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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晚年難得清醒的痛苦自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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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人」,夏衍在建國初期先是擔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文化局長,後在1955年7月調任文化部副部長。在「文革」前的歷次運動中,他批判別人,也被別人批判,最終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風中被打倒。

兩次意外遭遇

建國後,夏衍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文藝可不可以為小資產階級服務」,他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電影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娛樂性的,包括不起好作用也不起壞作用的「白開水」都可以拍。他的這個態度,遭到北京的《文藝報》點名批評:「右傾」,「小資產階級思想泛濫」。

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會上,陳毅市長表示了對夏衍的公開支持:上海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經過常委會批准討論,北京《文藝報》指名批判夏衍右傾是不對的。周恩來總理隨後表示同意陳毅的意見。這讓夏衍心中的不快一掃而光。但很顯然,1930年代的「兩個口號」之爭仍在延續。

1951年6月下旬,夏衍率中蘇友好文化藝術代表團結束訪問回到北京。夏衍後來在《〈武訓傳〉事件始末》一文中回憶說: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頭寫「出訪總結」,周揚打來電話,要我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見面之後,既沒有寒暄,也不問我訪蘇情況。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批《武訓傳》的事,知道了吧?……你趕快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對此,我很意外,我說拍《武訓傳》這件事,與我無關……我有點感情衝動,而周揚卻非常平靜。他說:你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毛主席親筆改過兩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寫的……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

周揚還說,周總理已說自己有責任,他本人也做了檢討。因為《武訓傳》是在上海拍的,夏衍作為上海文藝界的領導就不得不做檢查。

其實,最初拍攝《武訓傳》的動議是胡喬木提出來的,夏衍不同意拍,並且說了「武訓不足為訓」的話。劇本審查通過後,夏衍說上海沒有錢拍片,因而由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貸款解決了資金問題。《武訓傳》公映後,胡喬木曾組織文章大加讚揚,不久《武訓傳》受到批判,但並未波及胡喬木。在周揚的敦促下,夏衍出於顧全大局的考慮,違心地做了檢討。8月8日,周揚批判《武訓傳》的長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文中有一句檢討的話,「沒有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夏衍在上海文藝界檢討,並將之整理成《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一文,寄給了周揚。周揚立即將此文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親筆修改後,在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文藝報》批評所作的檢討。

檢討之後,夏衍調任中共中央華東局任宣傳部副部長。

先後兩次遭遇,讓原本灑脫的夏衍謹慎起來。在1952年5月開始的文藝整風中,擔任華東文藝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夏衍,從始至終事無巨細都向周揚匯報、請益。不僅如此,夏衍根據自己受批的親身感受,一再強調要「和風細雨,與人為善」,不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一點,在很多年之後,仍受到上海文藝界人士的高度讚揚。

一次「爆炸性發言」

1955年5月25日,在中國作協與中國文聯的聯席會議上,胡風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被撤銷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在此次會議上發言的26人中,就有夏衍。

胡風是夏衍20多年的老友,夏衍要洗刷自己,因此在這次會議上發言說:「徹底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是我們革命事業一個偉大的勝利。這等於從我們的身體上割掉了一個足以致命的毒瘤。」當時,上海作協分會主席團曾專門成立批判胡風的核心領導小組,巴金、夏衍、孔羅蓀、吳強、葉以群、王若望、靳以等都上報了專題批判計劃,這些批判計劃刊登在1955年6月號的《文藝月報》上。

1955年7月,夏衍到北京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主抓電影工作。最初,在批判別人時,夏衍多是順勢批幾句「民主個人主義者」,過後還總感不安以至愧疚。到批胡風時還有些許猶豫,可在批丁玲、馮雪峰時,他已褪盡了猶豫彷徨之色。1957年8月14日,批判丁玲、馮雪峰的大會,夏衍做了「爆炸性發言」。

這天下午,夏衍為馮雪峰羅列了六大罪名,如介紹批准胡風入黨,縱容他進行分裂左翼文化運動的罪惡活動;在魯迅周圍進行長期的對黨的領導和黨員作家的挑撥、造謠和污衊;有意挑起兩個口號的論爭;今天又參加丁、陳反黨集團分裂作家協會的陰謀,等等。

夏衍的發言之所以有「爆炸性」,與會的林默涵認為有兩點:

第一,為了說明丁、馮之間非同一般的關係,夏衍在當天的發言中說,當年「丁玲被捕以後,上海有一種很普遍的傳說,馮達(丁玲當時的丈夫——作者注)被捕之後叛變自首,帶了特務去捉丁玲,目的是為了要從雪峰手裏奪回丁玲……」第二,它指控魯迅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的信,「是馮雪峰寫的,是馮的筆跡。夏衍說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過。這就是說,馮雪峰冒充魯迅寫文章罵『四條漢子』,在魯迅與上海地下黨之間起了挑撥作用」。

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00多人,聽了夏衍的發言舉座皆驚。與馮雪峰關係密切的樓適夷當場落淚。樓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在聽夏衍同志發言中,我突然放聲大哭,震動全場,吳組緗同志坐在我對面,忙拿出一塊雪白的手帕叫我擦淚,我還記得非常清楚……我到底為什麼突然痛哭,說法不同。有人說適夷與雪峰關係密切,看到身邊倒下了親密的戰友,所以哭了。也有的說,這是演的一場戲,一陣急淚,出賣了這頭,投降了那頭。幸有此哭,才未編入「集團」,劃成「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小將,就是以此理由,把我稱為「投降派」的。到底為什麼哭,我自己實在也說不清。

樓適夷的回憶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與會的作協整風領導小組核心成員黎辛的回憶則描繪了整個會場的情景:

8月14日第17次會議批判馮雪峰,這是最緊張的一次會議。會上,夏衍發言時,有人喊「馮雪峰站起米!」緊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來!」「站起來!」「快站起來!」喊聲震撼整個會場,馮雪峰低頭站立,泣而無淚;丁玲屹立哽咽,淚如泉湧。夏衍說到「雪峰同志用魯迅先生的名義,寫下了這篇與事實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麼居心?」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着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周揚也插言,他站起來質問馮雪峰,是對他們進行「政治陷害」。接着,許多位作家也站起來插言、提問、表示氣憤。(《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

然而,許廣平在後來的正式發言中,以質問的口吻為馮雪峰開脫:「兩個口號的文章是你(指馮雪峰)寫的,但是魯迅親筆改的,在原稿上還有魯迅親筆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這要是魯迅不革命、魯迅不同意——魯迅不同意怎麼發表了?!發表以後魯迅有沒有聲明說這篇文章是雪峰寫的,不是我(指魯迅——作者注)寫的?」許的這種發言藝術在「文革」中曾有過不止一次的展現,其水平可見一斑。

夏衍之所以做了一個「爆炸性發言」,就是要改寫魯迅批判「四條漢子」的事實。夏衍等人至死仍認為是馮雪峰「欺騙」了魯迅,在魯迅與左聯黨組織的關係上起了破壞作用。當然,這其中還有馮雪峰與夏衍的個人恩怨。上世紀30年代,章乃器曾告訴夏衍,馮雪峰說要將夏衍「扭送班房」。

夏衍的「爆炸性發言」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精心策劃的。邵荃麟在「文革」中的一份交代材料里寫道:「(馮雪峰)檢查前後,周揚召集了一次小會,有林默涵、劉白羽等參加。周揚提出揭發馮雪峰歷史上的叛黨等問題不是主要的,『主要關鍵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個有力量的發言。他提出要夏衍來講』,夏衍發言之前,又開過一次小會,討論夏衍發言。為夏衍發言定了基調。」

結合許廣平的發言,以及此後查看魯迅原稿,會發現「原稿15頁中的4頁約1700多字,完全是魯迅的筆跡,夏衍在『爆炸性發言』中指責馮雪峰『不真實』的那段有關『四條漢子』的文字,恰恰是魯迅寫的」。因為對自己不利,主導批馮的周揚、夏衍只好對此秘而不宣。儘管對馮雪峰的批判無法深入,但最終仍以「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將馮雪峰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最終倒在文化部整風中

1963年11月,毛澤東兩次批評文化部:

第一次,提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轉引自塗光群著《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次的主旨與第一次相同,指責文學藝術不宣傳工農兵,不宣傳社會主義。

也就在這個時候,即1963年11月1日,夏衍和陳荒煤陪着周揚、茅盾、張光年等人審查《早春二月》的樣片。放映結束後,張光年第一個發言表示讚許,緊接着茅盾又給予高度評價。但周揚最後發言時,一上來就表示「不喜歡這部影片」,並給戴上了「人道主義」的帽子,只不過語氣上仍很緩和。一時間大家都沉默了,還是茅盾打破沉默,說是否可以改一改?周揚說,沈部長說改嘛,就改吧。看片會不歡而散。

這一年的12月12日,毛澤東在《文藝情況匯報》(主要內容是中宣部文藝處一位幹部所寫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上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轉引自羅平漢著《「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月,周揚傳達了毛澤東的第一個批示,文化部整風開始。這第一個批示,毛澤東並沒有直接批給中宣部和文化部,卻直接衝着北京市委批給了彭真和劉仁,這可能讓周揚感到了危機。1964年9月《早春二月》等影片同時在57個城市上映,並公開批判。

此前的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作出第二個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那樣的團體。」

批示下達不久,中宣部就向中央報送《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提出在北京、上海等8個城市上映和批判這兩部影片。僅隔兩日,毛澤東就作出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到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在中宣部向中央打報告的時候,夏衍和陳荒煤被蒙在鼓裏,一直想着如何修改《早春二月》。後來得知這種情況,夏衍在家裏當着陳荒煤的面,氣得破口大罵:我真恨周揚……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報告卻不和我們打招呼!

毛澤東的第二個批示傳達後,文化部整風再掀高潮。短短兩個月時間裏,文化部召開了38次黨組會和擴大會進行檢查。9月18日的一次會議上,夏衍辯解說,路線何時開始?是否全面?電影如說15年一貫,有的片子有成績不好解釋。戲曲1962年有好的,電影難道沒有?夏衍最後說,敵我矛盾?殺了我也不能承認。

周揚在這次會上發言說:

夏衍同志向來是右的。自由主義自己都承認。右傾是真的,自由主義是假面具。最大資本是卅年代的電影。(彭真插話,對卅年代文藝,毛主席有足夠的估計,但不可估計過分,在反動統治下是有限制的。卅年代前一段是王明路線,到遵義會議以後才是毛主席的領導。對其估計是反對敵人的革命的,但非馬列主義的。)

……卅年代寫賽金花,漢奸、妓女,你寫此要表揚什麼,日本佔東北要亡國了,究竟是提倡漢奸還是提倡什麼?(夏衍此時辯解說,想諷刺國民黨。)

哪裏有諷刺之意,你想搶在蔣介石前面當漢奸。(康生插話說,當時反對的只有魯迅與艾思奇。)

文藝,革命反革命都可以用。文藝戰線黨強調是革命的武器,實際常常做違反革命的武器。文藝戰線非毛主席的,是資修的。(彭真插話,關鍵是這個,根本是這個問題。)

代表人是黨員負責人。(彭真插話,基本上是黨員負責人,不是路線是什麼?不過沒用路線的字眼。)

11月24日,對4個月以來的整風作總結時,周揚又作了一個長篇報告。他講了4點:

一、四個月來運動的估計;二、文藝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三、我們的責任;四、幾點意見。

就第二點,周揚說:「文藝戰線上存在兩條路線鬥爭……文化部、協會有的領導同志執行的不是黨的毛主席文藝路線,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路線,如文化部夏、齊,協會陽、田、邵,當然程度有不同。現代修正主義直接攻擊毛主席,國內當然沒有直接攻擊的,而是未重視、歪曲……這次批評《二月》效果不錯。孫道臨做了好事,將記錄全部拿出來了……作家對資產階級無恨,對帝、對蔣介石有點恨。恨多少也難說,夏的《賽金花》對帝國主義無恨……有的似乎寫社會主義,實際否定社會主義,如《北國江南》。文化部、協會實際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的路線。提倡封、資、修,不提社會主義、工農兵……1959,夏提過許多建議,如寫阮玲玉等人……對《早春二月》,夏、陳花了那麼多的勞動,連小的鏡頭都參加設計。對《李雙雙》《槐樹莊》《崑崙山上一棵草》卻不熱心。」

周揚批判的調門儘管很高,但仍「極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儘可能地控制批判範圍。他在佈置整風的工作會議上宣佈,此次整風不搞群眾運動,不追究責任人人過關,主要是檢查執行黨的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整頓隊伍,改組領導,然後分批下去參加四清」。實際上,周揚擔心的是文化部的大火會燒到中宣部。周揚的擔心後來都成為現實,他自己就因為文化部整風中的罪狀被打倒。

「一天,劉白羽約荒煤到家裏談話,動員他出來揭發批判夏衍……荒煤沒有同意。」這一舉動與當年佈置夏衍發言批判馮雪峰如出一轍。只是兩人的表現全然不同。

這期間,彭真召集文化部黨組成員到他家裏座談整風問題。與公開大會上的疾言厲色不同,彭真說,被點名的同志「不能說自己有罪,誰能在工作中不犯錯誤,認識到改了就好。文化部工作還是有成績的,有缺點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

即使如此,曾說過「殺了也不承認是敵我矛盾的」夏衍,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是敵我矛盾,並承認犯了路線錯誤。

1965年10月下旬,由肖望東、劉白羽等部隊人士組成的工作組,正式進駐文化部。一個星期後,文化部黨組停止工作徹底檢查。這年的11月,《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革」的導火索已經點燃。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點名批判夏衍的「離經叛道論」。至此,從文化部整風到「文革」發動的脈絡已十分清晰。

暮年「覺今是而昨非」

「文革」開始時,夏衍就被投進了監獄,關了8年多。出獄時,一條腿跛了,是被打斷的。當時「連醫院都沒有送,任其自行癒合,至今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半」。眼睛接近失明,「幾步之外便看不清楚」。經歷淒風苦雨的夏衍後來反思道:

我暗自慶幸「文革」末期(1974年初到1975年秋)在獨房中得到了讀書和反思的機會。我又想起了五四時期就提過的「科學與民主」這個口號……為什麼這場內亂竟會持續10年之久?我從苦痛中得到了回答:科學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這種思想沒有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紮根。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深入……1957年以後,人權、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諱的、資產階級的專有名詞……反思是痛苦的,我們這些受過「五四」洗禮的人,竟隨波逐流,逐漸成了「馴服的工具」,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勇氣。(《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2006年版)

但無論如何,正如夏衍所說,「能夠在暮年『覺今是而昨非』,開始清醒過來,總比渾渾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屈原的話,也是夏衍在《懶尋舊夢錄》結尾處的寄語。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傳賢書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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