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耕地「進出平衡」在基層的執行，明顯不符合實際，製造混亂，但沒人敢說。一些生態環保的問題，也明顯在折騰，也不敢說。某地有個起火點被上級遙感到了，打電話要求地方上處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個，上級發怒了，說這個地方的領導還能不能守住生態環保「紅線「，這可把地方嚇得半死。
於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稈禁燒，花了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嚴防死守，真是勞民傷財。
某地發了一個禁止幹部吃喝的文件，結果搞得風聲鶴唳，基層幹部連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實上，鄉幹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眾家裏吃個便飯，群眾其實很高興。很多事情，給群眾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間連飯都不能吃了，還講什麼群眾路線呢？
但基層幹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這個時候背一個「頂風作案」的帽子。乾脆就不吃了唄，現如今誰還缺吃缺喝啊？
06
技術霸權
這些年，基層已經被陷入了技術牢籠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級都給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統，你就得照着這些技術設定工作。基層其實就是填表員，被系統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動性的了。
越來越多的部門依賴於現代技術，其目的無一例外都是為了更好得監督和控制基層。國土、生態、林業、環保等部門，都用上了衛星監測技術，是不是發一個圖斑讓基層去整改。圖斑真是有圖有真相，容不得基層狡辯。基層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級就不想一想，這些圖斑所揭示的所謂真相，是需要解釋的。不同層級，不同地方，解釋很不一樣。不容解釋，已經成了技術治理的最大特點。而上下級之間一旦失去了解釋溝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門依賴於技術，其實是懶政。因為技術代替了具體的行政工作，這些部門完全可以依賴於第三方去操作，基層已經是傀儡。乃至於，很多基層為了避免被技術霸凌，乾脆攻關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術，代替上級擁有實際權力，進而有了和基層做交易的能力。基層到處都是第三方，這也算如今基層治理的一大奇觀。
07
唯利是圖
基層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圖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一切工作都圍繞着項目轉。幾乎每個縣都把重大項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個縣級領導得領銜一個項目，每月都要檢查進度。
招商引資、爭資跑項仍然是各地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項目明顯不合理，浪費錢財，但還是要搞。原因在於，項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項目本身就是意義。
有了項目，於公有利於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於私則有明確利益，地方領導和幹部群眾都可以圍繞項目，獲得相應的利益。有了項目，哪怕是村幹部也有利可圖，至少可以承包一點小工程，成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最好別干。現如今，各地都有一點社會危機，只是表現不一樣而已。有些地方有高價彩禮，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養老不樂觀，有些地方人情負擔重，有些地方賭博成風，有些地方還有地下教會泛濫，這些事，又不能創造價值，還可能引發群眾上訪。
群眾工作最麻煩，還是少干為好。裝不知道最好。
08
以點「代」面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每個地方都把創特色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於是乎，各地都在開展俗稱「拉練」「賽馬」的工作機制，每個季度或每半年，縣領導帶着各部門和鄉鎮主要領導，浩浩蕩蕩到各個地方看點，現場評比，現場打分。優秀的獎勵50萬，100萬項目經費，表現差的上台做表態發言。
為了吸引領導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設法造點，各地普遍把具有試驗性的示範點，變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範點的目的要讓別的地方學習，可複製，可推廣；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標是無可超越。如果讓人一下子就複製去了，那還搞什麼搞呢？
最簡單的造點就是砸錢。每個縣，每個鄉鎮都要造出一兩個點出來，讓領導來了可以看。因此，選點很重要。得選一個有點基礎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個地方本來就很好了，就沒啥創新的價值。如果一個地方一點基礎都沒有，代價太大，沒那麼多時間精力來搞。如果那個地方太過偏僻了，領導受不了車馬勞頓。
因此，現在的基層工作，指望以點帶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點「代」面，把點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個縣裏面，有些村早就過上了現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數村莊，則還處於初級階段。群眾也很現實，評價一個村幹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項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點」，那真是天選之子。
只可惜，很多「點」，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砸了那麼多錢下去，誰買單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鮮亮麗的村莊，負債就越多。
09
精準依賴
現如今，很多上級部門像是中了「精準」的毒，做什麼事都要求精準，恨不的數字要精確到小數點的多少位。比如，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工作是防止規模性返貧，但這在基層，什麼是規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級領導的角度，對「規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個都沒有。因為，如果一村有一個返貧，一個鄉鎮可能就有十幾二十個，一個縣就有幾百個。一個不算規模性返貧，那幾百個算不算？縣委書記沒把握，所以乾脆就一個都不允許。
但要做到一個都不允許，工作量就實在太大。於是乎，對返貧的監測，就很是全面而無用。但凡是有人車禍了，有孩子上大學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謂的風險點。只要有風險點，村幹部和駐村幹部就得一個個去調查，填表，無盡繁瑣，無盡折騰。
在基層，往往工作要求越精準，結果一定是越不精準。因為，基層本來就是模糊性的社會。哪個村民家情況怎樣，有沒有返貧風險，村幹部怎麼會不知道呢？有風險，村幹部主動報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幹部不作為，群眾舉報不久得了？犯得着一個個信息提示麼？結果是，花費了無盡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準治理」這個毒，必須拔掉。輔助精準的技術和制度設計，最好都廢除，回歸到群眾工作的本質就行了。上級還是少用各種系統，慎用衛星圖斑，讓駐村工作隊早點回自己單位上班。
要相信群眾，他們自己的事自己會處理好。我在基層調研，一位鄉組織委員說，有個村有四個村幹部，這四個村幹部的素質都可以擔任村支書，能力超強。但就這樣的村，還派了三個駐村幹部，有必要麼？
10
包辦代替
基層儼然成了群眾的「保姆」，不僅要時刻提醒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事了，還經常着急忙慌包辦代替。久而久之，少數群眾已經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現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業，讓群眾自己參與出錢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層的幹部和群眾似乎都習慣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項目。如果沒有項目，就搞不了。從來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處理，不就完了麼。
搞人居環境治理，政府比群眾還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環境髒亂差，但基層政府在乎。為了保持清潔，各村都僱傭了專職保潔員。保潔儼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筆開支，這也是奇了怪了。
由於搞了精準扶貧，政府似乎也不允許有懶人存在了，非要給他們安排一個公益性崗位之類的。人家都不願意脫貧致富，着急什麼呢？
城市社區也一樣，什麼事都要等街道社區去做，樓道堵塞、安裝電梯、環境衛生，似乎都成了社區治理的難題。幾乎每一項工作要做下來，背後都是依靠政府財政支持。
疫情防控過後，每個社區都有了下沉單位。這些下沉單位，儼然成了「幫扶工作隊」，其最大任務就是連結資源給小區辦好事。
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群眾都形成了一個固有觀念，「幫扶」就是給錢給項目，要是沒有，就不給好臉色看。連工作隊也形成了自覺，要是沒資源帶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層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