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問他，現在怎麼辦？他說：「什麼現在怎麼辦？」我說：「我團籍沒了，我怎麼上講台講課呀！如同開除黨籍的能當指導員嗎？」
他愣了一下。
我估計他們事先沒有想到這點，以為嚇唬一下，我還不老老實實的聽話，但他不會承認自己失策的。為了避開這尷尬的話題，他又提起只要聽黨的話，好好改造，一定會有前途的等等。
我說：「我又沒有不好好干，只是打報告要求轉業去考大學。國務院不是也有具體規定嗎？你們怎麼給我這麼重的處分呀！」我又提怎麼重回教室去上課的話題，並顯出十分可憐的樣子。
最後他說組織上再考慮。我出了他的辦公室。憑他最後那句話我覺得有希望可放下教鞭。
新的一周開始時，幹事通知我把點名冊交給另一位幾何老師，大概準備合併上課了。心想第一步目的達到了。當我停下課後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因為部隊還可開除我軍籍的，假如那樣就慘了。當時我覺得有兩件事可做：1、主動要求做些事，表示沒有躺下不干；2、要求恢復我的團籍。這兩件事都可表示我還要求進步，避免對我使用極端手段。想好後，我就向幹事提出，我可以幫助批改幾何作業本，假如他忙不過來的話。我還可做刻蠟版等雜務。我這樣說和做，給了幹事的面子，緩和了與他的矛盾。但我應在什麼時間提出恢復我的團籍呢？太早了團籍恢復了，要我繼續教課怎麼辦？提晚了，他們會不會認為我對團籍根本不在乎，是個不可救藥者。我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就是把寫好的申訴信讓幹事層層上傳到團中央，既沒有看不起基層，又不會很快有結果。
54年中，批准我轉業了，處分也改成了留團察看半年（空政團委批的）。
（有一次在與難友們聊天時，他們很不理解我為什麼被劃為「右派」。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了他們聽後，有難友說我不要抱怨，你是老謀深算的反黨分子，不劃你劃誰？54年時我不滿20不能算老，有什麼謀、算？談不上。只是我當時覺得由於我不想入黨，在部隊肯定沒有前途。而組織上卻要我在那裏教書，說是工作需要，而我只覺不過是利用我而已。打了一個要求轉業的報告，又不犯法，又不違紀，你們就又批鬥又開除團籍，能算無微不至地關心我嗎。從我在部隊所見和我自己的經歷，否定了這個黨媽媽的謊言。我沒有自我作賤、自廢武功。他來招，我拆招而已。）
四、第一次遭報復
目的達到了當然很高興。天真地以為和獨立三團的恩怨就結束了。其實不會這樣便宜我的。
54年空直單位轉業人員去了太原轉建大隊待分配。空閒時間政治學習是少不了的。由於處在過渡期，氣氛就輕鬆很多。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可以憑同等學歷的條件，去報考高等院校。梁成金、沈迪克和我等都申請去報考。所有申請報考的轉業人員，全部批准了，只有我沒有批，理由是誰讓你為了考大學而鬧轉業的。這是對我不聽話的報復和懲罰。按照54年憲法，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何況報考呢。平時自封為黨媽媽的組織，就是這樣的心胸狹窄、霸道，它違反自己定的憲法、軍隊轉業的規定。你不聽話和我鬥心眼，看誰鬥得過誰。在他管轄下的「同志」如同他們的奴隸一般，幸好沒有碰到又一個王彪。但在黨文化的洗腦後，我連提一下異議都沒有敢。我再一次的想到，不能聽它來安排。怎麼辦？正好當時有一個規定：幹部轉業由組織重新安排工作（不失業）；戰士復員由哪來回哪去（不管分配）。當然同樣離開部隊，待遇是不同的，轉業優於復員。但我選擇了復員。我並不知道將來會如何，在上海能找到工作嗎？但我一定要去考大學，沒有工作在家自學一年，明年去報考就是了，獨立三團管不着了吧。
回上海後，很快我被分配到了一個公私合營工廠人事科當幹部，待遇和轉業一樣。可算是歪打正着。這比留北京工作還要強，何況他們都留在山西呢。但我還是想去升學。55年毫無困難地獲得廠里同意我去報考。我太自信了，本來可以申請複習功課假，我放棄了。沒有充分的準備就上考場，結果沒有被錄取。
56年吸取了教訓。不但在平時複習，還參加了復旦大學主辦的業餘補習班。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北大物理專業錄取了我。
五、第二次遭報復
入學以後，發現班上另有兩位調干同學：周幼威和章鵬，我們叄人都在上海生活過。周54年從部隊轉業到山西工作，56年考入北大；章從上海公安局考入北大。我們三人從年齡、家庭背景、生活工作經歷、興趣等等都很類似。因此，很快就成為知己。
同班的其他同學是應屆畢業生，把我們看成大哥哥。回想起自己的入學不易，又已經耽誤了四、五年，我只想好好地念書。
57年5月19日校內出現第一張大字報。很快以飯廳為中心出現了大量的大字報，又成立了百花學社。大部分同學趁吃飯的時間，端了飯碗邊吃邊看大字報。有的同學搬一個吃飯的桌子，放在廣場上跳上桌子發表演說，是否類似海德公園？我不知道。可以說政治、思想空氣十分活躍。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完全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幫助黨整風的號召下形成的。鳴放期間據我觀察同學們大約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鳴放積極分子，他們往往是學習上比較好的人，有才華，知識面廣，善於獨立思考。他們貼出來的大字報內容往往較尖銳、深刻，使人震撼。但對中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沒有更清醒、更本質的認識。可以說他們是運動的主角，但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第二部分就是所謂「衛道士」們，他們反對前者的大字報的論點，但拿不出什麼有力的論據，除了扣帽子，就是掄棒子。他們是一群小丑式的人物，頭腦簡單、腹中空空、『報』雲亦云，傳聲筒一般。也知道自己的行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但並不在乎，只要領導欣賞就行。第三部分就是沒有貼大字報的大部分同學。他們的人數最多，沒有貼大字報不等於不關心運動，就憑大字報前的人頭攢動，和私下議論、傳播之熱烈，可以證明要求民主、自由的強烈願望。這是共產黨最害怕的。反「右派」成了當然之事。我當時就屬於第三部分的人。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覺得這個黨和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理論和實際有很大差距。但究竟問題在哪裏，還不明確。給我印象深的大字報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簡譯本；討論黨應在國家裏如何起作用，而目前黨又很類似中世紀的教會組織和一個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黨卻大搞特權等文章。看完後免不了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寢室里說說而已。在整個鳴放期我沒有貼過一張大字報，沒有參加過「百花學社」的活動，沒有公開表示過自己的什麼政治觀點，沒有參加過任何大、小辨論會，沒有到校外去串連，連林希翎兩次來校演講，我都沒有去參加。但當我聽到章鵬參加西語系的肅反控訴會後，也想根據他自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時了解的情況，要進行揭露時。我馬上勸阻了他。我僅說了一句話「你不要忘了共產黨是很愛報復的。」他也有幾年的工作經歷，我想會同意我的看法的。當然我也是不可能想到會有如此嚴厲的報復的。章鵬也沒有寫大字報，也沒有公開發表揭露肅反擴大化的言論。
原來平靜的校園，由於有了大字報而顯得生氣勃勃，我還是按原來的節奏：上課、吃飯、去閱覽室，僅多了在吃飯時看大字報。根據上面所說的許多「沒有」和對章鵬的勸阻，我無論如何也不該被劃為「右派分子」呀！說老實話，我在鳴放時並不積極，但對「反右」十分反感。按江隆基（時任黨委書記）的標準我對自己有數，不會出事。但我很耽心章鵬會出事。假如這樣，也是我不願意看到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麼。我覺得應保護他。我又一次地按照在部隊與領導鬥法的經驗，想出了一些對付的辦法。
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按照江隆基書記劃右的標準，我們都沒有被劃成「右派」。
稱「反右」是「陽謀」，有這樣無恥的嗎？章鵬懷着對「反右」的不滿甚至於忿怒，回到天津把學校里鳴放和「反右」的情況和現在已不能在學校說的話，一股腦地向他的哥哥傾訴。據說兄弟倆還展開了激烈的辨論。
章鵬在力學專業54級里有一個從小就相識的女同學叫樂瑛。在鳴放和「反右」期間他們來往很密切。我想章鵬會把原先想公佈於眾的，有關肅反擴大化的材料和他的「右派」觀點，全部告訴她的。
58年由陸平替代了江隆基（據說因彭真不滿江太右，把江換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取消了江宣佈的結束「劃右」。重新來深挖細找「右派分子」。原有的「反右」恐怖氣氛驟然升高。
有一天班上開會。會上要求大家檢舉揭發章鵬的「右派」言行。散會前宣佈章鵬從我們的寢室中搬出去（僅我們三人住）。並要求他交待自己的問題。
章鵬劃為「右派分子」後，我已不很自信了。不過我估計這次的補課也快結束。一天吃晚飯時，樂瑛在小飯廳找我，希望和我談談。在小飯廳外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她說：「現在對我的壓力很大，你看怎麼辦？」我說：「運動眼看就要過去，這麼長時間你不交待，現在再說人家會原諒你嗎？挺挺過去算了。」她說：「那就這樣吧。」我說：「好吧。」我們就分開了。
第二天下午，上課的時間，聽到「嘟、嘟嘟」的敲門聲（我們熟人之間約定的暗號）。開門進來的卻是班上的「反右」積極分子們，並拿了寫好我是「右派分子」要老實交待的標語貼到了牆上。
我就這樣直接被宣佈為「右派分子」。這個程序有點不尋常，證明了我判斷運動快要結束了，是對的。他們已沒有時間再來搞什麼揭發、批判、交待後再來定你為「右派」這一套花架子了。
後來周幼威告訴我，樂瑛是由領導指派前來試探我的。由此產生一些聯想：1、組織上似乎還留給我機會，對我很關懷。而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咎由自取。但我要問，你們搞的「反右」運動有什麼合法性？正當嗎？光明磊落嗎？我憑什麼要接受這種「考驗」；2、假如樂瑛在匯報時幫我一下，編些瞎話騙她的主使人，結果會不一樣嗎？當然我無權去要求一個沒有什麼政治經驗的年輕學生，去為我冒風險。終究我只是通過章鵬才和她認識的，她能信任我嗎？她只要如實匯報就可以了。黨媽媽搞運動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恐怖的氣氛，然後人人向它效忠，聽指揮去咬別人。
章鵬的哥哥為了什麼要這樣大義滅親？為了他弟弟好？為了怕牽連到自己？為了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沒有他的揭發章鵬不會成「右派」，我更不會。而章鵬最後在監獄中自殺，我想他哥哥萬萬不會預先想到的。
記得當時劃「右派」有六條政治標準。最後在宣佈我罪行時，好像我條條都沾得上。天哪，不論你在什麼時間說的、什麼地點說的、是自創的還是轉述的，想要給你按上就可以按上。因此，我認為劃「右派」根本不需要條件，只需要有指標。我自嘲地說自己是「湊數右派」。話雖這麼說，但給我的處分可不輕-—保留學籍，勞動考察。對此，我只有一種解釋：獨立三團在我的檔案放的東西起了作用。我說，黨媽媽又一次對我進行了報復不會冤枉她吧。
在毛澤東的專制社會下，生活是非常不確定的。當他把你算成同志時，你可能覺得還安全。一旦劃入另類的話，什麼壞的結果都有可能，直至死亡。所以有許多很高級的幹部，也是這樣的怕毛澤東呢。
第一次的報復，經過自我奮鬥，達到了我個人最理想的目的。第二次的報復，差一點送了我的命。60年9月30日北京製藥廠又以「企圖逃亡國外」的罪名，把我送去勞動教養。冤枉呀，我只想能回校去完成我的學業，就燒高香了，出國幹嗎？。我考上北大是化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嗎？給我升級處分，一定是有人在交待問題時牽涉到我了。我知道已經決定了的事，是不會改變的。辨解毫無用處。我什麼也沒有說就跟來人走了。所以為什麼「解放」後這麼多冤假錯案？人治加「偉光正」的永不認錯就是答案。
瘋狂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了糧食的虧產，已造成了大批農民餓死。為了穩定政局，北京就把部分「五類分子」收入專政單位看管，以防不測和恫嚇百姓。
在教養單位根本吃不飽，還要負擔繁重的勞動。62年時我已皮包骨頭，大夫查房發現我已三度消瘦，替我請了病假，如繼續出工是有生命危險的。我就親眼看見，有教養分子在出工路上倒下死亡，想起來我還真要感謝這個大夫。
六、結束語
我快進入耄耋之年。閒時常回憶往事，為什麼我的『新中國』經厲如此不幸？不就是我沒有十分聽話，想了一些辦法保護了個人的權利嗎。這樣是不是就因不符合奴隸身份而該受迫害？適逢學長譚天榮建議大家寫回憶錄，留下這段歷史至少也可讓家人了解。
隨着「偉光正」光環的消退，「右派」的光環似乎在放大。「右派」中確有一大批有學問、有才能，憂國憂民的人。但更多的是一群普通人，不是「大公無私」的神。
劃「右派」是「偉光正」操縱下的整人運動。因此，劃出來的「右派」琳琅滿目，什麼情況的人也可能遭到不幸。不信，我告訴你一個例子，62年我們沒解除教養的「右派」集中在團河農場（勞改單位），其中有一位看上去不像知識分子的「右派」。有一天他和別人打架，隊長要他寫撿查，他讓別人代寫，我很好奇地問為什麼？他人告訴我說：「他是個文盲不會寫」。
拿我來說，在鳴放期間我根本沒有什麼「右派」「業績」，相反的是小心避禍，以免不幸。豈不知趴在地上和站在地上避禍的活動空間是大不一樣的。
回憶中使我最覺可笑的是：劃我「右派」完完全全是一種違法行為，我又不是黨員，劃我「右派」要縣、團以上黨委批准，並由此對我進行行政處分太無法無天了吧。侵犯了我的人權我不知抗議，反而覺得自己要努力改造世界觀；在我摘帽時竟然大呼「毛主席萬歲」，對一個加害於我二十餘年的罪魁禍首，我竟然如此黑白不分。
前些年和幾個同校難友，曾向胡錦濤和北大校方提出過三個要求：1、要求平反（非改正）；2、二十餘年的經濟賠償（沒提其他賠償）；3、要求言論自由等，一直沒有明確的答覆。是不是他們認為給你改正就不錯了，不要得寸進尺？是這樣，也可以。公開說出來也算「偉光正」是條漢子。
近年以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雖然高喊「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也不見成效。上訪群眾一波又一波，抓了送回去，又來了，絡繹不絕。從甕安到深圳，從吉首到重慶，從西安到隴南，可以說大江南北，街頭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平台，群體事件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聯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連北京最近都可以聚集上千人到市政府抗議。楊佳襲警，網民歡呼。這都是因為不理睬群眾合理要求，不切實解決矛盾，使矛盾逐漸積累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