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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1960年的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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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設想了許多許多的問題,就是沒有想到此次會碰上人吃人這樁讓我驚詫莫名難以置信的事,它堵在我心裏一輩子,每次只要一想起,便總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特別是後來當我悄悄告訴我幾個好友時,他們無一例外地告誡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說,更不能向領導匯報……更加使人困惑的是,這樣的歷史真實,至今仍被捂得嚴嚴實實……

前言:五十年後的今天再來講1960年的飢餓以及死亡,似乎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許多年輕的朋友或許會以為那一定只是個故事。不,作為省報的一個記者,我親歷了那段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歷史,我有責任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包括其中的虛偽和作假),為歷史提供比官書更真實更具體的一個文本,因為對餓死三四千萬無辜百姓這莊我們民族歷史上沒有過的滔天罪惡,至今依然羞羞答答,依然沒有認真的反思,更談不上問責,所以一點也不能認為我的記錄已經是一種多餘。為了表示我對歷史的尊重,哪怕在細節上都不加任何修飾,所有的人物都是真名真姓。《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上發表了原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尹曙生寫的一篇文章,也為本文的真實性再次提供了有力的旁證,文章說,1960年省公安廳給省委的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59年的三月,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自願報名到了青海,被分配至青海日報社。那時候我還不滿22歲,儘管那裏的自然條件比較差,物資供應同我原來所在的北京也不能相比,可我並沒有絲毫受苦的感覺,腦海里裝滿的惟有「事業」二字。記得四月報到,六月便到「萬里黃河第一城」尖扎縣去採訪了,在那個遙遠的幾乎無人知曉的小城,我第一次騎馬,第一次坐着羊皮筏子在滔滔黃河裏顛簸,第一次在人民公社食堂吃飯,第一次走進藏族同胞的帳房,第一次看到從縣委書記到生產隊長如何帶領公社社員「大開荒地,大辦農業」,如何在整片整片的林地、牧場上插上「高產田」「豐產方」的字牌,那是一個字足有兩米見方的大木牌……那時的我,整個身心都浸沉在年輕人都會有的那種新鮮和興奮的愉悅之中,青春的激情在體內勃發,我沒日沒夜地採訪寫稿,幾乎每天都有稿件發往報社,在我心裏,真是感到生活多麼燦爛,工作多麼美麗,「形勢一片大好」!

可是沒有一年光景,情況就開始大變,每月每人二兩油半斤肉和幾兩豆製品都需要排隊才能買到,其他副食品,比如糖果糕點之類,在市場上已經絕跡,抽煙也到了「零吸」至「一毛一口」的聞所未聞的地步(註:一支質量低劣的煙,供煙民們輪流吸,每人一口,每口一角人民幣);最嚴重的是每月的糧食定量開始大幅度減少(註:從28斤減至22斤,再節約一斤「支援」災民,實際為21斤,後來又減至不足20斤,麵粉從「85粉」到「88粉」,以至「95粉」)於是,什麼「小球藻」「代食品」「增量法」………不知是誰發明的旨在解決肚子問題的種種新鮮奇特怪異的東西就象「靈丹妙方」一樣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迅速傳布推廣,我所在的單位自然也不例外。記得1960年的某一天,省委機關食堂(報社也在此就餐)貼出一張佈告,說是「根據領導指示,從七月一日起(這日子純屬巧合,絕非本人有意編撰,所以記憶猶深),糧食定量吃飯不定量」。所有的人都既納悶又好奇,中樞神經甚至有點興奮。這是誰發明的呀?誰這麼有智慧有才幹呀?許多肚子裏早已沒有一點油水的善良百姓都這樣想這樣盼:畢竟,從此以後,不至於每次吃完飯肚子依然覺得空空,也不至於一個月的飯票十天就吃得精光。

終於等到了那偉大的七月一日。一大早,食堂門口就擠滿了飢腸轆轆的等待開門的人群,談話的唯一主題就是馬上要到嘴邊的這頓早飯究竟會是怎麼個模樣?大門一開,人流便似潮水般涌了進去。恐怕連黑色幽默的大家也未必能想像到這「放開肚皮吃飯」的精彩和滑稽:只見大堂里餐桌旁放着一個個大缸,缸里是切碎的捲心菜青皮和極少雜麵煮就的「稀糊」--其實和清湯沒有多少區別。不過省委的小「公僕」(幹部則另開中灶和小灶)和報社的記者編輯們仍是高興非凡,有人這一餐竟然灌了三大盆:幾乎比一洗臉盆還要多!(後來才懂得,這樣下去就出現了大量的浮腫和其它疾病,有的因此而丟了小命。)

就在這個時候,我先後碰上了兩件事,至今刻骨銘心:一是「吃包子」,二是「吃人肉」。兩件事相隔也就不到一年的光景。

先說吃包子。

大約是1960年的頭上,我跟隨省委主管農業的陳思恭副書記下鄉「調查研究」。是在湟中縣的一個山村。湟中縣是聞名於世的黃教誕生地。金碧輝煌的塔爾寺在燦爛的陽光下顯得越加迷人。我們一行,包括農村工作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秘書等,在縣、公社和大隊三級幹部的陪同下首先走進一座「敬老院」,撩開雪白的門帘,只見屋子裏並排的五張床上是一樣雪白的床單雪白的被子,五個老人一動不動地朝天躺着,沒有一絲聲響。毫不誇張,當時我真有一種走進停屍房的感覺,當然,我不敢有半點流露半點馬虎。陳書記很親切地對其中一位老人說:「日子過得還好吧?」一個幹部搶前一步:「一天三頓,按毛主席的指示,兩稀一干,還有專人伺候……」陳書記顯然不想繼續聽他羅嗦,問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個老人一動不動,雙眼還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點了點頭。大家見陳書記轉過身子,後面的人便先退出了屋門,我聽見書記說了一聲:「不錯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緊緊跟在書記後面,生怕遺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們一腳踏進廚房,只聽一聲吆喝:「好嘞!」在一片騰騰熱氣中,只見鍋台上包子正在出籠。書記大步走過去,沒等開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師傅已經遞過來一個包子,說:「嘗嘗,趁熱。」書記親切地微笑着掰了半個,側過身來把另半拉給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豬肉餡,麵粉雖沒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細潔,但實事求是說,味道不錯,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這時只聽書記又隨口說了聲:「不錯嘛!」幹部接下書記話茬說,這包子,我們食堂一月少說也得吃上那麼三幾回的。另一個穿得更有幹部模樣的說,全公社各隊都差不離(當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書記說:「全省自然災害,糧食減產,你們能安排得這麼好,不容易,要認真總結經驗,不過,還是要注意節約呵,要細水長流呵,要干稀搭配,發動群眾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潛力呵,啊?」周圍的人無不連連點頭,還有位始終緊跟在書記身邊的人一個勁地說,請領導(或陳書記)放心,我們一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決不辜負省委對我們的期望。從那口氣上聽,我斷定他是這個縣最大的頭兒無疑。

我們一行還「調研」了幾個「點」,最後在公社召開了「匯報會」,先「聽取」匯報,然後領導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與會的都埋頭記筆記,沒有一點聲音,最後,陳書記問了一聲:「大家還有什麼要說的?」這時,「大家」中職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謙卑地回答說:「沒有了,沒有了。」整個調查研究當然也就結束了,剩下的寫總結呀、給省委的報告呀,以及把省委領導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全省每一個角落」呀,那就是秘書和記者的事了。這樣的工作作風和運作方式幾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君不見全國各地各級領導依然是如此中規中矩,無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實說,當時我就看出了其中攙雜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知道這是預先安排的一場戲。但是,我當時的想法是,誰不想讓上級領導說幾句表揚的話呢?誰不願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現在眾人面前呢?也可能,這裏的群眾生活雖沒有這樣好卻也確實還算可以呢?等我在這個社會裏摸爬滾打,特別是文革中從監獄裏兩進兩出之後,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國成立還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虛作假已經那麼駕輕就熟那麼有恃無恐(當然,比起後來者,他們還只是小巫見大巫),因為他們是為自己的領導而干,他們只需對自己的領導負責。他們需要那種領導,那種領導自然也需要他們。可是他們能瞞和騙於一時,還能瞞和騙於永久嗎?他們騙得了領導,可騙得了千千萬萬人的肚子嗎?這就要說到吃人肉的事了。這聽起來很是嚇人,但確實是真的,是我親眼所見。

這裏,我先得交代一點背景。

青海的人口比較少,所以相對安徽、河南、甘肅這些省份來,饑荒出現和蔓延的時間好象稍為晚一點,1960年,有的地方已經非常嚴重,可青海一時還沒有顯出緊張,大約是在下半年開始,飢餓的情況才愈益明顯起來。那時候,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人都真真切切感到了飢餓狀態的「嚴重性」「難受性」和「可怕性」,於是也進一步認識到了餵飽肚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這時,省委領導部門又有新的文件出台:幹部下班後必須「採集一切可以採集到的代食品」(文件下面還列出若干品種,如灰條、苦苦菜等),好在那時幾乎各個單位都有自己的農場,除了在近郊野地里小打小鬧揀拾外,可以派出「專業隊」去集中批量採集,少數有「實力」的單位甚至有自己的「捕撈隊」,可以到青海湖去撒網打魚(那時可不像現在講求什麼生態環保,怎麼捕怎麼打都行,誰捕歸誰),他們的日子自然就要好過得多。我所在的報社雖屬省委管轄,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把關」,吃飯問題就不可能做到「無微不至」,省委機關的人比我們好過,當然,我們比一般機關的要好過,更別提百姓了。但是許多人還是沒能逃過浮腫這一關,記得全報社得浮腫的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於老家母親二姐她們時不時省下一點全國糧票給我寄來,我有幸躲過一劫。那時的總編輯叫喬遷,他是1938年在清涼山就辦報的老革命,「38式」,吃的自然是「小灶」(註:處級吃中灶,小灶須廳部級,我有幸在一次早晨送審稿件時目睹小灶的「優越性」,最深刻的莫過於那雪白的圓圓的可愛之極的小饅頭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白那麼白那么小那么小的饅頭。)他說過一句名言(我敢說,當年的青海報人,沒有一個會忘記),這句話是這樣的:「浮腫的人,不能出去採訪,丟社會主義的臉!」他還振振有辭地說:「浮腫,主要是思想問題,有的同志怎麼沒浮腫,我怎麼沒有浮腫?」關於辦報,他也有精彩的經典名言:「搽粉要搽在臉上,不要搽在屁股上。」這是他一次批評一位愚蠢的記者辦了一件愚蠢的事後說的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創,但我現在依舊覺得他這話對於所有無產階級新聞工作者,無疑具有普遍的指導性,而且,用現在媒體上常見的話說,叫做「既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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