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先生是我敬佩的歷史學家，他的學術研究從中國古代史開始，逐步向中國近代史、當代史、朝代史和斷代史拓展。然後又及世界史、五大洲史、美國史、東歐史、蘇俄史、東亞日本史等，統統囊括到他的研究範圍，遂成為學富五⻋、著作等身，歷史融會貫通，世界全匯心中的知名學者。他的《傳統十論》，析古淵博，思想深邃，評論犀利，語出驚座。捧讀兩遍，得益匪淺，積九裘之毫，寫出一點膚淺心得，供諸君點評。
一、中國經濟史上的「抑兼併」與「不抑兼併」
中國作為華夏農業文明的傳承者，自戰國時期廢「井田制」始，越秦漢、達明清，貫穿二千年的皇權專制社會，一直存在着「土豪劣紳」對平⺠百姓的土地、房屋及其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巧取豪奪行徑，經常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現象，史稱「兼併」。因此遂有經濟史上各朝代有關「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經濟政策。從字面上理解，「抑兼併」即指官府或朝廷為了穩住農業生產，保障官糧徵收，頒佈法令和政策，限制對土地財產的過度鯨吞攫掠。「不抑兼併」用現代話語來說則是「興兼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含有「官不與⺠爭利」，主張農業經濟的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之意。由於左右乃至主宰兩千多年專制皇朝統治之道和治國理念的思想原則，存在「儒」、「法」、「道」三種派系同生共鬥和相互消⻓，因此，在對這個傳統農業大國⻓達二千年的經濟治理歷史中，「抑兼併」與「不抑兼併」有着三個顯著的特點:
1、儒法道對經濟統制的不同影響:儒家常以「因⺠之所利而利之」的憫天恤⺠的入世姿態推崇自由發展的自然主義，並傾向於以「禮義」和宗法倫理的堤防來阻遏「兼併」；而法家則主張行皇天法權的統制主義準則，靠刑罰、用行政手段來打擊「兼併」；道家則從「無為」而治的出世理念出發，主張對經濟放任自流，贊同「不抑兼併」。然而儘管儒法道三個思想派系在各個朝代中對待「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政策驅動上各有不同的表現，但它們殊途同歸都是以維護帝王統治這個「大共同體本位」的利益(而絕非天下黎⺠的利益本位)為一致的出發點，認同經濟統制政策以達成一種「利出一孔」和「富國足用」的財政狀態，這是它們作為帝王御用思想體系的本質所決定的。
2、「興兼併」(「不抑兼併」)也好，「抑兼併」也罷，如僅是一種財力(在此不使用「資本」，因為這個概念可能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間的博弈遊戲，那倒也屬於市場買賣的行為，遵循一般的買賣規則即可。然而歷史上諸多的「兼併」行為，往往不乏用「暴力」以輔之的行徑，既有巧取豪奪，又有仗勢欺凌，因此「兼併」就超出了經濟範疇，成為了社會問題。而官方對於「抑兼併」與否，是以營造「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的統治秩序為治國之要的。因此，權力在「抑」或「不抑」兼併，或親身下場——「國家自為兼併」的選擇之中，都是其中的主⻆，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發展史的一大觀。
3、在中國帝王專制社會的傳統語境中，「官家「與「⺠間」歷來有着雙重含義:一是指君主與臣⺠的關係，即「國—⺠」或「公—私」的對立關係；二是指「權貴」與「賤⺠」或「下⺠」的關係，即富貴階層—貧⺠階級的關係。因而實際上形成了三個利益主體:君主/國家—權貴/紳豪—下⺠/賤⺠。此背景之下，如果說「不抑兼併」的道義理由是所謂「官不與⺠爭利」，做為調整「公與私」利益關係的公器的話，「抑兼併」的道義理由則是「右貧抑富」、「百姓均平」，起調整「權貴與賤⺠」的利益不均作用。然而實際效果卻是「抑兼併」乃至「國家自為兼併」導致了「國富⺠窮」，「不抑兼併」則通常導致「國家與⺠俱貧，而官(權貴)獨富」。因此，「不抑兼併」導致權貴私家勢力惡性膨脹，而「抑兼併」又導致朝廷「汲取能力」惡性擴張遂成為農業放任或統制的政策死扣。於是朝廷輪番用藥，在「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交替循環中陷入「管死放亂」的怪圈，直至危機日重而終於崩潰。
平心而論，在中國數千年的帝王專制社會環境裏，何時有過⺠間經濟的真正自由發展，又何來「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公平市場交易行為?談古論今，推古及今，從「土改運動」、「一大二公」到「割資本主義尾巴」，何嘗不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史上最慘烈的「抑兼併」運動。開放四十年，頭三十年中國的確有過「興兼併」或「不抑兼併」的大好時光，⺠營企業和⺠間經濟得到了⻓足的發展。但由於「開放」並未徹底解禁產權領域，「改革」未曾觸及等級特權禁區，因此導致「世襲」的權貴階層和新興的官僚家族在「先富起來」的口號蠱惑之下，靠強權之勢搜刮平⺠的膏脂，盜竊國庫的財富，迅速成為富可敵國的權貴官僚利益集團，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後十年，隨着經濟及市場統制的日益收緊，政府以「反腐倡廉」的名義推出抄底貪官污吏贓款和血洗違法⺠企「白手套」等最嚴苛最奏效的「抑兼併」手段；以「混改」和「國進⺠退」等「官家通吃」舉措啟動「國家自我兼併」的進程，這齣完全由權力自導自演、赤膊上陣的鬧劇，終究是繼承了兩千年來政治專制和經濟統制的傳統脈絡。
⻢克思說過:「權力也統治着財產」，「通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於工商業的干擾等辦法來捉弄財產」。這樣一來便出現了如下趨勢:「抑兼併」者的國家統治嚴厲地束縛了「阡陌閭巷之賤人」的經濟發展，而「不抑兼併」者的自由放任則使「官品形勢之家」得以肆行聚斂。「抑兼併」則朝廷禁網遍地，⺠無所措其手足，「不抑兼併」則貪官污吏橫行，⺠無所逃其削刻。
二、如何解構「法道互補」與「新儒學」
中國傳統的「漢承秦制」與「獨尊儒術」的社會治理理念存在極大的反差。即儒家的吏治觀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以倫理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德行天下、行政正義優先。而法家的吏治觀則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以權力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威懾百姓，社稷安全優先。在這套看似矛盾的執政理念下，天子與諸侯間的「倫理關係」變成了皇帝與臣僚間的「科層關係」，朝堂之上君臣父子的「⻓者政治」變成了「強者政治」，⺠間社會的調理由律法管制代替了血緣宗親的關係。表面上是四維八德倫理禮儀冠冕堂皇，⻣子裏是爾虞我詐法\術\勢厚黑學盛行，遂成為兩千多年「儒表法里」的主流專制帝王術。外加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莊子的「逍遙」、「圓融通透」之道，遊戲人生、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學側身於朝堂，作為「儒表」與「法里」之間的潤滑劑，成為「法道互補」的一道⻛景，由此形成了「以倫理道德治心，以惡法酷刑治⺠；以圓滑玲瓏侍上，以狐假⻁威欺下；以難得糊塗處世，以指鹿為⻢立身」的法儒道傳統理念大雜燴的兩千年帝王專制吏治的主流思想體系。
然而，法家所主張的「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一以法度律之，絕不等同於現代法治的普遍主義與平等觀念。它的實際意義是「臣⺠義務的平等」，即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及無產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的是達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工具，以便「人主」(君王)實現「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作為社會性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強調為官的道德修養和「⺠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本仁政意識，應該說在同時代世界諸文明中都具有進步意義。但是「⺠本派」的儒家價值本質上還是「從道不從君」，以道德抗衡強權，而不同於以權利抗衡權力的現代憲政⺠主；其儒家社會本質上是以小共同體自治抗衡大共同體本位，這與現代自由⺠主以個人本位抗衡共同體也是涇渭分明的。因此「法家治國」、「皇權大於法」的強權哲學必然導致「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對社會的管制往往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而道家的犬儒哲學則容易導致「一管就假，一放就惡」的狀態，這就是「法道互補」的後果。
因此，「原教旨儒學」鼻祖⻩宗羲認為君王專制已然成為「天下之大害」，凡「儒道互補」(法儒)及「法道互補」(道儒)已無法形成對帝王昏庸統治的思想體系的有效修補。他主張「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應徹底回歸到人類發展的本源——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追求。這個思想已遠遠超出了傳統儒家的道德範疇，接近了近代自由主義的一個根本理念。十九世紀下半葉，自由⺠主的「⻄學」思想隨着「鴉片戰爭」傳入中國大地，兩種思想理念發生會融，即產生了「新儒學」。其代表人物之一譚嗣同認為，正宗的儒家(指原教旨儒學)是一種「⺠主之理」，「⺠為國本君為末，非君擇⺠，而⺠擇君」。並發出詰問:「除⺠之外，國果何有?!」另一個代表人物嚴復翻譯了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穆勒的著作《群己權界論》，首次提出了群己權界的劃定靈魂在於「己域應當權利自由，不容公共權力隨意侵入，群域事務應由多數決定，不容個人擅自作主」。在帝王專制高壓的黑幕之下，「⻄儒會融」的新儒學畢竟呈現了現代文明的一線曙光。
新儒學能救中國嗎?它離自由⺠主的「普世價值」究竟有多遠?秦暉先生認為這取決於新儒學在向新文化進化中表現出來的三種價值:
1、符號價值，即要為契合「⻄學」(現代化價值觀)的內核精神而尋找一種符合中國概念系統的本土表達方式，使其容易獲得⺠族大眾的認同和接受。在當下，傳統儒學的「⺠本精神」不僅成為右派(推崇⻄學派)追求自由⺠主的旗幟，也成了左派(傳統保守派)維護統治正統性的遮羞布，雙方都想從傳統文化中挖掘有利自己的思想資源。
2、功能價值，指「⻄儒會融」在現代化轉型中可能實現的功能互補。⺠本精神本應成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憑藉的本土傳統思想資源。「五四運動」藉助⻄學⺠主科學的理念，雖然衝破了家庭宗族小共同體的舊傳統束縛，但在往後的「革命」中又陷入了⺠族國家大共同體的窠臼之中，並未獲得真正的個性解放和⺠主權利。按照秦暉先生的觀點，在如今走出國家這個「大共同體本位」的過程中，中國「可能需要」結成公⺠與小共同體同盟，以共同體多樣化及小共同體自治價值觀，逐步擠壓大共同體的作用空間，擴大個人權利空間，增強公⺠意識。同時推動集權專制向開明專制的改良進程，構建公⺠社會的人文基礎和制度框架，最後走上自由⺠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