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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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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說之濫觴,大概連現代中國考據魁首的北大老校長胡適先生也探究不出來了。說者在我的「帽子」上綴以「幸福」的花環,未免幽默得太殘忍了。也許吧,他們是觀察表象得出的結論: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書,畢業時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處分並留校察看者雖寥若晨星,畢竟還若明若暗似有似無地散隱在燕園中;而那個物理所,即使沒戴帽的物理系畢業生,也是最為想往的處所。第二年(1959年)物理所搬到中關村新址後,雖仍是科學院第一大所,全所連我在內卻只留剩四個右派,其中一位終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員,文革伊始就自殺身亡了;另二位從事的是服務性工作,卻讓我做了科研。他們拿的是生活費,發給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於其他新入所研究實習員的工資。

「幸福」何以頻頻降臨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沒有向耶和華祈求過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個右派中有一位卻從小就是虔誠的教徒,即使在泰山壓頂時也從未中斷過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難以覺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學,善良、樸訥,時時處處謹言慎行,一向語不涉政治,僅僅因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冊。聖父聖子聖靈沒有護佑得了如此堅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為我「出身好」?父母不識字,原租種本家祠堂的田畝,孩子多了(我是老六)難以為繼,就去了縣城打工。對這種引車賣漿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過也沒自卑過。正如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們沒什麼文娛活動,就以上床生孩子為樂,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說,我們同學中也有共產黨的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貴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積極分子中倒不乏來自剝削階級家庭者。顯然「出身」這一條不成立。因為我是學生幹部?入學時是團支書,後為總支書記。那時沒有班主任或輔導員,黨員都是「調干生」學習困難,還得分派成績好的同學一對一幫助他們,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團幹部身上,記得例如像每個同學宿於哪張床鋪之類的事也是叫我劃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課很重,工作,對我的學習曾小有影響,但我從未有過抱怨的念頭,像我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能上大學而且是北大是很感激的,當然應該多做些社會工作。事實是給我戴帽前,我們級的黨支部書記已被劃成了右派,「官職」總比我大吧,可見最大的學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為我「罪行小」?我沒有寫過大字報,旁聽大辯論時沒有發過言,沒有參加過「百花學社」等鬆散的學生群眾組織。不過我購買過北大學生自辦的《廣場》雜誌,後來這被說成是從經濟上、進而推論為在行動上在政治上支持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其實,那時我對一些右派的話語除深受震撼並在內心有些讚賞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習慣,至於物理系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肅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當時的我認為太過火了。

最終是,我也難逃噩運。大概是因為我接受了伏爾泰的理念吧: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將維護你說話的自由。當時我還不知道伏爾泰這位法國思想家的名字,然而雖歷經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還沒有被徹底撲滅的北大傳統或說「北大精神」已春雨細無聲地沁潤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為成員之一在年級反右三人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班級三人小組的成員時,提出應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組成。毛澤東說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層領導小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於在群眾中引起爭論、放出毒草。你左派手裏有真理,你怕什麼,真理越辯越明,辯論過程不就是對包括本人在內的全班同學的絕好教育過程。我也去看望過外校已戴帽的中學同學,他們也是人,暴風雪中尤盼故鄉送炭人,從生活上關心也有利於他們的改造。這也是照毛澤東的說話行事,毛澤東講他也有幾個右派朋友的!諸如此類。後來算總帳時,我被指責成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場上,為右派爭領導權,是右派分子的代言人……,云云,於是把我也劃成了右派。我很慚愧,當年沒有起到一個右派分子的作用:大聲疾呼,宣戰「三害」(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根由是我的「階級局限性」?此前的經歷決定了我不可能轉變得那麼快。

壓斷駱駝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據說是所謂的「探索集團」。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園裏有如火山爆發般噴湧出了遍野大字報。右派們雖自認為真理在握,但一開始他們就陷於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動機各異的人自覺地站在共產黨的一邊,或強扭「辯論」、或斥責、或漫罵、或批鬥、或推搡,左派們慣於仗勢壓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這也在感情上逐漸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亂鬨鬨地一個多月後,人們疲倦了,運動歸於低潮。數學系三年級(四年級已畢業走人,一二年級的按慣例要看看高年級動靜)的一些團幹部此時仍念念不忘幫助黨除「三害」,就來拉物理系三年級的團幹部,討論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擾,使運動走上「正規」。我也去參加了一次,在文史樓底層的一個教室里,課早就停了,天氣又熱,有的騎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課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講一通我說一氣,嘈嘈雜雜收了場。數學系的說要就討論內容出一張大字報,我表示反對。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們分岐太大,只是認為自己是個總支書,總得講點「組織性」,剛才討論時我的發言就最左,而且沒有議論出一個統一意見。後來他們還是沒通知我就出了大字報,並有位當時是數字系學生的中學要好同學衝到我宿舍房間裏大罵我是膽小鬼,我什麼時候當過膽小鬼!叫他打着手電筒照着我去補簽了個名,那上面寫些什麼我都沒有看。其後幾天,那些數學系學生在廚窗里貼出了一批小字報,總的題頭叫「探索」。於是,劃我右派時就硬說我是「探索集團」的成員。說凡是「探索」者一概劃右派。其實也不盡然,至少和我同房間就有一同學也去參加了文史樓的侃大山,雖然我的發言最左,但那位同學卻沒有戴帽。

還有件事可以一說。當運動發展到開始給人戴右派帽子時,反右領導小組開會不再叫我參加了。於是我明白我被撤職了。對那點「官」職到無所謂,但是被組織上誤解,當時的我很為傷心。因此,主動上交了日記本,請組織上審視。一個人的日記是內心深處的獨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實質。它不像《雷鋒日記》那樣寫出來是登在報紙上讓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記被退了回來,大概當時他們對我不感興趣吧。可鄙的是,到1958年2月後我的日記本竟「失蹤」了,戴完我帽子後它又被暗中塞了回來,至今沒有任何人向我解釋過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組組長)已欽定我為右派,鼠竊狗盜之輩於是就主要從我的日記本上拼湊出了材料。2007年一位已入籍美國的當年同班同學說那時所發批我之材料上註明取自我的日記。

1958年1月底,北大剛經歷過「反右補課」,於是召開了慶祝勝利的反右總結大會。這是自「5•19」以來從未舉行過的到得最齊的全校師生大會,會議最後由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先生莊重宣佈「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分子,並通告明天起開始放寒假。言猶在耳,我卻在其後被「補劃」成了右派。被有計劃地補劃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們級的黨支書也是其中之一,我不過是最後一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無信,再次的欺騙群眾。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並不把黨委書記代表黨所作的莊嚴承諾放在眼裏。日期是他們劃定的,承諾是他們作出的,法律是他們制訂的,於是他們認為既然一切皆由他們恩施,他們就可以隨時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稱了嘛,就是要「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北大師生成了釜魚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實,黨委書記、工作組長也只是一線指揮者。「5•19」之後,燕園裏就不乏身着楚楚中山裝的陌生中年人前來觀看大字報,有時甚至是在夜深人靜時被簇擁着默默觀看後一言不發地走人。由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來北大給學生傳達了毛澤東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以幫助共產黨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國最早出現鋪天蓋地大字報的單位,是最早發生大規模群眾性的幫助黨除「三害」——後來則被稱作是「右派進攻最猖狂」的處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運動領導者們的高度關注。

定義右派就是反革命並開始大規模抓右派後,燕園裏一片肅殺。很快地,劃一個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裏開個會,無需事先告知大家,臨時提溜出來的被劃分子垂頭喪氣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個反右積極分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幾句(群眾漫應着)或不喊口號,不到半天就可以報銷一個。日本軍曹在南京大屠殺時殺紅了眼睛,比賽起了誰殺人殺得多。1958年的北大劃右派,有些人也劃紅了眼睛,這可是邀功請賞火線入黨的難得時機呵。例如,一同學僅就所發教科書(「一邊倒」翻譯自蘇聯,不過講課教授們不屑一顧)中的肉麻敘述信手寫了個積分公式,什麼化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詩人、文學家、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所有的「家」從負無窮到正無窮「f(家)d家」累加起來,就是羅曼諾索夫。這不是冷嘲熱諷、惡毒攻擊蘇聯老大哥嘛!戴帽。其實,那位羅先生是俄國人,憑他的貴族身份倘若活到蘇聯時代,定不會有好果子吃。雖然如此,待到劃我時,理應是最後一個了當更順溜了,可是班裏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竟要討論三天以「統一思想」,為我辯護者說即使拋出的材料鑿實,此人沒有城府,對誰都不設防,坦白率真得像個孩子,不能劃呵。於是從哲學系調來了打手,由他們主打。其實,我的命運早就確定。真正劃我為右派的場景,據說頗具戲劇性。物理系工作組組長楊述先生隨手從桌上抓起一枝鉛筆,在黑名單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劃了一條線。這一划,劃給了我一頂右派帽子,劃給了黑線下面緊挨着我的那個同學一頂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述夫人韋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錄》一書中說,「搶救運動」時楊述在陝北綏德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受盡冤屈,頭生幼女也因無人照料而夭折,年輕的母親說「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抗日戰爭勝利時,急需大量幹部去各地搶佔地盤,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又得到了重用。到1949年進京時,楊述他們儼然已成了「老幹部」。楊述先生經過「搶救」,路線覺悟大為提高,革命銳氣打磨殆盡,知識分子的良知也難覓蹤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為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長。連他的愛妻也說「這時候,他任部長既久,已經變成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這個圈子裏轉,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經和綏德時代不同了,我們兩個常常談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楊述他們抱怨「為叢驅雀」,五十年代他們自己也「為淵驅魚」起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呵!什麼叫「路線覺悟」?倘若上峰指鹿為馬,你老兄竟還要說什麼皇帝的新衣,路線覺悟也太低了,等着挨「搶救」吧,當年就有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等人沒有被「搶救」過來而死在了延安;能夠跟着嚷嚷「就是馬,就是馬」,前途則豁然寬廣;如果會用一百種方法論證鹿即是馬,立馬叫你當政治局委員。至於是否剝削階級出身、本人幹過什麼齷齪事之類,倒是無所謂的。姚文元張春橋之流不就是例證。倘若說「搶救」運動還主要是當時在陝北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坎,「反右」鬥爭的受難者已擴大為全國所有年齡層的知識分子,「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則把全國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運動間難道不存在傳承關係?其中哪個受到過批判?連提都不提了,好象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一切「向前看」嘛。於是,君不見它們相繼橫掃了中華大地!「文革」一開始,楊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後平反時已成廢人並很快就病故了。沒有聽說過楊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間對「反右」有何反思。《思痛錄》中也沒有敘說楊述在反右期的表現,相反講楊述說過北大的「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我寧願相信這是韋君宜先生的偏聽偏信,而不是為親者諱往丈夫的臉上貼金。事實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緊接的那個班,右派比率超過了三分之一!包含那個班我們整個年級的右派比率也高達20%,雖然毛澤東規定一個單位的右派比率是5%。當時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學期起該系分成了3個系,外加現代物理系),物理系學生中右派的絕對人數和相對比率,皆居理科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也數第一。如此多的右派、這麼高的比率,和楊述先生沒有關係?只說楊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劉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會答應。楊述原有的知識分子精神死亡後,僅用為虎作倀、身不由已來解釋他的行為,就太小覷他的主觀積極性了。韋君宜先生說楊述的一生是「一個真正的悲劇」。1945年之前和1966年之後楊述是受害者,確是悲苦;但是中間的二十來年,楊述正當壯年,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他是個施害者。《思痛錄》第十章全是對已故夫君的追憶,作者認為楊述「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並升華為如該章標題所示是「當代人的悲劇」。然而,怎可迴避,「搶救」運動極度震懾了楊述,使之脫胎換骨、喪失自我而成了識時務的俊傑;關鍵時節則泯滅人性、淪為絞肉工具。自然可問,楊述該負多大罪責?又能負多大罪責?如果我處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總有積極、應付、消極之分吧。同樣被「搶救」過的韋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點戴上帽子,這一點在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郭小川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在更早的「反AB團」時差點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則力所能及地保護了一些人。他們沒有像楊述那樣在北大抓右派爭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達高位」之說顯然不正確。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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