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來媒體所見，竟會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抵制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這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四人幫」只是一個層次，迫害廣大群眾的是他們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黨支部書記之類的第n層次甚至更低。何況「四人幫」之上還有指使者。迫害人的行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個動靜那些人又會勇往直前、力爭上遊以邀功請賞，因為這對他們個人來說沒有絲毫壞處卻好處多多且終身受用，他們永遠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倒是無官無職的巴金先生寫出過懺悔錄，此外沒有再看到過象樣的檢討。很多人只講自己如何受迫害，從來不提自己怎麼迫害人，他們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倘用民間「一命抵一命」的準則來判別，楊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條命也不夠吧。評說楊述現象已越出本文範疇，且住。
碩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後，我跌入了漆黑深淵。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渾沌，一片惘然。我怎麼會反黨呢？開始懂事時就讀的那個初中，原由陳毅率領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斥資五千大洋興辦於溧陽丘陵山區，後遷入由共產黨員捐贈的縣城內的校舍時，教學質量已居全縣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錄取後，由地下共產黨員的校長指定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蘇州接受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蘇南區委的政治培訓，回校後1950年即就任學生會主席。高中考的是蘇南蘇州中學，二年級時學校改名江蘇省蘇州中學，我是該校當時最大的「學生官」之一（團委宣傳委員，團委書記是專職幹部），畢業時班上第一，全級沒有排名。入大學前，由於功課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額獎學金，也因功課好和所謂出身好而當了學生高官。但是，我這個黨的孩子卻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黨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我該怎麼活下去？掏出鮮紅火熱的心以明心跡！是我那十分堅毅、異常辛勞的小腳媽媽伸開雙手把我拉了回來，這才是生我養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親呵。
中文系同級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後激憤地說「……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很慚愧，沒有她那麼清晰的認識，沒有她那麼透徹，沒有她那麼劇烈。對於「陽謀」我也很震驚，那是右派分子的共識吧，深感受騙了。用陰謀手段對待人民大眾，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重創了明日的國之棟樑，難道這不是民族的自殺行為、國家的自殺行為？但我在那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更多的是在驟然重擊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蹌蹌，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飄飄蕩蕩，心靈將停泊於何處？也有糊塗，顢頇，跳不出過去圈子的愚笨、駑鈍。我的內心已完全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時間非常長，老是亂鬨鬨、嘈雜雜的。我遠不如林昭那樣明白、因而那樣堅定，更沒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總算，我沒有一股腦兒往自己頭上扣屎缽子，更沒有揭發他人以爭取「寬大處理」。因此到1960年9月，科學院政治部主任來物理所為我一人宣佈摘帽的前一個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黨支部書記還在全室大會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後我仍幼稚，自以為進入「人民內部」了，和他人一樣了。殊不知我頭上還戴着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科學院規定，全院所有的中青年知識分子每年都要下鄉勞動一個月，不過我從沒有看到過一個共產黨員下去勞動過，我則是每年必去的勞動「常委」。對勞動我雖不在意，但精神傷害是存在的。再如，1963年物理所或我們研究室作為全院的試點，對1957年以來入所的大學生進行了一次考試，考的內容是外語加報告。外語任選英語或俄語，我報了二門，英語第一，俄語第三，俄語前二名屬留蘇歸來者；報告的內容，他人大多是實驗裝置或工作總結，我做的是科研成果報告，而且聽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員，自然不會是我去通告的。所內其他研究室的情況我不清楚。這場考試過後，至少和我一起在1958年來所的其他大學生們，都從初級的研究實習員升到了中級的助理研究員，工資也漲了一級（不過是從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實習員和56元。等等之類，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賜吧。感謝「三年困難時期」（罪過！），有如後來被封為副統帥的林彪所言，物質上匱乏時精神上應寬鬆些，使得我及其他人還可以做些科研工作。1963年以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角又吹得震天響了。
「反面教員」的動輒得咎、受盡凌辱，箇中滋味豈常人能理解。雖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後的「摘帽右派」使我也還是個陷於滅頂之災的賤民，長期的鈍刀子宰割對性情中人仍然慘烈。著名詩篇《遊子吟》作者、唐時做過溧陽縣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詩作中說「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他只是未考取進士（後仍被錄取中了進士），我們卻是爭當平民而不可得。大觀園中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何況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共產黨統治下的摘帽右派。真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頭，科學院雖然比北大寬鬆，我的日子也一點不好過。
終於降臨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過了。由路線覺悟高的新寵們奪得各級權力並稍事休整後，便磨刀霍霍向眾生、干起「清理階級隊伍」來了。1968年春，我們研究室已自殺身亡了一位「走資派」——黨支書，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團長訪問歐洲時，在英國買過一段自行車用氣門芯，於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賣國主義，連氣門芯也要用洋貨！此人早就被樹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一向是滿嘴巴的馬列主義，現在哪經得起如此委屈，於是從實驗室拿了劇毒的氰化鉀跑到香山上吊「雙保險」自殺死了。雖然此人待我說不上友好，我仍要講，買根氣門芯算什麼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錢，沒貪污一分出差費，你管得着嗎？這位大不了我幾歲的中年人，業務水平也確很高，加上其政治條件，如果不死一定會是第一批院士，國家如此糟蹋人才，實在可惜。室里剛死了一位「走資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這位先生畢業於著名的中央大學物理系，跪在房間中央由「小將」們左右開弓抽着耳光，就像京劇「三娘教子」那樣被當眾耍着猴。
前面已經批鬥了二個類型的代表，接着該輪到第三個代表——我這個「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不要連累妻室的離婚書，交待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倒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布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里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厘米、還只剩一邊連着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真是又一層的僥倖。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血管也癟了，醫生把斷裂了的頸總動脈縫了縫，沒有輸血，藥也用得很少。階級敵人不是人，醫院哪能人道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