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有一群職業陪診人，陪伴病人掛號、看診、求藥是他們的本職工作。在以第三人稱角度看診的過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也看到了各式各樣的疾病與人生，以及不同疾病背後患者及家屬面臨的百般困苦。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賺錢規則與人情關係中周旋。
在北京三甲醫院當陪診師
順着消化內鏡中心窗口排隊的人隊往前，隊首的人收好了票據資料離開，接待窗口的玻璃前露出了一個矮瘦的中年女人。
「我給劉xx登記。」俞艷說着，把一疊資料遞給了窗口那頭的醫護人員。
這會兒是工作日，來這家三甲醫院排隊做消化內鏡的病患還是很多。這是北京城市的另一面，許多人因為不同的原因，從日常生活中暫時離開，到醫院修葺抱恙的軀體。他們中的部分人經過看診、問藥、檢查，短暫流連醫院後便得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另一部分人則不得不留在這裏繼續與病痛糾纏。
俞艷混跡其中，是一名職業陪診師。有活兒的日子，她會出現在醫院裏，穿梭在問診看病的人群間，為顧客排隊、取藥，記錄醫囑、和醫生溝通，還要負責照顧好病患，按小時計費。
在成為一名職業陪診師之前，俞艷是一名商人太太。她不僅是賢內助，把家裏打理得井井有條，在生意上也是商人丈夫的好幫手。丈夫做鋼鐵生意，規模不算小，在海外還投資了工廠。人生的上一個階段，俞艷的精力和注意力都花在經營夫妻檔生意和照顧家人身上。就這樣操勞了10年，疫情來襲，俞艷丈夫的資金鍊斷裂，家庭的經濟狀況突然變天，賣了三套房才還清欠債。
生活幾乎得從頭打拼起。為了掙錢幫補家用，俞艷在52歲這年再次從小家走了出去，成為了一名陪診師。
這份工作意外地幫她走入了許多不同的人生。以旁觀陪伴的視角看過了許多不得不到醫院停駐的病人和家庭。
在俞艷的經歷中，陪診項目所服務的人群，主要有兒女不在身側的中老年人、腿腳不方便的病人、從外地來北京求醫的病患。還有一種情況——單純只是不願意一個人在醫院看病的，這樣的顧客雖然不多，但也不是個例。
今天，俞艷的客戶是罹患腸胃疾病的70多歲老人劉姨。劉姨頭髮花白，因為腸胃不適，本就佝僂的身子愈發萎靡。她腳步虛浮，從醫院門口走到消化內鏡科的過程中，不得不把大半部分重心順着俞艷托扶她的手臂，挪移到俞艷的身上。
大部分醫院做腸鏡、胃鏡類檢查時都會建議病人帶着家屬陪同。今天，劉姨的女兒工作上不好請假，就付費找了俞艷來陪診。
俞艷性格大大咧咧，莫名滋生了一種親近感。有時候陪診的過程無聊，顧客總願意和她多聊點自己的事。這天候診時，劉姨就和俞艷嘮起嗑。
劉姨是跟着女兒來北漂的，平時孩子工作忙，劉姨就在家幫女兒帶孩子。劉姨說，自己會來北京，是因為女兒生了孩子，有了用得上自己的地方。其實更早的時候，女兒說不放心她一個人在老家，想接她來一起住，她很忐忑，怕給女兒添麻煩。
怕給年輕人添麻煩，是許多老人做決策時的重要參考項。
如今，問診系統日益電子化，俞艷總能在醫院裏看到獨自問診的老人。在自助掛號、繳費機，門診簽到機，檢查報告自助打印機旁，總有對着電子屏愁眉苦臉的老年人。每次遇到，只要身旁沒攙扶着人，俞艷都樂意上前幫忙處理，當然，那純粹是路人幫助路人，免收費用。
在北京這座城市裏，青壯年人總是焦灼而忙碌。老人們不忍打擾這份拼搏，這也生產了一部分陪診的需求。俞艷接待的陪診單里，有一大塊是兒女們下的陪同老人問診的訂單。
孩子們下的訂單，有時候也會醞釀出詼諧的工作內容。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是瞞着老人請的陪診師，因為老人捨不得花錢，孩子們和俞艷聯繫上後，會請她在老人面前假扮親友，俞艷假扮過孩子們的朋友、同事，素未謀面的鄰居等。最重要的，是不能讓老人知道請俞艷來花了錢，否則臨結束，這些年輕人怕還會遭父母一頓埋怨，覺得為了自己看病還浪費一筆錢請人陪着，為此內疚。
也有的老人瞞着年輕人看病，為了安全主動找俞艷陪診。今年年中，俞艷陪診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李大爺。李大爺的老伴兒去世了，兒子在外地工作，平時家裏就自己一個人。聯繫上俞艷的時候，老人說自己心臟不舒服，怕自己在醫院搞不明白，才在網上找陪診，李大爺和俞艷說，只需要陪他去醫院做一次心電圖就好。
俞艷的微信列表，置頂了100多個聊天對話框。對話框那頭，全都是近幾個月找她諮詢陪診的顧客。俞艷按照「陪診-XX醫院-病症-日期」的格式，為每個人加了備註，方便她在繁雜的工作安排中，用關鍵詞檢索到當天的工作日程。
她沒有專門的工作號，由於置頂的消息太多，很多時候會漏看親朋發來的消息。
每一次陪診，工作在和病患正式見面前就開始了。在前期了解對方的病情和訴求時，她就要詳細記錄、規劃陪診流程和注意事項，並且上網查詢有關疾病的基礎知識。
因為很多病患會在面對醫生時突然緊張，說不清哪裏不舒服、什麼時候發現的，「這個時候，我們就得配上用場。」俞艷說，一名合格的陪診師，決不是只是負責陪伴，還要盡己所能幫助顧客獲得更好的問診體驗。
陪診師眼中的人群
9月上旬，俞艷陪一個20多歲的女孩到朝陽區友誼醫院眼科看診。她的客戶中，年輕病患不多見，更多時候年輕人出現是為了替家中無人陪護的中老年人下訂單。
她和女孩在醫院碰面。女孩發現左眼出現了奇怪的出血點，用蒸汽眼罩熱敷也不見好轉。這次來醫院是為了檢查求個安心。了解病情的時候，俞艷知道對方扭傷了腳，走路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讓同事幫忙，所以才找了俞艷。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花錢辦事，就不勞煩他人消耗人情，是女孩和許多北漂年輕人共同的想法。
在眼科診室看診時，俞艷一直站在女孩的身後。醫生問女孩，上一次看到出血點是在哪隻眼睛，俞艷立刻回答是左眼，一套流程下來，俞艷替年輕人完成了問診，還和醫生了解清楚了病因和治療流程。倒讓年輕人對她的周到感到意外——原本，她請陪診師只是為了跑繳費和取藥時能少折騰些。
作為首都，北京的醫院聚集着地方醫院所不具備的器材、環境和人才資源。因此，這裏每天都會接納許多在地方醫院求診無果的病患，他們長途跋涉，來此尋求更好的，甚至是最後的希望。相關數據顯示，在2019年，北京市醫療機構診療人次數超過2.6億人次，其中外地來京就醫的患者佔總人次的三分之一。
這天中午12點左右，俞艷從北京友誼醫院通州院區出來。她打算回家快速吃完午飯，再趕往東城區的協和醫院。從新疆來的李強一家在等待她去陪診。
李強的消息發了過來，問俞艷能不能提前找他們一趟。沒說理由。俞艷想了想，也不吃午飯了，往他們那裏趕去。
8月初，新疆的李強一家開始聯繫北京的醫院和住宿。他三歲的兒子奇奇患有癲癇，在當地治療不見效果，醫生建議到北京求醫。他提前通過互聯網在北京協和醫院掛了號，帶上妻兒坐了30個小時的火車趕來北京。在離家3000公里外的北京，李強一家沒有熟人親友，便找了俞艷陪診。
在俞艷趕往東城區的路上，收到了李強發來的兩三條消息：到哪裏了？快到了嗎？
俞艷理解這種不安全感。在醫院陪診時，她經常能看到來自外地的病患和家屬，他們坐在門口，沒有來得及下榻安頓的，還隨身背着大包小包，看起來疲憊又戒備，略顯無所適從。
李強着急聯繫俞艷，是想請她幫忙更換入住的旅店。大多數外地病患都會請陪診師幫忙訂住所，提到訴求，主要都集中在離醫院近、費用便宜。來北京之前，李強托俞艷找住宿的地方，他跟俞艷交待，大人可以和孩子睡一張床。後續為了給孩子看病，還不知道要花多少錢，眼下能省一點就是一點，住宿費最理想是控制在200元一天的範圍內。
俞艷估摸着李強的預算，提前到協和醫院周邊的旅店看房間，卻發現最便宜的房型也報價近300元一天。她找到了兩家最為平價的旅店作為備選。第一家每晚300元，另一家260元一個晚上。拍了兩家旅店房間的照片發給李強後，她提示說，260元那間屋子小，只有一張床配兩張板凳。考慮夫婦兩人帶着孩子住不方便，俞艷就先預約了300塊錢的那間旅店，和旅店老闆商量着能不能再便宜一點。
填寫預定信息時，旅店老闆看到李強的電話號碼裏帶了好幾個「6」，連說號主肯定不差錢，站穩了價格不鬆口。
一進旅店大堂，俞艷就認出坐在大堂中抱着孩子的一家三口，就是她的主顧李強一家。原來，李強和妻子商量後，還是覺得住宿費貴，想讓俞艷帶他去看看260元那間房。最終，李強一家還是選擇省下每天40元的房費，住到了那間簡陋的房間裏。
把李強一家送到新的旅店，剛放下行李，奇奇突然開始控制不住四肢，大力亂動起來。夫婦倆一個人從背後抱着孩子，另一個握着他揮動的手臂。俞艷想上去幫忙扶着，猝不及防地被發病中的奇奇蹬了一腳。孩子的媽媽見了，忙不迭地跟俞艷道歉，抱歉地說，再等一陣兒就結束了。
奇奇三歲，俞艷卻從那意外的一腳領會到這孩子出奇大的力氣——孩子不到1米高，卻足有40多斤重。她覺得驚訝，問了才知道，是為了治癲癇病，吃激素類藥物維持而導致的肥胖副作用。看着這對年輕父母拉扯孩子的模樣，俞艷替他們發愁，這孩子得怎麼養？
來之前，李強給孩子掛了協和醫院神經內科的專家號。更多時候，從外地來京就診的病患，找了陪診師的，會和陪診師了解醫院和醫生。許多外地病患聯繫上俞艷后，往往會立馬問她：某某病，要看哪個醫院好。
「他們覺得北京的陪診師對哪家醫院都熟悉，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樣問你，這要怎麼辦，那要怎麼辦。」
照理講，陪診師不會推薦醫院與醫生給病患。但諮詢的人多了，讓俞艷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於是她開始留意起醫院和醫生。俞艷特意準備了一個筆記本，記下疾病典型的病症、常看醫生的名字和醫院。之後有一樣疾病的病患找過來諮詢，至少能提供初步的方向和建議。
李強一家到協和醫院看診，俞艷全程跟着。看診室內，醫生翻看着奇奇的病例本，說需要做一個全腦電波檢查，才能進一步診斷。不巧的是，近幾天醫院裏的全腦電波都預約滿了，問他們能不能等到下周。
「下周太久了。」俞艷了解李強給孩子看診着急，和醫生說。在醫生建議下，一行人動身往海淀區的一個抗癲癇基地，才趕在當天做了檢查。
晚上8點，天色黑得很沉，俞艷送一家人做了檢查，幫他們辦理完手續後離開了。這一趟陪診花了8個小時，原本，李強購買的服務時間是陪診半天，4小時以內，收陪診費三百塊錢，而8小時算全天陪診，需要加收兩百塊。知道李強家的情況，俞艷沒有提補交陪診費的事。
到家已近9點，俞艷累得夠嗆，丈夫心疼她，讓她以後別這麼累了。她反過來安慰丈夫：「陪診就是這樣。你看着他們就會想，能幫一點是點。」
生意之外的感情
從經商轉行陪診師，陪診這份工作在俞艷看來是一次服務和交易。過程中，許多病人會對陪診師俞艷生出感情聯繫。
9月中旬，一位呼倫貝爾的客戶非要給俞艷寄家鄉的特產。那位顧客定期從俞艷這裏預約取藥的服務，俞艷每月給對方寄一次藥物，收取200元的酬勞。這樣一來，顧客就不必頻繁往返北京與呼倫貝爾。
俞艷回絕過幾次對方的好意，她覺得收取每次200元的報酬就夠了，「真的不願意再收人家的東西，」俞艷怕因為對方的好意，而讓這種純粹的服務關係變得彆扭，「似乎不止是客戶了。如果每個客戶都把關係處得這麼近，下次怎麼好意思再收人家的錢？」最終抵不住對方多次請求，俞艷還是留下地址，幾包不同口味的牛肉乾正在送來的路上。
做陪診師的收入，占俞艷家裏每個月的大部分。為了省錢，現在俞艷和丈夫租房生活，兒子在美國讀研，每個月也需要一筆不小的支出。陪診訂單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掙一兩萬塊錢，算是解決了些燃眉之急。
為了招徠顧客，俞艷開通了短視頻賬號。總有路過的看客留言質問她：幫助病人看病，為什麼還要收病人的錢。
俞艷起初會覺得生氣：我們又不是大善人，這是營生，為啥不能收錢。後來，她逐漸習慣了這種質疑，不再解釋。陪診久了，俞艷經常能聽到顧客的感謝。對她來說，這是工作意外帶來的情緒供養。她開始覺得，這份工作不僅僅是在讓顧客掏錢買服務，而且能實實在在地幫到人，這讓她更有底氣擺脫「賺病人錢」的質疑。
告別了李強一家，俞艷繼續奔赴下一趟陪人就診的工作。
8月10號上午，她再次收到李強的信息。像是在給家中長輩交待孩子的病情一樣，李強和俞艷講述了她離開後這段時間，一家人在北京看診的經歷和孩子的狀況。俞艷看過後，擔心李強一家初來乍到，會忘記北京對防疫的要求，提醒李強：「今天別忘了做核酸。」
由於疫情的限制，結束看診後李強一家無法立刻返回新疆。夫妻倆想帶着奇奇在北京逛逛，隔三差五給俞艷發消息，詢問一些在北京遊玩的事項。幾次之後，俞艷覺得他們似乎把自己當成朋友了。
這天，俞艷又接到李強的消息。這次不是閒聊，而是問俞艷能不能幫奇奇掛北京兒研所康復訓練的號。俞艷找出了步驟截圖，告訴李強夫婦應該怎麼掛號。
「掛不上，你能幫着掛一個號嗎？」李強回復。
「我們掛號要收費的，一個名額500塊錢，你要掛嗎？」俞艷的回覆「咻」的一聲發了出去，這一次，李強幾個小時都沒有回消息。
俞艷心裏起了疙瘩，想着莫不是談錢傷了感情，過了幾個小時，小心翼翼發過去問李強：「掛上了嗎？」
還是沒收到回復。
那天晚上，俞艷輾轉反側。她有點不理解自己焦灼的心情了：這明明是按照生意規則辦事，怎麼心裏卻這麼不舒服呢？
這是她職業生涯第一次遇到困惑。陪伴難免產生情感，當覺察到李強一家把自己當作朋友之後，俞艷感覺，自己對李強一家也開始有了人情的羈絆。她很難回到原點，重新按照交易單位邏輯去理解她和顧客的交往，卻因此更為困惑：難道我不應該提錢的事情嗎，那這生意要怎麼做？
其實，入行之初，她就陷入了人情和公事公辦之間的糾結。
剛做陪診時，她根據網絡上同行的入行指引，打印了幾份「陪診協議」放在包里。那份協議最核心的內容，是說明了她作為陪診師僅提供就醫諮詢和陪同服務，切割她和就醫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醫療事故與糾紛的責任。
按照計劃，她要在每次服務開始前取出兩份協議，要求客戶在落款處簽字。不過帶了幾次，俞艷一次都沒有從包里拿出來過，她覺得拿出來反而令人反感。「本來一見面，人家還覺得你挺親切，挺聊得來的，然後轉身從包里拿出來份免責協議簽字，多生硬啊。」後來，那幾張A4紙在包里被揉得不成樣子，她便給丟掉了。「如果真遇到事兒，就當自己倒霉吧。」俞艷想。
跟李強提錢是否不近人情？這個問題讓俞艷糾結了一個月。9月初，北京疫情反覆，民航總醫院有確診病例到訪，一些原本計劃來北京各個醫院的工作行程因此推遲，俞艷空閒了下來。
她想通了一些：自己做陪診師是一份職業，該談錢的時候談錢沒有錯。只不過，每次無意點到李強的對話框、想到李強一家時，她還是會忍不住糾結：我是不是應該發個消息，問問他們回家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