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髮妻竟然命喪黃泉。伯仁雖非我殺，伯仁由我而亡。當年她違背了父母意願，不顧已在上海任工程師（中級職稱）的表哥的熱烈追求，毅然和我這個身無分文的摘帽右派（且是初級職稱）結合，溫柔細膩了我粗糲的人生，雖然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二月，這情意也彌足珍貴。新婚之夜我們曾半認真地誓言「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讖語成真，怎不痛殺人也麼哥！妻參加了蘇州一個受空軍支持的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武鬥後受陸軍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權，她所在的那個中學就批鬥起了這位年輕的女教師，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憑鮮血淋漓仍高昂着頭顱，這個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爾。掌權者這樣對待她，是否也和嫁了個「老右派」有關？
給妻致命一擊的是物理所外調人員「出事了」的那句話：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劃清界限，爭取立功贖罪，揭發他的一切反動言行！當晚，她就跳井自盡追我而去了。其時，我卻還在鬼門關上轉悠，沒有脫離險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醫院的同時，立即派了組裏二位要員去外調吾妻。他們從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想從我妻子那裏撈點稻草，竟逼死了我的愛妻！至今，我掙扎着又苟活了四十年，連小外甥女也有了，對前妻卻如蘇軾言「不思量，自難忘。……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呵。如此殤逝，怎生忘懷！在醫院我被搶救過來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對於「自絕於人民，以死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鬥，不過我身體過於虛弱，跪不動，只能背靠台階半臥着攤坐於地接受批判。批後我即被收進了物理所的勞改隊，日日夜夜有人監視，而且他們對我隱瞞了妻的死訊。
連從醫院帶回來的那一點點救命藥也不給吃，更不要說營養食物了，我就像一隻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貓小狗那樣整日昏昏沉沉地躺着。勞改隊打手們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殺，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們就沒有干係了。從肉體上消滅階級敵人是某些人的一貫主張，讓對方「病死」他們最樂見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臥在那裏，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氣。右派的命也真是賤，我竟挺了過來。稍能活動時我就被押着勞動，體力不如其他勞改隊員，只能坐着甚至半躺着幹活。我沒有像很多右派那樣，在監獄、勞改農場、工廠、礦山、農村里吃足苦頭，不過在首善之區的科學殿堂里也有着一種苦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呵。
在醫院裏在勞改隊，我已被定義為階級敵人，他們的偉大領袖早就指示過「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於是我被摒棄在了人道主義的大門之外。只要不立馬就死，會有什麼後遺症他們從不考慮。
物理所勞改隊員是不能對外聯繫的，半年多後物理所勞改隊解散前夕，我的老母親接獲通知趕到北京，守護照料了我，直到我的精神和身體趨於穩定。
我的大腦那段時期供血不足，受到了損傷。退休後逐漸顯示了出來，先是患腦梗塞（俗稱小中風）住院一個多月，不久前又被確診為患有廣泛性腔隙型腦梗塞。現在我說話有時詞不達意，寫文章慢慢來還好些，寫到某處時印象中是有合適詞彙的，固然還不必去查辭典（也無從下手去查），但要從腦袋中挖出來也頗費時間，非一般人所能想像。還將會有什麼後果，隨它去吧。只要還活着，就得努力寫出那一段民族的悲劇。
右派改正時，我向北大人員申明，我不要蓋有陸平圖章的畢業文憑。雖然我在北大連續讀到畢業，畢業時成績還不差，否則科學院怎麼會要我。我在北大念書時，陸平只篡奪到黨委書記之職，還沒有爬上校長寶座，校長仍是我入學時的老校長馬寅初。他們說北大早就沒了馬老的圖章，到哪裏去辦這張畢業文憑？我當即聲言，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陸平是又一個楊述式的人物，早已拋棄了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理念，背離了北大傳統，這種人的名字若出現在我的畢業文憑上，有辱我的清名。後來，他們翻箱倒櫃竟然找到了當年已辦好的我的畢業文憑（謝謝這些工作人員，給你們添麻煩了），上面蓋的正是校長馬寅初的篆刻圖章，說那時沒發是因為我「政治」不合格，雖然蓋有校長馬寅初和教務長周培源圖章的「北京大學記分冊」上，沒有「政治」這一課程。他們還說：全北大補發了那麼多張右派的畢業文憑，就你一張上的「北京大學校長」是馬寅初（我沒核實過）。真夠特殊的。就這一點說，我到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澤東死後三年，共產黨允許普通百姓調動工作單位後，我要求調離了傷心之地北京，這也是母親的意願，媽總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滿以為到一個新地方後，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業，更好地為國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區尚且處處受挫，遑論山高皇帝遠的場所。我終於明白，自己頭上還戴着一頂「改正右派」的帽子，雖然誰也不會明說。也許吧，在顯意識的、潛意識的「路線覺悟」高的袞袞諸公看來，戴過帽子的人終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長，其餘該予之物悉歸善解我意之徒。在他們眼裏，那些恃才傲物的傢伙，犟頭犟腦，桀驁不馴，怎會任我頤指氣使，哪能用得得心應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鳥盡弓藏棄之如敝屣。別忙舉出反例，個例總是有的，何況還不知道對他們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對此，楊述等人倒是可以作為一個腳註，雖然不那麼全面，用數學語言說是滿足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那些戴帽前並非頭面人物、改正後也沒有機會被首長發現的普通右派，沉於底層，地方官員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緊得多，會是什麼境況？不過就我來說，是否有點過頭？不肯妥協，寧折勿彎，常在不經意間就得罪了人，特別是那些被領導欣賞的卑劣小人。這些「路線覺悟」高的新貴陸續接任了我的領導，他們連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着個人私利，而且還戴着業務專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時聽紅學家分析林黛玉，說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經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差了，越來越差。真箇是，茅廁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緣於我的「路線覺悟」太低了吧，雖多次經歷過慘烈的政治運動，卻總不接受教訓，因而始終成不了「俊傑」。
我無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我說的就是這一個。寫這些東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開痂皮，依然是鮮血迸流。但是，就愛國主義來說，我堅信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決不會比肉食者們淡薄！往昔曾轟響過一個聲音，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過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不是麼，今天，也還是需要唱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上述就是我這個被稱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經歷。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論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開始戴的這頂帽子好沉重呵。陷我於此種萬劫不復境地的、就我個人的人格因素來說，是否淵源於北大給我的傳統教育？在民主和科學的理念下，樹立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風霽月之心，坦蕩愛國之志」！處於北大當時那樣環境中那種氛圍下，它們主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卻更見牢固，已然淪肌浹髓了。雖然那傳統使我在現實生活中吃足了苦頭，但我決不後悔。固一生清貧，然拒絕苟同，且老而彌堅！「來世」是沒有的，否則我仍要讀北大，相信屆時已恢復馬寅初老校長所說的「北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