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1年9月30日中午，我們走進廚房正準備吃午飯，負責做飯的知青Z說，今天上午郵遞員來了，案板上有幾封信。我們立即一擁而上，太好了！其中有我的一封。
我一看信封，是我小妹寫來的。打開信，我驚呆了：「原來林彪是個大野心家，他想害毛主席，沒害成，自己坐飛機摔死了。」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把這句話重看一遍...突然D拍了我一下，瞪着驚訝的眼睛問：「你說什麼？林彪害毛主席？」我才意識到，我看第二遍時竟然邊看邊把這句話讀了出來！結果，一屋子裏的十來個知青都聽見了！我腦子裏轟的一聲，趕緊捂住了嘴巴，但顯然，已經無濟於事了。
我本想央求大家：「這是我小妹妹給我寫的信，不是我家長寫來的，不信你們看這信封，她道聽途說，她還不到16歲，她不懂事，你們千萬別信，更別往外傳…」然而，我只是心砰砰砰跳地楞了幾秒鐘，什麼也沒說出口。
我顧不得吃飯了，把信拿回隔壁我住的知青宿舍仔細閱讀。小妹並未詳細寫明林彪到底怎麼害的毛主席，怎麼坐飛機摔死的，但她在信後面寫道：「你們那兒的貧下中農真了不起，那麼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了。」那是我下鄉後第一次回家探親期間，一天，媽媽拿着登有一篇什麼文章的《人民日報》對我說：你好好看看這篇文章，一定要認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嚴格要求自己...經過了一段農村插隊生活的我早已對她這樣的說教不耐煩了，我打斷她，說：「您一點兒不了解底層的情況，就知道聽報紙的。什麼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您知道貧下中農有多落後、多反動嗎？他們說，光看長相，林彪就是個奸臣，就會給毛主席拍馬屁。」「真的嗎？貧下中農會說這種話？」「當然是真的！」沒想到這些話被當時還不足14歲的小妹聽到耳朵里去了，如今媽媽已經去了五七幹校，爸爸在牛棚里。不知留在北京的她從什麼人那兒聽來的這個小道消息，就初生牛犢不怕虎地寫給我了。
我看完信返回廚房吃飯時，才發現大家並未懷疑這消息的真實性，聽得出來，議論中他們當然都十分震驚，但更多的是興奮。
過了幾天，大概是十月十來號，我去察素齊，不記得當時去幹什麼了。反正自從一年前軸承廠從我旗各公社知青中招了一大批工人，我每次去察素齊，都會去那裏會會同學，聊聊天。
這次在軸承廠的工人宿舍里，L說：「北京肯定出大事了。二戰時，德軍快攻入莫斯科了，斯大林都沒取消十月革命紀念日的紅場閱兵，可是這次咱們的國慶遊行卻改成遊園了。」ZH說：「聽說一個刺客都衝到毛主席跟前了，但被毛主席的威嚴震懾住了，結果開槍把自己打死了。」我心裏踏實點兒了，覺得小妹信里寫的不是空穴來風。
又過了些天的一個早上，我在村小學唯一的教室里正要給複式班的學生們上課，突然看見窗外前一天晚上剛從旗里開過重要會議回來的大隊黨支部書記H朝我們小學教室隔壁的大隊部走來，我靈機一動，就帶領學生們使勁高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我分明看見H臉上露出了譏諷的微笑。
記得大概是十二月了，我們終於接到通知：當天下午，全體社員，除了地富反壞右，去鄰村雨什格氣聽傳達有關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中央文件（因我村村小人少）。沒想到對各種會議一向不感興趣的老鄉們個個早早吃了午飯興致勃勃地結伴向兩里地外的雨什格氣走去。聽傳達時，連那些大姑娘小媳婦都豎着耳朵，生怕漏掉一個字。
後來，有人懷疑中央下發的文件《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即《五七一工程紀要》和那封毛給江青的信的真實性，但在我們看來這些已經無關緊要了，重要的是，被欽定並被寫入黨章的接班人真的「遠走高飛」，跟毛分崩離析了，「神」不再神了。
二、
下鄉插隊後，我們跨越了城鄉、腦體和地域的巨大差異，落到社會最底層，看到並切身體驗到了最真實的、極度貧窮落後的、近乎原始的農村生活，了解到了農村「三年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親耳聆聽了貧下中農對大躍進時吃不飽肚子的血淚控訴和對集體化前日子的懷念，越來越感受到人民公社制度對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阻礙和對生產發展的制約。聯想到下鄉前我們在北京對劉少奇、彭德懷乃至鄧子恢等的批判，我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的意見和貧下中農的意願是一致的，那麼，廣大農民群眾也和他們一樣犯了罪錯嗎？
我們原以為，中國農村只要儘可能快地從生產小隊經濟核算過渡到生產大隊、再過渡到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直至最終全國農村也都像城市一樣實現全民所有制，就可以很快消滅城鄉差別了，這是一條多麼美好的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啊。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農民們「出工是搖，幹活是聊，收工是逃」，他們熱愛勞動的本分似乎只體現在自留地里，結果各家自留地里的莊稼長勢和生產隊裏的形成鮮明對照，畝產量也比生產隊的高出好幾成。為什麼貧下中農不熱愛集體，不願意走集體化的道路呢？這是簡單地用農民「自私愚昧落後」解釋得通的嗎？
我們原以為，農民打下的糧食是留下自己的口糧和種子後，再自願把餘糧賣給國家。下鄉後我們才知道每年夏、秋收前，公社都會派幹部下到生產隊來巡視莊稼的長勢並對畝產量進行評估，秋收後糧食要達到一定的產量，農民必須按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把自己賴以生存的糧食首先給國家上交公糧，然後賣掉餘糧，剩下才是自己的口糧。而且分糧是有嚴格規定的，分的糧食和工分值要經過小隊報到大隊，大隊再報到公社，批准之後才能分。為了滿足國家巨大的糧食需求，每年各級政府部門用盡各種手段超額完成徵購任務，而對農民徵購的越多，官員們的功勞就越大，農民的口糧就越少。結果在缺油少肉，沒有什麼副食和蔬菜原本是糧食出產地的農村，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農民卻老是餓肚子，我們覺得這實在不公平。農民連肚子都吃不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哪兒呢？還怎麼發展呢？
在學習「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問題上我們也產生了疑問：我們那裏一馬平川，非常適合農業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可是隊裏窮得什麼機械都沒有，生產工具只靠人力、牛、犁，和原始社會沒什麼區別，這樣怎麼產生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呢？我們經過思索，自作聰明地以為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新型農民即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就按毛「不斷地向農民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思想」的教導，給他們讀過幾次「人民公社好」和學大寨的文章，儘管他們明顯地毫無興趣甚至反感。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自己被貧下中農和活生生的現實教育了：農民無時無刻不腳踏實地苦熬在現實生活當中，他們是農業生產和生活的主體，最了解自己的需求，任何虛無縹緲的理想和幻覺與他們根本不搭界。
農業生產周期長、勞作苦，必須未雨綢繆、必須不違農時、必須精耕細作、精打細算，費心費時、費工費力，必須實打實。農業生產還充滿不確定性，因為秋收時只要一場暴雨或冰雹就會顆粒無收、前功盡棄。因此農業生產不能想當然，不能胡來，不能「豪賭」，不能孤注一擲，不可一擲千金，不會一本萬利，必須順應老天爺，必須充滿憂患意識，不可操之過急。這些特點決定了在剛剛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的中國農村，農業生產最適合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方式，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也正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者。
貧下中農對我們說，他們更願意土地歸各家所有，各干各的，各吃各的，而不願意連牲畜、農具都成了集體的，不願意任何事，連種什麼、吃什麼、吃多少、生兒育女、婚嫁喪葬、居住遷徙等等統統都不能自己做主。他們並不一味反對互助合作，實際上需要時農戶之間是有自發性的搭幫生產和互相接濟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自古以來的傳統的單幹方式如今卻成了資本主義。
他們說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沒有責任心，不能因才施用，不能獎勤罰懶，出不了活兒。他們說只有包產到戶干起活來才能有積極性，只要包產到戶，他們就一定不會餓肚子。上面如果真為了農民好，就應該給他們自由選擇的權力，願意結社就結社，不願結社就允許他們單幹。等貧富的理想固然不錯，但農村的事兒首先應該建立在平等公正自願互利的基礎之上。農村的發展必須奉行公平適度的原則、必須尊重農民意願、不可走極端的革命路線。
我們覺得他們說的符合實際情況，有道理，但與毛的集體化思想背道而馳，便帶着困惑重溫了新中國二十年來的歷史，結合農村實際，用自己的頭腦思索，試圖找到答案：
在土改尚未徹底完成的1953年，毛在論述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時說，過渡時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時間」。
可是僅僅過了三年，他就因擔心「小生產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會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分得土地後的農民會馬上貧富分化，便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剛剛分到土地的農戶強行組成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大搞農業合作化運動，並同時宣佈「我國已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任務」，過渡時期已經結束，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了。
又僅僅兩年後，便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迅速在全國農村建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強行剝奪了生產隊的自主權，大搞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平均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
毛沒有顧及農村實際，不尊重經濟規律，不體諒廣大農民的感受，急於超英趕美，急於「敢叫日月換新天」，急於「風景這邊獨好」，迫不及待地以「一大二公」消滅了「小生產」，從而改變了生產關係。一方面，他以集體化的名義剝奪了農民的一切，農民的手腳被捆得越來越死，日子過得越來越窮；另一方面，他不斷地給農民戴上「同盟者」、「主力軍」、「民主革命的動力」、「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亞洲的農民比歐洲的工人更先進」等一個個高帽子以證實自己。
大躍進失敗後，又通過四清運動在農村大搞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還通過學大寨運動限制農民發展家庭副業，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天也不放鬆」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毋庸置疑，農村制度和政策的優略與否，取決於是否有利於調動農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而農民的私有財產和經濟命脈一旦被牢牢控制住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必然受到沉重的打擊。實踐證明，農村的集體化是低效的，然而通過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成功地把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的這種剝奪，只能通過集體化才更易施行。
毛將全國的一切權力和資源都壟斷在自己手裏，一句話就推翻了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計劃；不經調研和論證、不經人大審核就搞大煉鋼鐵、大躍進，而隨着他能支配的資源越來越多越來越廣危害也就越來越大。後來，他又不經人大、中央討論批准就擅自以他夫人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最高權力機構大搞文化大革命。
毛對農民不情願集體化應該是清楚的，否則他為什麼說「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呢？可是為什麼毛，這位農民的兒子如此對待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貢獻的農民呢？在解放了的新中國為什麼億萬農民不能選擇自己的活法呢？為什麼他們長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對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無權過問，一直逆來順受，一向被代表，始終無從發聲呢？難道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違背農民意願、強迫他們集體化、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無情地盤剝他們、還人為地製造中國獨有的二元戶籍制，使他們成為二等賤民，別說遷徙的自由，連餓肚子時出村討飯的自由都沒有嗎？既然搞社會主義要縮小貧富差距，為什麼不在工農、城鄉之間搞搞平均主義，卻弄得九天九地之別呢？毛的天下本是靠農民打下來的，為什麼農民卻這樣倍受歧視、待遇如此不公呢？
漸漸地，我們從開始的同情農民到為他們打抱不平，直至體驗到我們知青和農民是利益共同體，我們跟貧下中農相結合，意味着我們和他們一樣貧窮，一樣沒有自由，一樣毫無地位，一樣被排斥在體制外，儘管我們深知知青的身份畢竟和農民的大為不同。隨着與貧下中農感情的日益加深，我們終於學會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看問題、想問題，並對中國農村有了自己粗淺的觀察、思考和疑問。
大約1969年秋，1965年即自願去內蒙臨河插隊的北京知青張木生在1968年寫就的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油印件秘密傳到我們那裏，他說經過他們那裏的試驗，包產到戶使糧食大幅度增了產；他通過大量引述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的爭論，對斯大林體制進行了批判，並影射了中國的農村體制，同時質疑了學大寨運動。儘管他的觀點遭到一些知青的激烈反對和嚴詞批判，使我們感到了些許的恐懼和困惑，但我們與之產生的共鳴並引發的進一步思考卻是主要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成了助推器，促使我們進一步擺脫了毛思想的束縛，對集權體制進行了反思。「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自視對農村有了些經歷和初步了解的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知青一代的不幸只是全民悲劇的一小部分，我們和億萬農民乃至全體國民一起都是毛專制體制和烏托邦的犧牲品。至此，我們初步完成了對毛的否定認知。
2013-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