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官沈智慧對四名港大學生處以重刑，判監兩年，除了顯示她判案嚴厲，也反映她的無知。
兩年監禁，是要懲罰四名被告大學生策劃並通過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議案，向襲警然後自殺身亡的五十歲男子梁健輝致意，並表示哀悼。這裏先不討論向蓄意傷人者致意及哀悼，是否等同「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因為四人已向法庭認罪，但單是兩年刑期的考慮，法官的想法已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兩年刑期是什麼概念？三名懲教人員對一名囚犯造成嚴重身體傷害，被判罪成，判監十六個月；一名警司光顧自己有份審批酒牌的食肆，貪取折扣，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監一年。相比之下，學生會評議會四名代表參與制訂的議案造成什麼實際損害呢？
更何況，四人其後大多公開道歉，並撤回議案，更全部辭去評議會職位，原來的聲明還剩下多少煽動效力，未見法官有何說明。若說判刑與煽動後果大小無關，又跟什麼有關？若說跟文字內容有關，再比較類似案件，過去三宗「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甚至明言「齊斬黑警人人有責」、「支持以最暴力行動以示革命之心」等等暴力訊息，判刑也是六個月至十個月。何以今次如此重判呢？
兩年監禁的原因，據沈智慧法官解釋，是他們濫用權力，公器私用，運用學生評議會的代表性，以社交媒體廣播會議進程，發出煽惑傷人的言論，引起本地及國際傳媒關注，令社會撕裂及仇警情緒重現。在沈法官眼中，他們的做法，是「任何正常合理的人」都共認是罪行。
法官的上述意見，看來是基於自己的直覺，多以調查研究或者案例總結。不錯，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是最具代表性的學生組織，因為成員不單包括一人一票產生的學生會代表，更有其他屬會代表，以至一些普選的評議員。但沈法官只看到評議會的代表性，卻看不到幾位被告都是代表，一切需要依章程行事。他們有權提出學生關心的議題，即使議題與學生的直接利益無關，也可以通過議案表達港大同學的聲音。與此同時，必須儘快及全面向同學交代，繼續取得支持，否則可能要問責下台。
因此，學生會評議會向行兇者致歉及致哀或有不恰當，但正如其中一名被告求情時指出，梁健輝刺警後自殺，很多同學及市民當時覺得警察應有此報，對梁也就產生同情，所以評議員把事件列入議程及參與討論，是反映民情，而議案獲得通過，也顯示得到多數學生代表的支持，不是個別人可以操縱的結果。沈法官可以極度不滿意議案的內容，但她若不能提出具體證據，證明整個議案的提出、討論和通過違反議事規程，或者操控投票，或者逃避向選民問責，試問又如何指控他們濫用權力、公器私用？
法官又指議案經四名被告策劃和部署，因為評議會主席（第一被告）讀出議案，由第二、第三被告當動議人及和議人，並邀請動議人發言，第四被告稍後亦參與意見，可見是共同犯案，各有角色，少了一位也不能通過議案。其實法官若說他們開會前早有預謀，其實需要獨立的證據，而不是讀出原有的案情，加上自己的猜測可以斷定。稍有參與港大學生會會議經驗的都知道，議案的內容、動議、和議、討論，大可臨場決定參與，真不知法官根據什麼證明，沒有他們參與，尤其是只參與討論的第四報告，議案就不能通過。
再者，學生會評議會以社交媒體廣播會議內容，首先是盡職行為，讓港大學生即時全面掌握學生代表的一言一行，倘有不滿，大可提出反對，組織抗議，以民意甚至公投推翻決議，這是港大學生會的民主傳統。沈法官當然可以大膽假設，認定此舉只求引起媒體關注，但必須小心求證，拿出證據來，不能一而再地由既有事實去推論仍未查明的指控。
沈法官又說，議案可令社會撕裂和仇警重現。但問題不僅是誇大議案撕裂社會的能力，也同時低估社會撕裂的現狀，因為即使議案沒有了，只要政府無心促成社會和解，政治制度讓親北京主流派一家獨大，撕裂將永遠無法修補。
法治講求法理和證據，不能無的放矢，隨心所欲，例如單憑後果猜測前因，或者基於直覺多於分析來判案。否則的話，又跟那些只看國安法官絕大多數案件都判控方勝訴，便一口咬定他們盡忠報國而結論先行，又有何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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