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周三),美國新聞網站Axios刊登了一篇名為「南部邊境中國移民潮的內幕」,文章說,近幾個月來,數以千計的中國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抵達美墨邊境,與此同時,更多中國人在穿過哥倫比亞和巴拿馬之間險惡的達連隘口叢林後,正在繼續朝北方挺進。文章說,這是美洲以外的人通過跨越西南邊境在美國尋求避難的另一個例子,反映了中國人對習近平嚴厲國內政策的持續而強烈的反彈。
3月上旬,大紀元時報層報道了一位原中共駐新西蘭使領館工作人員出逃的故事,中共外交人員的出逃,在近年並不多見,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和中國現在的政局變化又有什麼樣的聯繫?
二十大後中國開啟報復性逃亡
大紀元資深編輯與主筆石山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中國不斷發生逃亡潮,大概出現了五波逃亡潮。第一波的中國人外逃基本上是五十年代之前,主要是四九年中共控制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後,又要土改,又要殺資本家、反革命等等,造成了一大波人往外跑,其中逃往香港特別明顯,當時跑了很多人去香港;之後的第二波逃亡潮發生在三年大饑荒時期,跑了幾十萬人;然後在文革是第三波,尤其到文革後期,又跑了一大波,叫紅衛兵逃亡,包括陳獨秀的女兒也是在那個時間,在文革的時候跑到了香港,再從香港跑到美國,後來在紐約一直住到高齡去世;在那個之後,就是8964的逃亡潮;再就是最近幾年的逃亡潮,最近幾年的這個外逃確實可以算作是一個高峰。
石山說,20大之後,中共去年12月初解封了防疫封控措施,試圖恢復瀕臨崩潰的經濟,但是最近幾個月,我沒看到報復性消費,報復性旅遊,我看到的是報復性出逃。
石山補充說,中國人現在如果是底層的民眾,他怎麼樣往國外跑,往美國跑呢?他的模式是從澳門或者香港或者泰國,然後買機票先去土耳其,由土耳其再到中美洲的厄瓜多爾,然後從厄瓜多爾穿過哥倫比亞到巴拿馬,然後再穿越熱帶雨林,就是哥斯拉黎加那一帶,然後到洪都拉斯,再進入墨西哥,再從墨西哥走路,或者是搭摩托車或者是卡車到美國的南部邊境,這個過程非常艱險。
電視製片人李軍在《菁英論壇》中表示,中國人現在出逃主要是政治因素,就是國內的政治環境,他們不喜歡,很多人他出來目的是說,我就這個樣子了,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再這樣,但是我可能正規的渠道出不去,那我只能用這種方法。那麼到了去年,特別是20大以後,一下子就出現一個爆炸性的增長,僅僅三個月,美國邊境保護局的統計數據發現,從美墨邊境出逃來到美國的中國人一下漲了百分之七百,就是七倍多,然後到今年還在漲,現在已經漲到了十倍了。李軍說,那沒被抓到的人數可能更多了,這是用這種不得已的方法過來的人就有這麼多。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中指出,如果把各種方法都算上,這些年中國人出逃的數量,尤其是移民的人數,總的來說是非常多。郭君說,有錢人有有錢人的辦法,窮人有窮人的辦法,有錢人主要是通過投資移民,在最近兩三年特別明顯,包括中產階級移民的數額大增。郭君說,我認識一些比較有錢的人,他們不是富豪,是中產階級,他們移民的原因不是經濟原因,而是價值觀的問題,因為他們不想孩子生活在那樣的一個國家,所以有些錢呢,就用正常移民方式離開了中國。那當然窮人也有窮人的辦法,比如在東南亞,通過柬埔寨,緬甸那條線,去到那個地方的中國人也比較多,也有的直接就是偷渡到美國。
郭君表示,國際上也意識到這個情況,像歐洲的那個黃金簽證,最近各個國家陸續都取消黃金簽證,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國外逃的人數。另一方面,由於中共過去這幾年在海外搞獵狐行動,就是從海外把外逃的人弄回國,表面上看,好像這些人都是經濟犯罪,比如企業高管,但是有相當比例的其實是政治因素,上次國際上公佈的一個數據顯示,中共通過獵狐行動從各國弄回去的人相當多,這個獵狐行動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一個很大的效果,所以官方人員,尤其是高級官員在這些年的出逃,我們看到似乎就減少了。
新西蘭領館人員外逃四年後露面揭內情
3月13日,大紀元報道了一位工作人員從中共新西蘭奧克蘭領事館成功出逃的事跡,這位男士四年前擔心自己會因為宗教信仰遭受中共迫害,而從中共駐奧克蘭領事館逃離,近日做出決定,首次授權媒體公開他的出逃經歷。新西蘭梅西大學安全研究高級講師瑞斯·鮑威爾( Rhys Ball)表示,這是自1947年-1991年冷戰以來,他所知道的第一起外國政府官員或僱員在新西蘭領土上外逃的案件。
大紀元駐新西蘭記者易凡在《菁英論壇》中表示,中共駐奧克領館的這位員工叫董羅斌,他是領館的一位後勤人員,從事包括開車、招待、清潔等工作,他是2018年5月7號從奧克蘭領館逃出來,在5月9號,也就是他出逃的第三天,對他進行了採訪。
易凡介紹說,董羅斌的出走大概有幾個原因:一個是家庭原因,他從小就是天主教教徒,他的這個教會屬於地下教會,也就是不被中共官方所認可,所以他從小到大在成長過程中屢屢受到官方的打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覺得他在宗教中所接受的這種價值觀,不能被中國社會所認可,感到受到非常大的壓抑;還有就是他覺得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他在網絡上在微信上發表的任何文章,都隨時有可能會被刪掉,哪怕自己寫的文章都會被刪掉,他早就有心想逃出來。
易凡說,董羅斌逃出來後,由於家人還在國內,多少有一些壓力,因此當時沒有接受媒體採訪,現在好幾年過去了,他已經與家人團聚。易凡表示,根據董羅斌的講述,中領館對員工的控制是方方面面,簡直像天羅地網一樣。從奧克蘭機場一出來,他的護照首先就被沒收了,這個護照藏在領館裏邊的一個機要室,24小時有人把守,普通員工連進都進不去,這是一方面;那他到了領館之後也沒有人身的自由,他們必須要三個人以上,才能夠一起出行,單獨不能出行,兩個人也不能出行,三個人出去還要互相監督,實際上他連三個人出行的機會都很少,都是五六個一群人;同時,他的思想也被嚴格控制,他們不能上當地的網絡,不能讀當地的報紙,他們的互聯網設備都是領館發給他們,包括手機卡,所以他無法與外界接觸;此外,還有包括他的收入也不發給本人,都是記賬的,回國之後一起發給他。
據大紀元報道,在董羅斌出逃六個月後,新西蘭當局經過審查和調查後得出結論,認為如果他回到中國,他的宗教和政治觀點將會面臨迫害,因此決定授予他難民身份。
中共加強監控 外交官身陷玻璃監獄
2005年5月26日,前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一等秘書陳用林逃出領館,奔向自由,並於當年6月4日於六四事件紀念活動中在悉尼公開露面,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當年7月8日澳大利亞移民局給予陳用林及其家人政治避難類別的永久居留權。
陳用林近日在《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中共使領館對館員外出的限制,一直就很嚴厲,主要就是防止外逃,收繳護照是常規做法,只有使領館人員回國時才能申領護照,用完後需要立刻上交。陳用林說,以前就有很多館員逃跑,特別是在美國、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國家都有這種逃跑,所以防止逃跑的做法就是收繳護照,一般到澳洲的公務員訪問旅遊團也一貫是這種做法,我在悉尼總領館的時候,外交官出席外事活動,通常做法是至少兩人結伴同行。是在管理上大多數領館人員基本上是集中居住,要歌詠比賽、體育比賽,歌頌黨那種歌唱比賽,出錢搞活動,華人華僑搞家宴,搞那個撲克牌、麻將比賽,一般是在一有空閒的時候,甚至是晚上周末經常搞活動,吃飯娛樂,費用領館都是全包。
陳用林說,在自己出逃以後,使領館都加強了防範,就像新西蘭或者美國的一些主要使領館都加派了安全部的局級官員,主要是為了監控館員,對館員的監控是絕對增強了,通常要求館員們配備一個公務手機不得離身,我想這肯定有一個方便定位的需要。
石山對《菁英論壇》表示,我以前曾經採訪過一個早期的外交人員,他就說,每一個中國外交官在外面都有一個玻璃監獄,甚至派到外國學校去學習的時候都是這樣,對於外國人,那外國的老師同學看不見你的監獄,但是他們可以感覺到,比如說有一條線,你們散步走到那一條線左右就要往回走了,他們知道你不能出去,等時間長了,別人可以感覺到。但是這是在文革沒結束之前的事情了,沒有想到中國這個文化大革命已結束這麼多年,已經40多年了,到現在這個情況又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