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員近期對外資示好，政策上頻吹暖風。不過外資持續減持中企在香港上市股票，基金公司亦傳撤離。圖為2023年3月13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新聞發佈會。
外資持續減持中企於香港上市股票，近期有加劇之勢，與此相對的是中共官員頻頻對外資示好，政策上頻吹暖風，卻難有明顯成效。專家指出，關鍵在於外界對於中共當局的信任缺失，外資因此而卻步。
外資減持中企在港上市股票 基金公司傳撤離
4月17日，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減持中國電信2038萬股，估算本次減持套現金額約8926萬港元（1137萬美元）。GIC去年上半年曾對中國電信小幅增持，總股本持股比例2.28%，H股持股達到15.04%。今年1月起，六次減持，目前在H股持股比例降至9.99%。
GIC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基金投資人之一，過去一年已縮減了專注於中國的私募股權（PE）和創業投資（VC）基金，並大幅放緩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直接投資。
另一家大型企業騰訊，其股價在歷經兩個多月以來的最大跌幅後，4月21日午後一度跌至346港元，以349港元作收。主要是因為4月12日市場猜測大股東Prosus可能加快減持騰訊股票。截至今年1月，Prosus已出售超過1.93億股騰訊股票，持股比例從2022年6月的29%降至26.9%。
近日，日本軟銀亦傳出透過預付遠期合約，出售價值約72億美元的阿里巴巴美國存托股票（ADS），這將導致軟銀在阿里的持股剩3.8%，遠低於最高時的34%，幾近清倉。
恒生指數歷經2022年10月28日最大跌幅後，近2個月在2萬點附近震盪。(ISAAC LAWRENCE/AFP via Getty Images)
此外，基金公司撤離中國的消息頻傳。繼全球第二大基金公司先鋒領航（Vanguard）之後，另一家管理著690億美元的美國基金公司Van Eck也傳出暫停在中國境內謀求公募牌照的計劃，並解散在中國的十多名員工。
3月底，沃倫·巴菲特旗下的投資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way）以5.3993億港元（6878萬美元），出售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在香港上市的248萬股股票。
與此相對的是，在中國經濟萎靡不振時候，中共官員頻繁對外企「吹暖風」。
3月27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對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外國與會者說，「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無論全球環境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堅持對外開放。」
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會見蘋果CEO庫克，承諾為蘋果等外企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服務。中共國家副主席韓正在一場庫克也在座的會議上說，「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外資不安分析：癥結在於體制
旅美經濟學家李恆青（李恆青提供）
恒生指數歷經去年10月28日最大跌幅後，今年1月雖重回2萬點，隨後觸及22688點後走低，近2個月在2萬點震盪。由於資金流出壓力大，港元匯率再次跌至7.85，觸及聯繫匯率制度的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管局承接69.19億港幣買盤。
旅美經濟學家李恆青4月21日告訴大紀元，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一國兩制」蕩然無存，接近「一國一制」，促使大量金融從業人員和金融資產離開香港。
外資持續流出，北京當局頻吹暖風，但是效果並不明顯。李恆青說，「企業家都很精明，習近平上台十年，推進國進民退，把黨深植到民企內，這些行為都使得這些外資感到非常恐懼。加上三年疫情嚴格封控，原本在上海大量外企總部或世界五百強企業的亞洲總部，轉移到了新加坡，還有部分去了台灣、日本。」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黃世聰提供）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告訴大紀元，「我覺得最主要癥結點在於整個政策的大方向。」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上周結束訪中，提到過去德國一直把中國視為貿易夥伴、競爭對手和體制性對手，但她現在感覺「體制性對手的成分越來越多」。
黃世聰認為，貝爾伯克的談話很有代表性，說明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在於它的制度問題，「中國跟全世界的制度在競爭，比較偏向於向左走，偏向於壓制民企，讓外資對它沒有信心，這些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很難說服外資再大舉回來。」
李恆青則認為，「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能做的不多，更多的只是修修補補，看能否爭取一些時間，看國際形勢能否突然變化。不過，我們可以推估，習已經認定了，短期內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可能性幾乎是零，所以他要準備鬥爭，他所選的幹部，是要敢於鬥爭，擅於鬥爭。」
美中對抗加劇 外資因信任缺失而投資卻步
過去兩個月，中共商務部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雷神公司實施制裁，對美國晶片製造商美光（Micron）發起調查，突擊搜查美國盡職調查公司明茨（Mintz），並拘捕其在華員工，拘留日本安斯泰來製藥公司一名高管，對總部在倫敦的德勤（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開出創紀錄金額的罰單。
這些做法加深了外資企業投資中國的疑慮。
另外，根據中共商務部對禁止和限制出口技術目錄的修訂方案，北京當局目前正考慮限制西方獲取對全球汽車業至關重要的材料和技術。
李恆青說，每個制裁目的不盡相同，但總體目標是為了對抗。以明茨公司遭到突襲搜索為例，西方盡職調查機構原意是要將被調查公司底牌摸清，避免投資人上當，卻被中共政府認定為抹黑，把其員工抓起來，嚇得這些盡職調查公司不敢做生意，結果只會讓一些財務造假企業大行其道，對於它所謂的「良好的營商環境」，其實是走了一條反向的路。
黃世聰認為，中共一方面拉攏外商投資，一方面在政策上反美，兩方敵對氣氛升高的結果，令外資卻步。「中國（中共）要跟美國對抗，將使大部分的外企，特別是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外企，選擇跟它保持距離，以防美國現在的政治氣氛，有可能會做出任何要防堵中國的事情。」
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近期前往北京參加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之後前往台灣，參觀台積電，他在專欄文章中提到，「信任」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時，中國（中共）卻讓自己成了一個不太受到信賴的夥伴。
黃世聰認為，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失去了信任，對於中國的投資前景，就存在着很大的問號，「美國、全世界對於中國，失去了1979年以來改革開放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