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1月以來，中國各地兒科門診、住院爆滿，兒童治療中的抗生素耐藥性再次成為關注的熱點。早在2015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曾對江蘇、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歲在校兒童進行尿液檢驗，結果顯示：近六成兒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抗生素作為一種殺滅或抑制細菌生長的藥物，長期以來在醫療衛生行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中國有中國特色，抗生素還被廣泛應用在家畜家禽的養殖、魚類水產的養殖、牛奶生產等諸多方面，也作為脫貧致富的一個措施加以推廣。中國既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又是使用大國，同時抗生素生產也被作為高新產業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作為控制世界的供應鏈加以控制。2010年世界多地爆發超級病菌，引起國際上對抗生素耐藥性重視。2011年江蘇省政協的提案中稱，中國年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其中出口3萬噸，其餘用於國內的醫療和農業使用。2020年中國抗生素產量為22.3萬噸，出口8.4萬噸。從數據上看，似乎中國國內抗生素使用量減少。其實不然，只是如今中國將農用抗生素單獨統計。2020年中國農用抗生素產量23.14萬噸，幾乎全部用於國內。中國抗生素的過量應用、濫用導致大量殘留物進入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抗生素殘留物被定義為一種新型環境污染物，其危害十分大。醫學工作者指出，抗生素通過飲水或食用水產品等途徑進入人體和動物體內後無法完全代謝，長時間攝入後，抗生素跟隨血液循環遍佈多個器官，造成免疫力逐漸降低，最終將危及中華民族的生存。
中國不少科學工作者致力於水中抗生素殘留物的研究。2015年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團隊發表了「中國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圖」，揭示了從河流到居民家中的自來水，均被檢出過抗生素。當食用含有抗生素殘留的水、肉類和蔬菜，抗生素都會進入人體，最終導致中國人無法應對「超級細菌」的到來。研究團隊碰到的最大問題是：目前中國《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沒有抗生素濃度的標準（筆者註：同樣《地下水環境質量標準》中沒有抗生素濃度的標準）。有媒體報道說，從北到南中國主要河川都陷入抗生素污染的泥沼，滔滔河水有如「藥湯」。喝水如「吃藥」的說法出自2020年中國綠髮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發佈的《長江流域抗生素污染：新型農業面源污染不可忽視》一文中一個段落大意：「喝水如吃藥」：飲用水源中抗生素檢測缺位。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涵養超過4成人口和豐富生態。根據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院近期調查發現，長江抗生素平均濃度為156納克/升，遠高於歐美國家，長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高居全國前三位。對此中共地方環保官員表示，沒有收到水體抗生素超標的相關報告，輕輕一筆帶過。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專業雜誌上一篇又一篇發表的關於中國水系中抗生素殘留物問題的文章；但是中共地方環保官員卻認定無人舉報這個問題，因此他們也不會把這個問題向上匯報至最高決策層。所以習近平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兩山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並寄厚望於長江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但是長江水被嚴重污染，包括抗生素殘留物的污染，長江經濟帶的所謂高質量發展只是紙上談兵。
由於中國現行的《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和《地下水環境質量標準》中沒有抗生素指標，致使已經被抗生素殘留物嚴重污染的地表水還能被當作水質優良的原水用於自來水生產。中國自來水廠的處理系統又不能將其清除，從而使得抗生素殘留物通過自來水進入人體，對健康產生很大的危害。抗生素殘留物繼而通過糞便、尿液再次進入水體，污染水系。
2021年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的研究團隊發表了《我國生活飲用水抗生素耐藥基因污染現狀及其檢測技術研究進展》的論文，公佈了對自來水中抗生素含量進行專門研究的結果。研究團隊指出：中國生活飲用水抗生素耐藥基因（ARGs）污染種類多、濃度範圍廣，不同地區水樣均能檢出ARGs，並且隨着檢測技術發展，ARGs檢出種類呈日益增多趨勢。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自來水中的ARGs檢出豐度和種類高於其它水樣。
十幾年來不少科學工作者不斷地指出：2006年國家頒佈的生活飲用水水質標準的106項指標中沒有抗生素指標檢測標準，依靠這套飲用水檢測標準是不能判定居民飲用水是否真正是安全的。科學工作者認為：檢測飲用水中抗生素殘留是非常緊迫也是非常重要的，強烈呼籲政府要把抗生素殘留納入新的中國生活飲用水水質標準。2022年中國政府公佈了新的生活飲用水水質標準，2023年開始實施，但是讓人十分失望的是，新的水質標準依然還是沒有抗生素檢測標準，並且新標準還將原來的水質標準從106項減少到97項，同時悄悄地降低了對原水水質的要求。
正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所指出的，抗生素在中國濫用的根本原因是：在過去近三十年間政府突然退出以往發揮主導作用的醫療衛生領域，導致中國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趨利化，造成「以藥養醫」的局面，從而也使得患者在認知和習慣上，已經產生對藥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賴性。
2023年11月神秘肺炎疫情捲土重來，抗生素耐藥性再次成為關注的熱點，再次暴露了中國地表水、自來水被嚴重污染這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自來水中抗生素殘留物的污染最為嚴重，而這裏恰恰是托起習近平中國夢的所謂三大經濟支柱。
圖1：長江抗生素含量超標，水質改善任重道遠，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一、中國既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又是使用大國
抗生素作為一種殺滅或抑制細菌生長的藥物，長期在醫療衛生行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中國有中國特色，抗生素還被廣泛應用在家畜家禽的養殖、魚類水產的養殖、牛奶生產等諸多方面，也作為脫貧致富的一個措施加以推廣。2022年上演的由中央電視台主任慎海雄擔任總出品人的電視劇《山河錦繡》[1]，展現的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農村脫貧的「偉大成就」。幫助貧苦地區村民飼養鵪鶉是一項重要脫貧措施。為了防止鵪鶉發生瘟疫，支援山村脫貧的女大學畢業生韓娜娜趕到縣城防疫站去領取抗生素慶大黴素時不幸遭遇車禍而身亡，成為該劇的一個高潮。電視劇《山河錦繡》中這個情節正好說明了抗生素在中國被濫用的冰山一角。難道慎海雄不知道濫用慶大黴素的後果是破壞生態環境平衡嗎？如此脫貧帶來的好處是無法抵消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首先發現了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又稱盤尼西林），1938年德國化學家錢恩開始做提純實驗，一年後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也參與實驗。1945年這三位科學家因「發現青黴素及其臨床效用」而共同榮獲了諾貝爾醫學獎。1943年西方國家的製藥廠已經可以批量生產青黴素。此時青黴素也少量進入中國，價格非常昂貴，被視為神藥。1944年中國第一批國產青黴素誕生，揭開了中國生產抗生素的歷史，但數量十分稀少。直到二十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國應用的還是比較低級的抗生素，為數也不多，應用也受到嚴格限制，這就更加抬高了對神藥的評價。筆者下鄉到北大荒，那裏的農民發燒得病，也都希望能夠得到青黴素等抗生素的治療。有時病人打了一、二針，體溫得到控制，便立即停止繼續打針，沒有完成一個療程，而是把省下來的抗生素用於下一次治療。中國開放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的製藥企業進入中國，中國的製藥工業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抗生素生產量達1.16萬噸，佔世界總產量的46％，居世界第一位[2]。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青黴素年產量已佔世界青黴素年總產量的60%，居世界首位[3]。同時抗生素生產也被作為高新產業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希望保持壟斷地位。
2010年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美國、加拿大、瑞典、希臘、以色列、荷蘭、英國和巴西均發現了「超級細菌」感染者。至2010年8月24日全球起碼已有170人被感染，大有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趨勢[4]。據統計，全世界每年有1000萬人因細菌耐藥性死亡。有預測稱：到2050年，細菌耐藥性每年將導致全世界1萬億至3.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5]。
2011年江蘇省政協代表團在《嚴格監控抗生素的使用的建議》[6]的提案中指出：「（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其中出口3萬噸，其餘自用的平均每個中國人年消費量138克左右，正好是美國國民年消費量13克的10倍之多。目前我國銷售量、使用量列在前15位的藥品中，有10種是抗菌藥物，我國住院病人抗菌藥物的費用佔總費用的50%以上，遠高於國外15%～30%的水平。我國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佔80%～90%，而在某些特殊科室，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甚至高達10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佔58%，也遠遠高於WHO在國際範圍內調查顯示的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約30%的比例。即使是這遠低於我國抗生素使用的比例，國外很多專家仍然明確指出其中大約接近一半的患者仍屬於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範圍。我國抗生素使用顯示了應用廣泛、用量大、級別高、廣譜和聯合使用等特點，反映出中國已成為濫用抗生素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之後這些數據常常被一些報道重複使用。
根據筆者接觸到的最新數據，2020年中國抗生素產量為22.3萬噸，國內需求量13.8萬噸，2020年中國抗菌素（製劑除外）出口數量為8.4萬噸[7]。從數據上看，似乎中國國內抗生素使用量在大幅度減少。其實不然，只是如今將農用抗生素單獨統計。2020年中國農用抗生素產量23.14萬噸，銷量22.92萬噸[8]。2020年中國總計抗生素產量是2011年江蘇省政協代表團提供21萬噸的兩倍以上。
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中國既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又是使用大國，中國濫用抗生素情況非常嚴重，最令人擔憂的是：未來的中國將無法面對超級細菌或者致命細菌。無論是超級細菌還是致命細菌，不是指特定的某種細菌，而是指對多種抗生素具有抗藥性的細菌，這讓感染這種細菌的病人，很可能面臨無藥可以醫治的局面。
二、政府突然退出以往發揮主導作用的醫療衛生領域導致抗生素濫用
2023年11月以來，中國各地兒科門診、住院爆滿。關於中國各地兒科門診、住院爆滿的原因有多種說法，有三年疫情兒童免疫能力下降，兒童治療中的抗生素耐藥性正在增加等等。兒童在醫院邊打點滴邊做作業的圖片傳遍海內外，引起非常多的評論，多數認為中國兒童的生活太為悲慘。一位德國兒科醫生對此的評價是：如果這些學生還能坐在書桌前做幾個小時作業的話，說明學生的體溫還不是很高，沒有必要掛瓶子。德國許多醫生認為，人體有自然癒合的能力，特別是兒童，在體溫不是太高、高燒持續時間不長的情況下，不使用抗生素，也會自然恢復。德國醫生對使用抗生素是慎之又慎，因為過多服用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
圖2：兒童在醫院邊打點滴邊做作業。一位德國兒科醫生的評價是：如果這些學生還能坐在書桌前做幾個小時作業的話，說明學生的體溫還不是很高，沒有必要掛瓶子，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醫科大學教授司曉晨揭露了濫用抗生素背後的巨大經濟利益：抗生素售價高而成本低，是藥廠的「搖錢樹」，而藥店也想盡辦法增加抗生素的經營銷售。「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醫院體制，導致醫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放縱醫生對抗生素藥物的不合理使用[9]。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撰文[10]指出：數據顯示，由於抗生素的濫用，中國平均每年每人「掛8瓶水」，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每年每人2.5至3.3瓶的水平；人均抗生素年消費量為138克左右，是美國人的10倍，已成為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國國內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達8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和聯合使用的佔到58%，遠遠高於30%的國際水平。李玲教授用獨到的眼光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在過去近三十年間，由於政府突然退出以往發揮主導作用的醫療衛生領域，導致中國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趨利化；
第二：面對突如其來的醫療衛生領域改革，醫院只能採用「以藥養醫」機制，維持醫院的運營的醫護人員收入的提高，導致中國的過度用藥情況嚴重，中國的藥佔比是50%左右，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在過度用藥中，抗生素的濫用的情況尤為突出；
第三：抗生素濫用在中國不僅是醫院醫生推動，同時也改變了患者的醫療行為。經過三十年以藥物為主要手段的治療，中國患者在認知和習慣上，已經產生對藥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賴性。一般性疾病，比如感冒、咳嗽，病人在醫院也往往主動要求使用抗生素，甚至還出現由於醫生不使用抗生素導致的醫患糾紛，自我治療的病人，也往往通過一些違規手段在藥店獲得抗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