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在香港鄭重提出三項建議，以改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過市場不賣賬，恒生指數回落點幾百點。市場反應負面，會否被視為「軟對抗」，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不僅是領導人出口術救港無效，中央是否有計策扭轉香港金融中心的頹風，也頓成疑問。
中央領導人講話一般都絕對正確，不過一定對的說話，往往說了等於沒說。何立峰今次提議香港加強自身建設，進一步提升影響力，無懈可擊，不過這番話放諸四海而皆準，相信中國各大城市，由內蒙古呼和浩特到海南島海口，也該如此自勉，但對於急需救亡的香港，需要的是精準的具體措施。
何副總理認為，香港可促進跨境貿易投資，改善大陸與香港兩地資金的互聯互通制度，加強離岸人民幣業務的功能，以至推動兩地投資、融資渠道的發展等等，可謂應有盡有。不過，這些方面已是當局一直以來的奮鬥目標，大聲疾呼繼續促進、改善、加強、推動等等，當然不可能有錯，但怎樣做呢？更重要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搞成如今的景況，其實與這個發展路向有關，今後繼續走下去，香港可以比現今好到哪裏呢？
副總理又強調，中央支持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因此要擴大朋友圈，更好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作用，努力參與區域合作，加強與各地金融業界的往來，並開拓東盟、中東市場。他又建議香港適應市場變化，意思是參與大灣區的建設，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過，目標在前，有何措施令國際融資做得更好，特別是眼前的大陸，壞帳情況嚴重，消費不振而且投資疲弱，如何吸引外資？近年來，北京與歐美等等國家關係緊張，香港可否恢復過往的自由和法治，與西方國家陣營重修舊好呢？生意越大越好，但未見中央有何妙計出奇制勝，讓香港在東南亞及中東市場競爭中勝過新加坡？至於所謂融入國家大局，中國經濟正走向低潮，對內急需提振投資及消費意欲，對外要應付與美國及盟友的政經關係降級，不要說遠景未明，單是發展商信貸危機、地方債務問題也難以解除，香港發展全靠大陸經濟繁榮的話，與所有雞蛋放在一籃子有分別嗎？
副總理的主要問題，不是只懂說正確的話，而是沒有設身處地，從香港的角度碰觸真正的問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是天賜的，而是努力競爭的結果。過去十年，香港的競爭對手，除了新加坡外，還有上海、北京，大家都爭取在三方面出人頭地。
首先是爭取更多跨國企業來設立地區辦事處，但香港正陷於苦戰。過去數年，「清零」政策加上實施《國安法》，不少跨國機構從香港遷往新加坡。香港美國商會調查發現，四成美資公司有意撤離香港，現時美資公司在港的數目，已跌至2004年以來新低。另一方面亦有公司由香港遷往大陸（如可口可樂），此舉固然更貼近大陸市場，加上兩地政治制度拉近，總部在哪裏分別也不大。
其次是擴大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可惜香港亦落後於新加坡。2017年開始，新加坡負責管理的資產及財富基金總額超過香港。2020年，總額增至3.4萬億美元，比香港約多13%，近年再拉闊距離（4.9萬億美元），新加坡比香港超過兩成有多，原因除了跨國企業總部從大陸及香港撤退，轉投新加坡，大陸巨企如騰訊、阿里巴巴、TikTok也選擇在當地設立總部，亦助長了新加坡的優勢。
第三是提升集資能力，以助企業融資。香港一直比新加坡優勝，但近年優勢不斷縮減。一是集資能力下降，今年頭三季全球新股市場集資排名，香港降至第八，低於上海、深圳，連印尼也不如，集資總額更比去年同期少了六成半。二是股票市道不濟，總市值由去年中五萬億美元左右縮水約兩成（約四萬億美元），給上海比了下去（市值超過六萬億美元）。再如創業或風險投資基金，根據《經濟學人》報道，全球二十大創業投資基金有七間設於大陸，遠遠超過香港。
簡單不過，當香港對外關係的言行均須緊跟中國立場，也就難以取信於美國主導秩序的資本世界，日後與新加坡的較量，自然吃虧得多。但另一方面，對內的政治管控方法又靠近大陸那一套，直接貶損香港的國際特色，香港比起大陸主要城市再無絕對優勢可言，外商也無必要留在香港經營大陸業務。上下夾擊之中，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怎可以不走樣、不變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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