抱以崇敬之心。史料載，長安的石工安民，被征去刻印黨人碑，他萬般推辭：「小民愚笨，不知立碑之意，但像司馬相公這樣的人，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我不忍刻也。」官吏欲降罪，他只好領命，並請求不要將名字刻在碑末，「恐得罪後世」。九江的一個石工奉命毀棄蘇軾、黃庭堅的匾額，直言不諱：「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
蔡京本欲讓政敵身敗名裂，卻弄巧成拙，反將自己的險惡用心昭示天下。然而，元祐黨籍一案，終究影響了宋廷的人事格局，致使忠良盡去，政事不堪，埋下國破家亡的隱患。
貪戀相位，窮餓而死
根據宋制，官員年滿七十歲便要退休，稱「致仕」。或由本人陳乞致仕，主動辭官；或由朝廷強令致仕，將那年邁而流戀官場之人，請出廟堂。蔡京一生追名逐利、把持朝政，人到中年才拜為宰相，又歷經四起四落，絕不甘心將榮華富貴拱手讓出。在最後兩次的宰相生涯中，他不顧聲名狼藉與年老力衰，緊握相權不放，表現出一代奸臣貪婪無度的本色。
政和2年（公元1112年），蔡京以66歲高齡第三次出任宰相，他本應在四年後致仕，卻始終沒有放權離去的意思。《續資治通鑑》載，當童貫與蔡京之子蔡攸向他索取「謝事表」以暗示他致仕，蔡京竟然手足無措，慌慌張張地哭泣道：「京衰老宜去，但不忍心這麼快就退休，因為君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情急之下，他竟連自己兒子也不認得，直呼為「公」，引得左右竊笑不止。
宣和6年（公元1124年），78歲的蔡京已是「目昏眊不能事事」，卻強行擔任宰相之職，批示公文、上朝奏對等一應大小事務交由幼子蔡絛代勞。蔡絛輔國無能，恣意為奸、竊弄權柄之作派卻一如蔡京。因其不能勝任，徽宗大怒，下詔免其職權，並授意童貫再次提醒蔡京上表辭職。蔡京再次大哭拜倒：「上何不容京數年，一定是有人進了讒言。」這樣，他才奉命上交辭官奏章，徹底放權。
第二年，金兵大舉南侵，徽宗匆匆傳位於欽宗。蔡京失去天子怙恃，一夜之間成為眾矢之的，被指責為傾覆大宋的國賊之首。百官紛紛上書，痛陳其奸惡之行，令他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一年之內連貶五地，最終發配韶、儋二州。
流放路上，蔡京攜帶大量金銀財寶，本以為餘生衣食無憂。豈料，他的惡行為天下人盡知，一路上遭人唾罵，更買不到一粒米、一口水。每過州縣，蔡京被官府驅逐，不得行走大道，嘗盡飢腸轆轆、顛沛流離之苦。這時他才不得不嘆道：「京失人心，一至於此。」
潭州是他人生的最後一站。《宣和遺事》載，蔡京窮病交加，在那裏回顧一生得失，作一支絕命詞：「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無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遙望神州淚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多行不義必遭惡報，最終他餓極而死。
靖康2年，金兵攻破京城，俘虜徽欽二帝與皇室成員，北宋迅速滅亡。這場「靖康之變」，成為宋人永遠的傷痛和恥辱。蔡京或許沒有想到，他的所作所為害己誤國，不僅留下千古罵名，更給宋朝帶來深重災難。「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慷慨之聲迴蕩至今，教人扼腕嘆息；而奸臣當道、小人禍國的歷史教訓，更應成為今天的明鏡和警鐘，告誡人們親賢遠佞，明辨忠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