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再說吃飯問題。由於情況愈來愈嚴重，偷饅頭票乃至偷食堂饅頭的事便屢有發生，儘管食堂日夜值班也似乎沒有什麼效果。我們單位一位既是我老同學又是我老同事還是本家的「孫記者」，一次外出回來遲了，他逕直到大堂後面去買飯，恰好沒人，便順手牽羊在籠屜里拿了一個饅頭，真叫運道不佳，臨出門被人逮個正着，這下糟了：「搞宣傳的還幹這種丟人的事？」「還是省委機關的，連百姓都不如（這話說的，百姓都不如機關幹部？）」可憐這位本家連續接受批判三番五次檢查且不說，最後連「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票子也丟了。我們部門的老領導吳仲宣是個很善良的人，他一再擔保，才算沒有把這位1958年的北大畢業生掃地出門。我自然也是發了言的，無非是有辱斯文什麼的，可能沒有什麼過激的話，我是想，一併非有意為之，二畢竟是饅頭票太少，肚子太餓，加上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何苦為了一個饃弄得大家沒臉面。記得俄國的涅克拉索夫寫過一首關於流浪漢的詩，流浪漢因為偷麵包被人當成賊而痛打了一頓，我讀到這裏好象總是很同情那個流浪漢，這或許就是我不斷受到批評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其實那時候的老百姓誰不艱難，我的一位在中學教書的朋友「困難時期」下放到農場勞動，一次回到省城，剛下汽車，在教育廳給我打電話，那顫抖的聲音聽着就有點不對勁：「老孫嗎，我是某某呀，你能想辦法弄點吃的東西麼？最好是酥油、白糖……我不行啦。」等他回到早已「下放」在農村的家時，才知一個兒子已經餓死，另一個出世不久的女兒由於家中無人照料，竟然跌入炕里活活燒死，這是怎樣的慘劇呀！
繞了一圈，現在再說吃人肉的事就容易明白了。
青海東部農業區有個叫「民和」的縣城，滔滔黃河從它的南面流過，靜靜的湟水則從北面將它和甘肅的永登縣分開。這裏的氣候是全省最好的，這裏的土地是全省最肥的，這裏的交通是全省最發達的，向着茫茫西部延伸的蘭青鐵路和公路，在這裏是它第一次歇腳的大站。在歷史上，這裏一直是青海的「糧倉」，盛產小麥、青稞、玉米，甚至有水稻，至於水果品種之多，恐怕初來乍到的人都難以置信。我在青海28年間，到此地來採訪的趟數少說也有十好幾回。
這一次，我到了一個淺山（本地稱呼，即半山）地區的生產隊。這一年，中央有關部門已經建議不要宣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了，而實際上，農村各地的食堂早已散夥，「吃飯不要錢」的美夢似黃粱一樣成了笑談。現在，當農民有了自由吃飯的權利時，卻完全沒有了自由吃飯的可能：他們被徹底的剝奪了，一無所有，連鍋碗瓢盆都沒有，真正的要從「另起爐灶」開始。我多次在農村採訪，畢竟對農村的情況還有所了解，出發前，我就作好了精神準備：「自然災害」已經連續三年了，城裏幹部的日子都不易，貧困地區的農民肯定更加艱難，加上正是青黃不接，那困難恐怕難以想見，那裏的農事活動還在正常進行嗎？那裏的社員家中還有糧食嗎？他們還有「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嗎？那裏的治安情況怎麼樣呢？那裏農民的身體狀況乃至生存狀況又是如何呢……我設想了許多許多的問題，就是沒有想到此次會碰上人吃人這樁讓我驚詫莫名難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裏一輩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總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特別是後來當我悄悄告訴我幾個好友時，他們無一例外地告誡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說，更不能向領導匯報……更加使人困惑的是，這樣的歷史真實，至今仍被捂得嚴嚴實實，他們是有意要讓後人在遺忘中抹去這段血淋淋的歷史呢，還是企圖逃避歷史的審判呢？這是怎樣的一種沉重一種悲哀啊，我常常因之而無法抑制心中的憤懣和狂怒！這些餓鬼的冤魂要到哪天才能安息呢！
一到村里就覺得有些異樣。歷來到農村採訪，在找到支部書記或者隊長（即現在的村長）後，一般總是先安排住宿的人家，這也就是吃飯的人家，可是這一回卻安排我和一位飼養員住，那個黑乎乎的屋子裏只有一張黑乎乎的像錢櫃那樣的桌子和一鋪同樣黑乎乎的炕，同牲口棚只是一板之隔，屋子裏的霉味、牲口的尿糞味撲面而來。隊長把我領到之後，交代說，就跟老慕（也可能是「穆」或者簡直就是「木」，一個有些佝僂的滿臉黑乎乎的老頭）將就着吃吧，糧票和開支（指伙食費）也給他吧。剛要轉身，又說，這糧票其實也沒啥用，鄉里又沒糧店，不給也行，多給幾塊錢。抬腳剛往外走又補充說，明天，你要是參加隊裏勞動，中午有二兩炒麵。說完就走了。我懷疑耳朵出了問題，竟有「炒麵」？後來才知道那是野燕麥秸杆磨成的粉，炒熟了可以用開水沖成糊糊吃。我試着吃過那種「食品」，無法下咽，粗糙得似乎會把你的喉嚨刺破。可為了這二兩「炒麵」，大家還是會拿着一個碗或者一個布袋，去排隊，去等候。看那場面我直想落淚。
夜裏，在同老慕說話中，才知這裏的艱難非我等可以想像，村里村外，能吃的都吃了，吃光了，先是野菜、榆樹皮，那是好東西，後來，只要是地里長的地上跑的都吃了，再後來，挖老鼠洞，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了，見啥吃啥，連「觀音土」也吃了，頂餓呀，可那玩意兒漲肚子，拉不出屎……村里呀，沒少死人，先是年歲大的，這也罷了，閻王早叫他幾年，總要走的，最可憐的是娃娃，哭着鬧着要吃，有啥吃呀？好在村里幾年沒人生娃了，就是生了，哪有奶呀，還不是個死？
「那你日子乍過的？」他回答說，我嘛，一世就我一個，隊裏照顧我，有啥好吃的，總記着。這不，還有幾頭牲口在這兒嘛，得白天黑夜地操心。上半年，就有人給牲口捅刀子，公社來人按「現行反革命」治了，要我說，也不能全怪那小子，他是給餓的呵，他是想，牲口死了，不也能分上幾兩肉嗎？這小子可忘了，幾百號人，全指望這幾頭牲口呢，沒有了牲口，你說，莊稼人還有啥指望？
第二天，我在村子裏隨意走走，採訪經驗告訴我，往往在不經意中可能會抓到很有價值的東西。我走過一個莊廓，看到大門倒在一邊，便走了進去。這是一個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較大，至少有五間，東西房好像只有三間，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個三代人的大家。院子裏不見人影，牆根邊胡亂堆了幾件農具，西南角上還有一點柴草，我高聲喊了一聲：有人嗎？沒有回音。我再細細一看，發現東西房的門窗大多已經東倒西斜，心頭不由一怔。老慕說過，有的人家已經死得絕種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門走進好像還有人住的北房，立即聞到一股有些異樣的味道，我朝鍋台走去，鍋里冒着熱氣，我隨手揭開鍋蓋，眼前的一幕讓我驚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條胳膊！
我記不得在那裏呆滯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鐘、三分鐘，還是更長一點？突然，一個中年男子撲通一聲跪在了我腳邊，讓我越加驚嚇不已。我趕緊扶他起來，他卻向我一個勁地作揖磕頭，好像還在求我什麼，可是我怎麼也沒聽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對他說，我不是縣裏的幹部，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什麼也不知道…….
然而，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中年男子竟然在這天夜裏投水自盡了。老慕告訴我，幸虧被人發現，救了起來。老慕說，算他命大（本地話，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長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礦上（不遠有個鉛鋅礦）去偷糧食，不然，不是多了個冤死鬼？誰給他弔孝？全家就他了，沒人啦。
我象逃避瘟疫一樣匆匆離開了這個村子，或許更是擔心別惹出更大的麻煩，也可能幹脆是自己脆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這地獄般的恐怖和殘酷……
那時的報紙，從省報到中央各報，依然是「形勢一片大好」，依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誰要是說了點肚子餓甚至饑荒之類的話，那必定是「反對三面紅旗」，必定是「地富反壞右」的「代言人」，至少也是「思想方法有問題」，「只看到一個指頭而看不到九個指頭」等等。那時農民有句特別形象特別精彩的話：「報紙上的字（指大標題）越來越大了，碗裏的糊糊越來越清（稀）了。」在另一個地方，我聽到的版本稍有不同：「碗裏的清湯照着天花板上的字（農村多用報紙糊在天花板上），越來越亮（清楚的意思）哩。」
幾十年後，非官方公佈的資料中說，三年「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萬，其中4000萬是農民（據2004年第二期《同舟共進》），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肅、青海等，如果按總人口比例計算，那麼青海應是名列第一。可到底是怎樣一個比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或許會是一個永遠的謎。有時我想，每個個體生命一生的遭際怎麼那樣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預測，人生命運的乖戾、盲目和無情，簡直難以解釋，然而，有誰能想到，「解放」「翻身」的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竟會如此慘烈地倒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主義祖國的土地上，倒在如此冰冷的「母親」的懷抱里，而且讓老天爺承擔了罪責至今被生生地死死地隱瞞着真相呢！
又是一年多後，城市的生活已經有了初步好轉，當然，食品的供應還是極其有限，買什麼都要票證，我親歷的一個黑色幽默故事最能說明這種狀況：一天，我在單位附近的食品店買東西，進來一位老婆婆，她看見店裏擺着一些雞蛋，便對營業員說，想買幾個雞蛋。營業員問老人，有證明嗎？老人問，要什麼證明？營業員說，出生證呀。這時，老人一臉失望地說，我都六十多了，那東西早不知道扔哪兒了，要知道那紙片片能買雞蛋，還不得好好保存着？店堂里的人都哈哈笑了起來，這笑聲也多少顯出了心理上的些許寬鬆（多長日子了，難見笑臉了）。那時，許多機關，吃「干」的多了，吃「稀」的少了，特別是「高價」食品開始出現在市場上（後來才聽說這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覆研究，作為一條重要政策措施出台的），比如奶糖大體是15元一斤（500克），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五斤。記得我和一位同事，日子稍稍好過之後，晚飯後經常出去散步，出門時我買二兩糖，每人可得七顆，走了四五百米就吃完了，於是調頭，再由他買二兩，剛好到家吃光。當然，如果每天吃三元奶糖那是負擔不起的，工資也只有七十來塊嘛。不過，這個聰明的抑或無奈的政策畢竟救了一些人，至少，浮腫大大減少了。就在這樣的時候，報社領導還是省上領導提出一個問題：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後的中國農民，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希望什麼？他們準備怎樣迎接生產新高潮的到來？
這又是一個春天。我受領導的派遣，「帶着問題搞調查」，又一次到了民和縣。這次我選擇了一個川地的生產隊，在湟水之濱，蘭青鐵路正好從她身邊划過。還沒有進村，我就看到了一片果園，那盛開的粉色的杏花一眼望不到頭，似乎是到了另一個神話世界，那麼陌生又那麼熟悉。在我記憶里，怎麼仿佛從來沒有見過，這是叫做「川口」的那個我已經來過多次的地方嗎？我懷着極大的興奮，一步步朝果園深處走去，很可能，還哼着什麼曲子（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常常會下意識地哼哼曲子，高興時，難過時，都會這樣）。在一棵大樹下（好像是棵銀杏樹），我看到有位老奶奶坐着。我輕聲輕氣地問她：「阿奶，幹什麼呢？」她回答說：「看園子呢。」聲音很細很小。我又問：「隊裏的還是個家的（本地話，即自己的）？」她仍是有氣無力地回答說：「隊裏分下的。」我明白了。中央去年有文件，說，困難的地方允許土地承包，說這叫「放寬政策」。這「政策」一「放寬」，竟然面貌立即大變，我因此而常常納悶：「放」了就「活」，否則就「死」，這叫什麼「政策」呢？我把領導提出的「現在農民在想什麼」這個問題直截了當地問這位阿奶，聽到的回答卻讓我半天回不過神，她望着我，一臉的不解一臉的無助，好一會，才說：「同志啊，我想吃個饃啊！三年啦，沒吃上一口乾的啦！」
直到今天，我依然無法描述這句話對我心靈的震撼，我只記得，那一瞬間，我多麼希望背包里能拿出一個饃呀！將近五十年過去了，「想吃個饃」這句話還時時在我心頭迴響，每當我懈怠時奢侈時忘乎所以時，那一定是忘了那個老奶奶，而當我對我們的祖國對我們的人民對這個執政的黨有一點獨特的認識時，那一定是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是那樣的瘦弱那樣的蒼老那樣的無力，我不知道她在那張破舊的小凳子上還坐了多久，在她熬到生命最後一刻的時候，她終於吃到一塊乾糧了嗎？
我可愛祖國的可憐百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