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講，中國傳統的經濟觀是以「人文主義」[1]為立場，或者說是以「道德主義」、「禮義主義」為立場；而不是以「欲望」為立場。人之種種欲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文理想」與「道德禮義」之引導、節制。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有其積極價值；而不必需的「超水準」經濟，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甚至會產生反作用與反價值，助長人的欲望。若使物質經濟隨從於欲望，將使人生無限的不知足、無盡的不平衡，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所以在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經濟只以輔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於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
是故中國經世濟民之理想水準主在「平」（欲望的平息平定），希望人生「平」而能樂。孔子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孔子認為，貧與富皆當樂道自修。（李鍌等：《四書讀本》）而中國國民的道德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國立國的綱維是禮（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正正噹噹的行為）、廉（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切切實實的覺悟）。在這八德和四維薰陶之下，中華民族，立人則推己而不爭[2]，立己則盡分而不渝[3]。（《中國之命運》）其最終理想，則曰「平天下」、「天下太平」。
清代李汝珍《鏡花緣》中「好讓不爭的君子國」（源自《山海經》），或許可以體現出這種「太平」景象。唐敖與多九公閒遊君子國，來到鬧市。看到買貨者認為賣貨者「謙讓」，「貨高價賤」，買貨者於心不安，要求添價；而賣貨者認為買貨者「克己」，「貨少價多」，不肯加價。路旁走過兩個老翁，從公評定，交易這才完成。以討價還價之俗論言，「貨少價多」常屬買者之話，「貨高價賤」多系賣者之語。而君子國之人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但其國人卻覺得很平常，或許是因為明白因果，不願意佔別人的便宜而造業「欠了來生債」。所以其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概是鄰邦的稱道。唐、多二人一路看來，君子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寬和有禮。
在西方文化中，人們也認為：如果不能得到「欲望的平息」，靈魂也就沒有「平安」。儘管依照公義（倫理）靈魂主宰肉身，但是由於人在現世沒有完全的德行，「聽命」不易，所以也就沒有完全的「和平」。最後的「和平」，當修義德以得到它，並感謝所得的恩典。那時，在所有人中及每個人中都（均）是至高的「和平」。（吳宗文譯：《天主之城》十九卷十四章、二十七章）
《西遊記》五十三回詞曰：「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4]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東土雖有孔子仁義禮智之學，其如冤家債主何耶。（《西遊記》十一回、九十八回）方今大法弘傳，普度濟世。如果所有人及每個人都（均）能覺悟人生正途，都（均）能得到靈魂的平安，天下自然會「富而太平」。這種正法、正道的自然「均平」是在向內修，不須要「有為的」治平。但共產邪黨、唯物[5]無神論者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均貧富」是在誘導人的欲望，把人導向「物質崇拜主義」、「唯利主義」的歧途。（《解體黨文化》）
而中國傳統的經濟觀，其哲學基礎為心物合一論，「視心重於物」[6]。王守仁先生曰：「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7]。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人慾、心中賊、心中寇）每聽命焉，則危者安。」當中國大陸民眾醒悟共匪「赤禍」之害[8]而退出共產黨、團、隊之後，才有機會獲得生命真正的自由與平安。
注釋：
[1]錢穆先生講的「人文主義」，是指美國人白璧德氏之「人文主義」。其由民國十一年創刊的，南京東南大學教授吳宓、劉伯明、梅光迪諸人主持的《學衡》雜誌翻譯介紹，以反對北大胡、陳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運動。白璧德謂：中國文化較優於他國者，中國立國之根基，乃在道德也；人內心中高上（靈魂）之意志，對於劣下之欲望，有制止之機能與權力。錢穆先生多次談到，近代國人心理，群尊西方。不幸近代西方，除美國外還有一蘇維埃。則崇奉馬克思乃可自張一幟。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對中國已往文化傳統、歷史教訓，主保持與發揚；對西方思想則選擇性的接納。既不追隨西方資本主義，又斥馬克思共產主義為病理的。希望恢復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自本自源而走出一條自己民族的新路。（錢穆：《國學概論》、《中國思想史》等）
[2]孫文學說：達爾文「生存競爭」的物種進化論，不能用之於人類。應主張互助協調的社會道德，「人類以互助為原則」。但孫文學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能夠完全否定達爾文物種進化論，所以又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可是人類本身也有生存競爭的現象；這就需要人們把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一概革除，即所謂「革心」，如同古人之誠意、正心。中山先生因襲吾國「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庶富教」（教、養兼施）思想，並且「規撫歐美學說」，在當時「國不自保、民不聊生」的狀況下（《中國之命運》），而有「均富」理想。因為「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所以「思患預防，宜以歐美為鑑」。既不取「衝突鬥爭」又不取「放任自由」，而尋求平和、節制。民生主義從仁愛思想出發，希望社會是倫理的、互助的、自由的，人人都有自立的機會。但在現代社會裏簡化成「均富」，難免助長人的私慾，徒增更加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可參考張作錦：《誰說民主不亡國》）。就像錢穆先生反對以民享（享受）解民生（生命）。（林肯總統：「在神之下的國家……民治、民有、for the people。」）「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豈論所謂享受？（錢穆：〈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與民族文化〉）而「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才是個人對待富貴貧賤應有的態度。
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朱子註：「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中庸》謂：「天下國家可均也」。朱子註：「均，平治也。」推朱子之意，「均無貧」意謂：內治修然（修德）、國家平治，則不患於貧。蓋因「貧而樂道」之故耳。清末愈樾議論「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被今人廣泛採納（毛子水：《論語今注今譯》）。蓋因中國史上之「井田制」、「均田制」，以及清末民初之實際狀況。錢穆先生也說：「若專從經濟着眼，一切只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無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着眼處並不在經濟上。」
[3]錢穆先生在談及「人權思想」時說，修身由「己」不由別人，此即中國人之「人權」。一家之人盡能修其身，斯其一家齊；一國之人盡能修其身，斯其一國治；天下之人盡能修其身，則天下自平；而非爭富、爭強。（錢穆：《文化學大義》）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萬章）。中山先生推此而有人類三系說，分人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人的德性、天賦、才智、勞動報酬、事業成就等，因人而異。要調和人類三系，則在於「為他」之擴充。人人應當服務他人，而不以奪取為目的。中山先生以「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文理和合譯本太六：十）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民主義要義》、《國父思想》）
[4]《莊子·齊物論》曰：「天鈞」。「鈞」與「均」通，成玄英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
[5]民生主義里包括了物質，但物質包括不了民生，因為民生是心物合一的。中山先生在當時的條件下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因為「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義要用心物合一的民生主義，來替代唯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6]《中庸》是中國道統的心法（中者，天下之正道；庸，平常也）。儒家相信：人經由心性的修明功夫，步步開展，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首之以「天命之性」；自天而推之人，發而為誠於人性的「率性之道」；自人而復乎天，則曰「修道之謂教」，行「誠意、正心、修身」的功夫，復其本原而達「聖神功化」之境界。《中庸》以「誠」字貫通：天命之謂性（「自誠明」，由本誠而自然明無不照者，謂之性）；率性之謂道（「誠者天之道」是就境界而言，「誠之者人之道」是就功夫而言）；修道之謂教（「自明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謂之教）。（張載宇：《先總統蔣公思想研究論集》）
[7]三民主義以「誠」字融貫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夫誠，只是一個良知，內接於心性，上通於天道；誠是心物合一本體中的主體；誠是行的原動力。以知行合一的功夫，來修明心物合一的本體，可上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張載宇：《先總統蔣公思想研究論集》）人由學道、悟道而恢復「良知之真誠」（傳習錄），並致此「良知之真誠」以樂道、以知行合一的修行（傳習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功夫本不可離）；此「良知之真誠」作為「身之靈明主宰」，作為心物合一本體中的主體，「為善去惡」（大學問），「正意之不正以歸於正」（中庸：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可逐步「向內」上達天人合一之境界（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或許亦為道德自由之境界也。
[8]現在有人認為大陸已經實現了「二民主義」。而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方面，前總統馬英九期盼台灣經驗可以提供良好的影響。因為「即使是以自由民主自詡的台灣，也花了三十八年才解除戒嚴，花了四十七年才直選總統，大陸必然需要更長時間」。「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發展變化有期待」，所以「可以觀察看看」。（《馬英九八年執政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