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毛左柯慶施借雕像復活，墓園政治釋出詭異信號。「誠實」是「忠誠」的包裝，柯慶施成「仿毛時代」風向標。（《時事人物》提供）
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國大陸，每一個政治人物塑像的出現都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符號。柯慶施，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王」、一個中共黨史上很有爭議的「毛左」，在離世58年後其雕像突然在上海落成，基座上刻着「誠實」兩個大字。
4月9日，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及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等一眾中共官員參加了揭幕儀式，還召開了「柯慶施同志與上海」專題研討會。有分析認為，此事應是習近平向「左」轉的一大信號。在江派的老巢做此事，必得到習近平授意或認可。
柯慶施（1902年10月10日～1965年4月9日），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安徽歙縣人，1920年加入「共青團」，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他與中共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是老鄉，且來往密切。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等人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張國燾脫離中共後，柯慶施成為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人，這也成了他一大政治資本。
柯慶施曾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1947年，成為中共從國民黨手中奪取的第一個華北大城市石門市（現石家莊市）市長。1949年冬，就任南京市市長。1954年9月，柯慶施接替陳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成為主政上海十來年的「上海王」。
在中共黨史上，「蓋棺未定論」的柯慶施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矛盾人物。他曾官至中央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他在毛時代時刻保持和「偉大領袖」高度一致，深得毛澤東的器重。坊間盛傳，毛曾有過「以柯代周」，讓柯慶施當總理的想法。
柯慶施緊跟毛澤東推行極左路線，被稱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他被視為對毛搞「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1958年，柯慶施就看出了毛的風向。他讓張春橋為他作筆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得到毛澤東極力讚賞。毛認為「乘風破浪」有氣勢，符合他要「乘東風壓倒西風」趕英超美的「大躍進」構想。
柯慶施雖然早在文革開始的前一年就已離世，但有觀點認為毛後來發動的「文革」與他不無關係。他與後來成為「四人幫」成員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有密切關係，據說張春橋在當時就是他的頭號智囊。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策劃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柯慶施、張春橋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同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被視為「文革」的導火線。
文革後，鄧小平時期中共八老之一的陳雲曾兩次講話，暗示柯慶施對毛的歷史過錯負有相當大的責任。中共前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曾就柯的問題專門請示過鄧小平，鄧回覆說先審查康生、謝富治的問題，柯慶施的問題以後再解決。柯慶施是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員中唯一沒有出版傳記的中共領導人。
自相矛盾的柯怪
柯慶施有個綽號叫「柯怪」，源於他早年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此外，他個子高，鼻子大，有點駝背，長相也有點怪。女作家丁玲寫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一文中曾寫及「柯怪」，說他是一個談不出什麼理論和趣事的，不受女生歡迎的「爛板凳」。
曾做過柯慶施秘書的原《文匯報》總編輯馬達回憶說，柯慶施平日神情嚴肅，每天一大早就到辦公室看報，成天就是在開會和找幹部談話。當時《解放日報》的正副總編輯都不敢走近他的辦公室和家門，怕被他給抓去談話，上階級鬥爭的緊箍咒。
據說，柯慶施把跳交誼舞視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多次指示市委機關禁止舞會。但毛澤東到上海時，柯卻連忙吩咐組織舞會，派車接戲劇學校、芭蕾舞校等文藝單位的女性來做舞伴陪毛澤東跳舞，連他自己也違背禁令走進舞池扭起來。
柯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着毛澤東語錄，床頭放的是毛澤東著作。他雖然追隨毛的極「左」路線，但也會為自己盲目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而感到不自在。有前上海市委辦公廳的人回憶說，1958年，柯慶施看到原上海縣（1992年撤銷）的一個生產隊放了一顆早稻畝產2000斤的高產衛星，認為不可信，連夜讓人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不得見報。「大躍進」期間，上海損失相對較小，也許和柯還保留了一點理智有關。
「誠實」的忠誠
在柯慶施死後的墓碑及新豎的雕像基座上都刻有「誠實」兩個字。但是柯慶施對中共並不誠實，唯有對毛的誠實是真實不虛的。
據柯慶施的老同事陳丕顯在回憶錄中陳述，1933年，柯慶施受中共指派，攜帶大量經費從上海赴滿洲執行任務。因敵情緊張他不敢去，待在天津把經費都花了。柯在向上級述職時，先謊稱火車不通滿洲，後來又改口說已去過滿洲回來了。柯的欺騙行為，直至1935年中共滿洲省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才被戳穿。柯慶施在延安整風期間因此受到審查，結論是「犯有在危險時刻動搖並欺騙組織的錯誤」。
但柯慶施始終看毛的眼色行事。1958年3月，柯在中共的「成都會議」上，留下了一句他吹捧毛的經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成都會議兩個月之後，經毛澤東提議，柯慶施被增選進入中共政治局。據說，柯慶施這句「名言」源自大漢奸周佛海在抗戰前吹捧汪精衛時說的「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柯慶施本來準備談「糾左」的問題，但當他看到毛澤東拿出彭德懷的信，預感苗頭不對時，就連夜派人下山找來新的報告材料，轉為「批右」。
研究過柯慶施的中國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曾在文中提過，柯慶施特別留意學習毛的言論，特別是毛在各種會議上講的，沒有見諸報端的「最新指示」，他總是不斷往本子上記，揣測着毛澤東思想中新的波浪。這很契合黨媒大力推廣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學習小組」運動。
原江派大員李鴻忠曾以一句「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肉麻地向習近平表忠。在毛時代絕對忠於領袖的柯慶施，無疑是現在中共官員效忠當前領袖的最佳樣板。
習近平的方向標
中共領導人在內部鬥爭中鞏固自己的權威每次都是通過政治整風實現的，毫不例外，習近平上台後的「打虎」反貪運動同樣想通過黨內整風穩固權力。在中共的整風歷史中，柯慶施是一個知道如何標清風向、忠於「領袖」的人。
習近平近些年放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策略，大力宣傳「東升西降」的大國戰略，這和柯慶施追隨的毛式「東風」方向一致。
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認為，「近年來習近平的作法都是在往毛時代的路線政策轉，他要求中共內部對他絕對忠誠，而柯慶施則是一個忠誠領袖的典範。此次給柯慶施立像，無疑是習發出的一個強烈政治信號。」
他表示，上海是個很特殊的地方，它是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又是江派的老巢，而現在習近平重用的人——王滬寧、李強也都與上海有着密切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