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隨着《港區國安法》實施，香港新聞自由排名大跌至140位、眾多新聞工作者被捕，香港言論自由是否到了盡頭？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我們仍有一批在國安紅線下，努力在傳媒機構「自我審查」的夾縫中，爭取尋找真相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沒有「迴避風險」，而是在承擔風險下為公眾繼績發揮監察政府的職能。
上周六（2日）我代表香港海外傳媒協會（HKMO）參與「世界香港論壇」，討論題目是「香港言論自由是否到了盡頭？」
這個問題答案很明顯吧？香港《國安法》實施超過3年，香港多家媒體包括《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均先後關閉或結業。在過去20年內，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從第18名大幅下滑，無國界記者在2023年衡量新聞自由程度的180個國家與地區當中，香港被名列第140位，這種倒退程度是前所未見，與一些極權國家好像烏干達等地方齊名。
還有根據無國界記者統計，香港政府起訴了至少28名媒體工作者，其中12人仍被拘留。最近幾個月，香港政府還禁止三名報道2019年民主示威活動的海外自由記者入境香港。
而最令人氣憤的是，政權還在告訴你新聞自由仍然「袋在口袋之中」，這是何其諷刺、又何其悲涼？
但我想給予一個肯定答案，即使聲音多微弱，只要有記者仍能報道事實尋找真相，言論自由特別是新聞資訊自由，就仍然沒有去到盡頭，我們看到是一點點微弱的希望之光。
這是全賴仍在香港，努力保持自己專業及傳媒操守的新聞工作者，我甚至無法想像他們現在要面對何等巨大的壓力，包括來自政權、建制派人士及官媒的批評及壓力，以及來自本身新聞機構的高層壓力，以及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無可避免產生自己的一套「自我審查」，而這種無形壓力是來自對自身及家人安全的考慮。
對，過去我們在行業內都對「自我審查」有一種偏見，簡單講就是覺得不應存在。新聞機構尤其是一些管理階層人員，都會對外界批評有「自我審查」感覺非常敏感，通常都會否認有關說法。
只是經過2019年的社會事件，以及已執行三年的《國安法》，不單高層開始默認「自我審查」，甚至會想出不同理由自圓其說，包括稱要保護新聞機構、保護同事，甚至包裝成「必要之義」，為的是要走更遠的路云云。
而作為記者本身，我的觀察是有一部分人開始將「自我審查」變成日常採訪的一個考慮因素，甚至是訂定採訪題材之前，就要先考慮是否會觸碰到紅線。當然不同人有不同尺度，但今時今日媒體被多方面的不公平不公義針對，保護自己是人之常情，某程度的題材選擇真的不用大驚小怪。
這些理由是錯嗎？坦白說我真的沒有答案，近日觀看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前院長李立峯的對談，有一段談到「自我審查」，內容很有啟發性。他說：「將『自我審查』這個字變成風險管理，自我審查是一件……在記者裏面感覺很負面的事，但到現在後《國安法》年代，你就會覺得有些審查是要做的，因為那風險評估，不止影響你自己，是影響你的公司甚至影響你的受訪者，所以你就會正當化了這自我審查。」
正如李立峯所說，無論風險管理也好，自我審查也好，源頭首先是因為界線模糊，即是政權有意識地刻意模糊，由於界線本身那麼模糊，又不停地移動，所以怎樣計算也計不到紅線在哪裏。因此李立峯的結論是，風險管理不是要規避風險，媒體工作者要計算的是風險評估，再比較成本效益，題材要去到「幾盡」才會觸犯紅線？針對的對象又會否反撲甚至令自己反成為被針對對象？報道的內容又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明報》最近刊出有關立法會議員出席表決議案的調查報道，就是一個很好的風險管理做法。記者翻查大量文本及視象紀錄，揭發立法會今年至今合共通過24條政府法案，其中三分之二法案表決時，在席議員不到過半數（45人）的法定門檻，最低出席率的一次在席只有11名議員表決，令這些法案可能引起司法覆核。
這種符合公眾利益的重要新聞報道，其實就是發揮「第四權」監察建制及政府的職能，記者及傳媒機構刊登報道之前，必然會計算有什麼程度的「反撲」，這就是「風險管理」。果不然，出席率排行倒數第二的議員何君堯，既沒有檢討自己出席率偏低，反而批評記者企圖「帶風向」、抹黑立法會議員，甚至認為記者應該要「考牌」，這就是傳媒機構要計算面臨的威脅。
儘管有這樣的「反撲」，但即使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這種符合公眾利益的報道仍然發揮不少效果，不單立法會內部承諾會作出檢討，消息甚至去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層次，關注立法會議員的個人質素，影響所及，甚至被外界爭議的「立會好聲音」都被剎停，可見香港的新聞自由絕對未見盡頭，我們見到的仍是一絲曙光。
我們要支持專業的新聞媒體及記者，儘管一些敏感題材可能罄竹難書，但一些專門針對法庭新聞的報道內容，仍然能夠透過紀錄庭上控辯雙方的陳述，讓公眾知道法庭是否有偏頗，這當中不單包括對2019年被控暴動的參與人士及「47人案」，還有預計將在十月會公佈的《立場新聞》案的審訊結果，整個媒體紀錄不單是反映《國安法》生效後對傳媒自由的箝制，更是一次對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新聞自由的一次「審訊」，這些新聞工作者正正告訴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絕對沒有去到盡頭。
作為已經離港的媒體工作者，不論是舊傳媒還是新興的網媒，我自己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分承擔，香港海外傳媒協會今年初曾向已離港的新聞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是近四年在新一波移民潮下首個同類調查，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流散海外的傳媒工作者超過一半人不再從事媒體行業工作，很多人因為在香港的經歷導致他們筋疲力竭，甚至受到創傷；然而有三分之二的人仍希望可以重返媒體行業工作崗位，反映流散海外的香港媒體社區面臨多重挑戰，但他們仍努力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精神及傳統。
特別是我們這一批過去曾受惠傳媒黃金時代的媒體人，在海外更應發揮「在地」新聞工作者不能進行的工作，包括繼續批評政府的不義不公行為，遏力避免內地打壓新聞自由的現象蔓延至香港。香港海外傳媒協會近日發起一項協作計劃，希望連結更多海外媒體平台，目標是可以在本身平台分享其他參與計劃的媒體內容，令傳播力可以去得更廣、影響力可以去得更遠。
共勉之。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