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是首先擺脫大共同體羈絆而建立起公⺠社會的秩序，還是先完成政權的政治體制變革，構建起一個⺠主國家的框架呢?這似乎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新儒學思想和改良主義的百年遭遇就略⻅端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經過一百年的時代變遷，蛻變成了「一大二公」、「天下為國」和「天下為黨」。共產目標已成，但未⻅共享，只⻅私分，以統治集團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因⺠之所利而利之」——結果有三:「抑兼併」:⺠間經濟得不到自由發展，個人資本得不到保護，社會一片凋零；「國兼併」:造成國富⺠窮；「不抑兼併」:國與⺠俱貧，唯官(權貴)獨富。
「明君施仁政，賢臣從道不從君」——墮落為昏君施暴政，佞臣從君不為⺠，貪官從利不從道。
歷史學家⻩仁宇在分析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發育的過程時指出:首先是社會的下層結構建立起市場經濟必需的秩序，各種經濟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換，其次變革社會上層機構，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重新釐清與下層結構的關係。然後設計連結社會上下層結構的稅收制度和法律體系，使社會穩步進入健康的運作。而當社會的上下層主體結構尚未發育和改革到位，就開始強調「法制建設」和構建理想的社會秩序，事實證明，這個「法治」，必定是「法家之治」，所建立的「和諧社會」，無疑是「高壓社會」和「維穩社會」。
3、超越價值，一種⺠族文化精神，只有當它能較好地解決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和現代性不足所產生的危機之後，方有資格給超越現代性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但如果它尚未曾很好地解決自身的現代化問題，便四處吹噓所謂的「中國模式」，急於兜售「中國方案」，狂言要給全人類指點「超越現代性」的方向，建立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種不自量力的自戀和忘乎所以的無知。中國傳統文化所表述出來的「超越價值」如「道可道，非常道」、「天人合一」、「仁者愛人」等思想精華，往往體現為一種「天⻢行空」式的神秘箴言和高大尚的形而上意識形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千百年來只能停留在朝堂言語體系，卻難以落實為一種社會制度安排，更何況要成為現實生活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是我們傳統文化「不⻝人間煙火」的尷尬，還是⺠族性思維定式的致命局限。
三、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社會
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方式的兩種不同的結合類型。
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信緣的集體團伙或聯繫紐帶，它並非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社會則是在近代化進程中，一方面人們突破了舊有共同體的ሀ隘界限，發育了擴大範圍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隨着時代的進步得以發展，因而逐漸形成的有別於舊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和組織。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它是相對狹小的人類群體概念。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個體、個人思想和意志)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聯合體」，其寬廣程度與⺠族國家相當。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共同體是一種整體本位形式，社會是一種個人本位的有機結構。
中國傳統存在兩個共同體本位:一是以國家政權(皇權)為中心的大共同體本位，二是以家庭和宗族為中心的小共同體本位。「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統治的大共同體本位，「五四新文化運動」衝破了封建禮教對個性禁錮的牢籠。可以說，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中國⺠眾用革命與革新打破了兩個腐朽落後的共同體本位的障礙，展現了奔向⺠族國家—⺠主國家—公⺠社會的光明前景。然而，由於來自三方面的原因，阻滯了中國奔向理想社會的進程:1、外部原因是列強入侵導致國家遭遇了⻓達十五年的「⺠族危機」和「救亡運動」，阻礙了國體建設。2、內部原因是在選擇發展道路上誤入迷途，二十世紀先後執掌國家政權的兩大執政黨都選擇了北方強國的「強權國家主義」統治模式，崇尚「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大半個世紀深陷內戰和對峙，導致同室操戈，國運凋零，⺠族進步由「悲情⺠族主義」演變為登峰造極的「戰狼式⺠族主義」。3、⺠族文化深層缺陷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的大共同體本位，卻保留了「大共同體本位」的皇權意識；「五四運動」在拆除了小共同體禁錮之後，革新為革命所替代，既消滅了社會自立的精英階層，也摧毀了社會自治的制度基礎。因此，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意識形態，與「消滅私有制」的暴力手段、「強權國家主義」的統治模式相媾合，生成了一個由統治集團利益主宰的「國家大共同體本位」的怪胎，致使國家的⺠主進程整整走了一百多年的彎路。
在⺠族國家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眾是社會的基本細胞，社會是⺠眾賴以生⻓的土壤，⺠眾本應是國家的主人和創造歷史的「主⻆」。然而，在強制性大共同體本位理念所構建的「社會—國家」的二元結構中，社會功能被高度擠壓，名存實亡，國家往往成為權力的舞台，而⺠眾發育成熟的過程異常的艱難。人⺠——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公」，實則為國家宏大敘事背景里的「芸芸眾生」。它存在的意義，按照國家統治目標的需要，或作為偉大領袖發動階級鬥爭的工具，或作為統治集團實現國家大共同體利益的代價。國⺠——表面具有與國籍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但實際上僅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治權利」，即國⺠的身份資格必須以無條件服從國家利益為前提而「具有」，如果你的個人利益或主張冒犯了、甚至不苟同於國家利益，國家就可以隨時剝奪你的「具有」資格，從這種意義上說你並未真正的「擁有」國⺠的法律權利。市⺠——是在市場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眾的生存空間取得一定的自由度後產生的概念。當國家大共同體的強制性有一定鬆綁，而⺠眾的經濟實力有一定積累及相關的社會機制生成的背景下，「市⺠自覺」和「市⺠自治」方應運而生。公⺠——除了擁有財富權益及公共利益共享之外，還擁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選舉自由、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權利，所有這些權利的總稱就是「人權」。
公⺠身份無疑是基於《憲法》的法律地位認定，但只有當社會發展進入企業市場化、財富私有化、國家⺠主化和市⺠自治化的階段之後，才能產生真正意義的公⺠，從而進入「公⺠社會」。
秦暉先生指出，國家現代化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開拓發達的市場經濟，一個是建立公開公正的⺠主政治，這兩點背後共同的靈魂就是社會的個人本位化(財產私有化和個人訴求的自由表達)。因此在談論現代國家和公⺠社會時，要把尊᯿個人的權利，尊重個性的發展作為現代化的一個幾乎是本質性的指標。人權實質上是公⺠的個人權利。但如果我們說人權指的是所有人的權利，或者說是不可分割性的整體——⺠族或國家的權利，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對人權的異化解釋。這一念之差，讓我們付出了一百多年的代價。
公⺠社會，是每一個中國人追求的「詩和遠方」，秦暉先生給我們勾勒了一幅理想的畫卷:
第一部⻔:市場中的企業——創造價值的部⻔；第二部⻔:政治參與的⺠主國家——主持利益公平分配的部⻔；第三部⻔:捍衛公⺠社會古典價值的市⺠自治和公益組織。
第一、二部⻔，屬於改革開放運動的範疇領域，在此就無需贅述。筆者僅就第三部⻔的建構談兩點粗淺的思考心得:
一、重構社會多元化結構和公⺠獨立人格。
綜前所述，百年革命不僅摧毀了中國傳統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基礎，也消滅了社會多元化功能的生成機制，使社會陷入了完全適從強制性國家利益本位發展模式所要求的「高度同質化」和「無序原子化」狀態，沿着強權國家主義所設計的「計劃社會」(不僅僅是計劃經濟!)道路狂奔。經過了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國人意識到了這種「自負理性」的致命危機，逐步認清了社會的多元化對人格ᇿ立和公⺠自治的᯿要性。誠然，修補傳統的小共同體倫理規範似無時代必需，我們需要的是一方面構建符合現代⺠主原則的新型多元化社會自治功能和公益組織架構，打造公⺠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培育越來越多的「國⺠」從自助和自律走向自尊和自愛，成⻓為經濟自立、⻆色自知、思想自信和政治自覺的新型公⺠。只有如此，才能達到秦暉先生所述的「市⺠(公⺠)與小共同體聯盟」，建立「第三部⻔」，實現「公⺠自治的古典價值」的基本條件。
二、推動構建現代法制基礎上的「社會—國家」新二元結構。
企業市場化、財富私有化、國家⺠主化和公⺠自治化是構成一個公⺠社會四位一體，缺一不可的要素，前三項又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重要任務，有待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因此，從實現公⺠自治化的⻆度來表達對建立「社會—國家」新二元結構前景的期待，我們只能做出如下的展望:
1、執政集團放棄革命黨的卡里斯⻢威權，回歸現代⺠主法制意義的執政黨。
2、國家信守對社會的契約，釐清國家治理與社會整合的法律邊界，嚴格履行推動建立社會自治有效機制的責任。
3、社會管理去行政化和意識形態化，回歸⺠權⺠治⺠益⺠享本位。
4、以自由緯度打造公⺠的ᇿ立經濟人格，以⺠主理念培養公⺠的ᇿ立政治人格，讓公⺠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和社會進步的主⻆。
這應是建立公⺠社會，實現社會自治所無法迴避的四項使命，由此看來，中國的公⺠社會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