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記載受難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續。有一個年輕人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DimaYurasov生於1964年，像其他同齡孩子一樣，當局不提過去的政策，使他們對斯大林時代的歷史一無所知。他在高中時偶然讀到關於迫害殺戮以及斯大林死後的「平反」。但是當時正是新斯大林主義氣氛籠罩的時候，連他的母親也不跟他談過去的事情。他立志學習歷史。他成績優異，卻沒有去考名牌大學，而是進了歷史檔案館，查找事實記錄。後來他被徵兵，他寫的歷史小說手稿被人告發了，手稿被沒收，他被迫「檢討」。離開軍隊後他考入最高法院當了一名職員。他設計了一張關於受難者的標準表格，包括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死亡時間，民族，黨派，社會背景，最後的工作地點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實，平反狀況。在18個月裏，他做出了十萬張受難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發現後，他被開除。後來他當了卡車司機。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個集會上，開始的發言者們都只是用一些隱喻和拐彎抹角的話來談論過去。老一代的人慣於用這種方式說話，他們最直接的抱怨僅僅是得不到信息。Dima產生了受挫感。在散會之前，這個23歲的年輕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說他已經收集了123，000張受難者卡片。他告訴聽眾，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長給赫魯曉夫的機密信件，從1953年到1957年，60萬人得到了平反，從1963到1967年，又有61萬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聽眾被深深震動。主持會的一位年老的歷史學者，激動地說：「這個年輕人知道得比我們都多。我對他非常感激。」
在這12萬3千名字之後，名字繼續增加。2000年，發行了上面有60萬個受難者的光碟。然後，經過努力，這個數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國出版的一部近700頁的英文書《古拉格：一個歷史》，對整個迫害制度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記載。這本書的作者AnneApplebaum是美國人，她沒有俄國人的親身經歷，但她做了29個採訪，閱讀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檔案資料和發表物。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有一個以上的引文，關於材料出處的註解就有49頁，引用過的文章有三百多篇。這本書寫得紮實，細緻，清楚，條理分明，是一本優秀的著作。今年看到這本書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聞報道，我開玩笑說：好像我在評獎委員會裏面似的。同時我也意識到，作為這本書的基礎的材料，顯然是來自俄國人已經完成的大量的有關工作。
「種族滅絕」,「大宗謀殺」，這些詞語現在被用來描述二十世紀發生的反人類罪行。到底「種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幾百，不是幾千，也不是幾萬。這兩張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萬多個人。而且，這不是全部受難者，只是有記錄的經過法庭審訊的人。光碟製作者說，受難者總數有十倍於此。他們還在繼續作。
誰是做這項受難者名字工程的人？報紙介紹說是一個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獻精神的群體。光碟發行時，他們的一名發言人說，作這項工程是為了記錄歷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關於最後一點，我想他們自己就是一個典範。這不是一項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寬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觸的材料只有令人悲傷的內容。長年累月致力於此，必需要克服內心的恐懼和軟弱。只有在很強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堅持。
閱讀斯大林時代的故事，對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來說會有雙重的痛苦：既為俄國人的悲慘遭遇，也為在中國發生過的極其類似的事情：迫害的規模、性質和手段，甚至一些細節。
在斯大林時代發生過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也發生過。中國也有過最高領導人簽名大批逮捕關押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過為紅衛兵打死數千老百姓歡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過指導如何進行「群眾專政」、召開「鬥爭會」和建立「牛棚」的各種高層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國也有過千千萬萬的政治恐怖的受難者，人數不會少於俄國。
而這裏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俄國人已經把130萬個受難者的名字書寫出來了。他們沒有覺得名單太長、沒有人會感興趣。他們堅持努力，不但為受難者平反，也記載他們的名字和遭遇。他們堅持要還給死者名字和尊嚴，實際上也是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們所完成的，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的偉大人文傳統。
寫於2004年9月
附記：
這篇短文寫完不久以後，有一天，一個年輕人來到我的辦公室。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的樣子，二十來歲，穿牛仔褲和體恤衫，只是說英文有口音。他是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數學系讀了本科後，到芝加哥大學來讀研究生。他對中文這樣一種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語言感到非常好奇，於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電話，來談談中文是怎樣一種語言。我很高興和這樣一個聰明而有求知心的學生談話。談了一陣語言問題，我拿出了這兩張光碟。我說我的俄文知識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幫助解釋一些東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國人怎麼看這樣的歷史。
他說：聽說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時候被殺害的。
我說：那我們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
他在我的電腦前坐下來操作，一邊卻猶豫着說：我怕會有拼寫錯誤。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說的「曾祖父」，實際上是他的媽媽那一邊的，而且是他的母親的母親的父親。儘管都是父系社會，孩子們都用父親的姓，但是英語親屬稱呼不區分是父親的還是母親的父輩和祖輩，不像中文把母親的父母稱為「外公外婆」以示區別。因為這個原因，他有點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親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光碟上的文字，說：不會錯。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職務。他說，那是他外婆外公的老家所在地，他的曾外公是那裏的一個礦上的視察員。那是一個小地方，不會有同名者。
我讀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1938年2月處決，根據法律58條之二和之四。
我在索贊尼辛的三卷大書《古拉格群島》書里讀到過這個法律「58條」。這是關於所謂「反蘇維埃罪」的法律條文，其中有14個分條。第十分條「包括號召推翻、顛覆或削弱蘇維埃政權內容的宣傳獲鼓動，以及傳播或製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內容的文字材料。」索贊尼辛支出，這個條目的但書只規定了在和平時期的最低刑（不能低於！不輕於！），而最高刑罰則是沒有限制的。
這名數學研究生說：「這個人的女兒，是我媽媽的媽媽，她還活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說，這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太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緊密相關。
於是，我建議他複製光碟，寄給他的媽媽和媽媽的媽媽。我們馬上就動手複製。應該說，這也正是光碟的製作者的願望。後來，我也給別的人複製過這兩張光碟。
我受到的震動至少是在兩個層面上的。一個是俄國受難者的廣度和密度。自從收到這兩個光碟之後，我只和僅僅一個從俄國來的人談起這個事情，他的媽媽的外公就在其中。這當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總人口和受難者的比例，就知道這是規模非常大的殺戮。第二是關於判處死刑的法律依據的。索贊尼辛多次指出這個「58條」的荒謬和殘忍，犯上這一條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如這名研究生的曾外公，就被判處了死刑。
不過還應該看到，在我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書中，有比斯大林更殘酷的。
一份寫於1967年的死刑判決書寫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特判決如下：判處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執行。」在一份寫於1968年的15年的判決書中，只寫了「按照黨的政策，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判處現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寫於1970年的判處13人死刑的判決書里，寫的是「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顯然，從文革的第三年開始，判決書不再引用法律條文。
又過了一些時間，俄國人把受難者的名字列在了電腦網上，網址是www.memo.ru。他們的標誌是一支燃燒的蠟燭，意思是燃燭紀念。他們也建立了一個組織，名為「紀念」。他們搜集關於受難者的資料和物品如日記、書信等。歷史學者可以使用他們收集保存的資料寫現代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