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承鵬是《足球報》前著名記者。
我們認識的當代作家,很多人都是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後來也寫出了一些反思痛陳,往往看一段文字就讓人唏噓不已。
我是在兩歲的時候啟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餘文革中蹲點在家,沒事幹,就教我念字。
我太小,有時念不出「狗」、「貓」、「羊」來,就以「汪」、「喵」和「咩」來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鬍鬚很得意,說「這娃趣哇哇的」。我五歲時開始學背唐詩,和現在的背法不一樣,外公講究「吟」,很有點像《武林外傳》裏秀才的怪聲怪氣,我很害怕,屢屢被打。九歲時開始學習《三國》《水滸》及夏商周秦漢,我根本不理解,但記性很好,能夠把五代十國的皇帝和大將們分得很清,也能把流金鏜和方天戟分得很清。
教我啟蒙的這段時間,外公堅持用日語和英語翻譯《毛主席選集》,翻譯到高興之處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篤篤的。躲在牆腳的居委會大媽聽到後就飛快跑去派出所報告,說李耳餘越來越反動了,躲在家裏用外國話罵毛主席,還篤篤地發密電碼。我見過一次外公掃大街的樣子,頭上流着血,腿腫得發亮,但還樂觀,說他幸好會武功。
他是晚清「庚子賠款」公派留洋的學生,才華橫溢,與一後來很著名的「郭」姓同學兼同鄉交好,但人生詭異,兩人40年後因志不同道不合徹底交惡。
大約在上世紀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惡化憤然回國,先後在燕京女大和北師大、黃埔軍校任教,後積極投入到抗日和反國民黨的潮流中,晚年他說,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左派,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是右派,我左右都不是人。
他最困難時,那個「郭」姓同學好心讓他去北京好給他一些照應,他拒絕了,說不能與之為伍。現在想來,外公就是書讀得太多,讀書越多越反動,臭清高,自尋死路。
他死的那天喪事不能大辦。悄悄火化後,把骨灰撒都江堰寶瓶口的江水裏去了,寶瓶口洄水窩一漩,那把老骨頭就不見了蹤影。這也是他的遺願。
寫這麼多我的外公,是因為他是我第一個老師,而且是終身的老師,他那間陰暗簡陋的磚瓦房是我第一個書房。我一直記得他說的一句話:凡干某個職業的,穿着一定不要像那個職業,越像,證明他幹得就越糟糕。
後來的生活證明外公說得很對,比如現在你看整天留着長頭發動輒薩特莫奈後現代主義的人,一定是假裝的文藝青年,頭髮長是因為沒錢剪,也沒養成好的衛生習慣;比如報紙里天天穿着很多兜的攝影背心的記者,多數不是攝影大家,正處於剛剛把焦距調準的階段;還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鏡走路假裝低頭怕被認出來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做姿態引你注意,屬於東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幹活……不一而足。
小時候,成都到處都是可以讀書的地方,九眼橋頭的茶館,祠惠堂的年糕鋪,錦江邊上的評書場,不像現在,省圖書館不知修到哪兒去了,舊址外是賣偽劣服裝的,市博物館好像久不見什麼文物了,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裏當成打麻將的好地方,太陽燦爛的時候就會聽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記得當年外公常帶我去東大街處一個書攤,一分錢可以看一本連環圖,《基督山恩仇記》、《中鋒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戰》、《說唐》都有,我記得好多孩子都埋頭在條凳上看書,樣子呆若木雞;現在那裏全改成了高檔娛樂場所,晚間有很多孩子在那裏打電玩,或者HI大了沖街邊吐,看上去標緻而聰明。
外公死時我正在新疆,輾轉知道他對我有一個要求,讓我一定要回成都去,這是一個可以好好讀書的地方。
他要活到現在,一定不會這麼說的。
「瓦西里,沖啊,我來了」
外公沒什麼好結果,我的另一個老師也沒什麼好結果,小學五年級時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個帥氣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認為我的白話文寫作「生動」這一課是他啟蒙的,他教我們成語時總會身體力行,比如「功虧一簣」,他就會把扁擔和竹簍挑進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樣子來證明這個成語的緣起,他還教過我們背現代詩,我聽不懂,只記得他念的時候,眼睛亮亮的。
他個子高高,皮膚白晳,戴個斯文的眼鏡。可後來他瘋了,聽說是因為學校分房時領導不想分給他,當開分房討論會時把他支到校門口值勤,等他回來時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結婚。聽人說,辜老師瘋了的樣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斷把帽子使勁往天空上扔,並大叫「瓦西里,沖啊,我來了」……
我對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狀態好了沒有。是他第一個帶我去圖書館學會借書,地點是科甲巷,他告訴我們當年石達開就是在這裏慷慨就義的。
還有一些人對我有恩,我的表哥28歲就當了省長秘書,一直嘗試讓我做一個正派的讀書人,借給我看很多書,他第一個告訴我什麼叫三權分治,什麼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願用生命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說得熱血沸騰。可是生活總那麼神奇,很多年後,他早不讀書了,成為搗騰文物的大佬,據說還和非洲人做烏木的古董生意。現在他的最愛,是打麻將鬥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無限的全民娛樂事業中去,那名言變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衛你和牌的權利」。
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
成都現在的讀書人越來越少,能讀到好書的地方也越來越少了,這和全國形勢是一樣的,全國形勢一派大好,就是好。不過我還是在玉林小區發現一家叫「大印象書房」的地方,裝修得舊舊的,二層樓,規模不大但有最新的書和雜誌,二樓上是書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齡都在35以上,一樓經常會出沒一些80後甚至90後,來買郭敬明或韓寒的書,有一天不知怎麼兩派粉絲就吵起來,差點動手。
我發現三十年間書店最大的變化是,那時站着的人多,現在跳着的人多——因為那時的人沒錢買書只能去書店蹭書看,還站在那兒偷偷拿筆記本抄書上的內容;現在明星簽售的事情多,所以到處是舉着瑩光棒瘋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絲,雖然大多數分不清博爾赫斯還是赫爾博斯,也分不清岳飛和張飛到底是哪個朝代的。
不過這沒什麼,生活給我們提供了足夠多,不需要知道岳飛和張飛,只需要知道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個很大的書房,當初裝修時我就把最大那間做成了書房,沿西那堵牆用木條做了足有五米長三米高的書架,腳下也全做成了書櫃,一律不安玻璃門,因為一個師兄說真正的讀書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書的。王小波的書被擺在最正點的地方,然後是海明威的,然後是海子顧城等人的詩集,然後是武俠,然後是一大堆禁書……不過大多我都沒來得及看,這是半拉子讀書人虛榮的通病,我覺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來報紙的合訂本,你會覺得比聊齋還荒誕,比科幻小說還科幻。
很多年後,我有了一些錢,就在北京買了一套靠河的房,書房往遠處看是一排非常現代化的建築,比如潘石屹的SOHO,比如國貿,比如銀泰,比如中央電視台新台址,但細了看,其實也有很多簡陋髒亂的地方,面目猙獰的工地大坑,混亂十足的給民工發放盒飯的露天食堂,正如劉震雲先生寫的《我叫劉躍進》裏的場景,電影就是在那裏拍的,完完全全是一個大貧民窟。
我的書房下面的風景,是中國目前的縮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後的粗暴嫁接。
不知為什麼,這些,書里沒有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