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情報，有的是觸目驚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特別是關於鬥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揚的「文藝黑線專政」，由於這兩個人牽涉我的一些個人怨憤，心底下真有許多說不出的複雜情感。我感到，運動中把這兩個人當作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實在是胡亂加上去的罪名。但是，這兩個人，也確實有不可原諒的罪錯，那不是對毛澤東有罪，而是對人民、對文藝界知識界有罪。李井泉一貫左，「反右」運動中，四川知識界劃右派人數之多，是全國第一的；「大躍進」運動中的虛報浮誇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後來四川農村中餓死人數之多，尤其令人髮指。李井泉對這些事，是有直接責任的。至於周揚，他一貫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哪有什麼他的「文藝黑線」？他個人的罪錯，主要是宗派主義，解放前反魯迅，解放後反胡風，把文藝界搞成「一派掌權、排斥異己」的死氣沉沉與離心離德的局面。「反胡風」運動，完全是由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在「反右」運動中，他作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幹部，不但沒有致力於保護文藝界少受傷害，反而火上澆油，儘量擴大「反右」的範圍與聲勢。他確實是中國文藝界的罪人。我過去想過：假如「解放」後的文藝工作，不由周揚而由馮雪峰作領導，也許會少出許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論，李井泉和周揚，他們對毛澤東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們打成「反毛澤東」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純粹是亂彈琴。這不過是因為毛澤東在他的極左路線搞壞了國家大事以後，看到黨內高層存在着要「糾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後，會遭到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的批判和「毀墓焚屍」的對待。所以，他必須先下手，把這些有可能成為「中國式赫魯曉夫」的老幹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絕對忠於自己的年輕幹部，來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時，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風」、「反右」、「大躍進」這些運動中的作為，已經在文藝界、知識界和人民群眾中招來了許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讓這些老幹部去承擔「不執行毛主席政策路線」與「實行文藝黑線專政」等方面的罪責。這樣，一方面，消除了知識分子與群眾中長期壓抑的怨氣；一方面，借群眾的鬥爭來把這些老幹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們再也不可能在群眾中對毛澤東進行批判。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豈不妙哉？——毛澤東的深沉大智，雄猜陰狠，翻雲覆雨，縱橫捭闔，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個電台似乎撤走了，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報了。
2。格鬥士戲劇的轉化
集訓隊每天只出半天工，其餘的時間都是學習。所謂「學習」，除了聽幹部講話，聽讀報，主要就是開會討論，或叫犯人互相揭發檢舉。一年到頭，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犯人也要學會背語錄，唱語錄歌。不過，日子長了，揭發檢舉就只有在幹部佈置了以後，犯人才會緊張起來。幹部沒有佈置揭發檢舉的時候，那學習就只是叫犯人談對文件、報告以及時局的認識與體會。這樣的學習，雖然幹部強調每個人的發言都必須聯繫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學習時間拿來「說空話」。可是，這「說空話」還真是一種不容易學會的本領。因為，每天的學習時間很長，下午四小時，晚上還有兩小時，要說很多話才能把學習的時間填滿。而集訓隊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許多人在學習時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願多說話，甚至根本不說話。其中，有的人是生來的木訥，有的人則是害怕說錯了話要挨批挨鬥。但如果一組人坐在那裏，沒一個人發言，冷了場，幹部發現了，或有人向幹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訓的。全隊分為兩個分隊，學習通常都是以分隊為單位。我是一分隊的學習組長，要負責按時開會和作學習記錄。每逢沒有人發言的時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場」。幸而，後來新收監的犯人中，來了一位「空話大王」，他一發起言來，可以從五年前偷雞蛋，三年前摳黃鱔，談到昨天打牙祭，又從打牙祭談到當前大好形勢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再從電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戰》的戰略思想，又從《南征北戰》說到《上甘嶺》那位女演員唱的那支歌，再從唱歌說到有一次學唱語錄歌因為喉嚨腫了唱不出，別人以為他裝怪，自己又氣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語錄歌今後改造不好，後來幸虧是衛生員張駝子在山溝溝里找到了一窩「開喉箭」，拿來煎水當茶喝才醫好了。然後聯繫到毛主席說過西醫要學中醫，又說到我們勞改隊的衛生員應該向農村的赤腳醫生學習，再說到醫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鍛煉，你看我們農場的幹部，每一個都紅光滿面，就是因為思想先進又鍛煉得好；不像我們勞改犯人，思想反動，除了勞動就不曉得鍛煉，弄得來一個個黃皮刮瘦。再說到幹部對我們的改造，關懷得無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暈倒了就喊衛生員來打針，讓他好了可以繼續勞動。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個人，可以包場，從學習開始說起，一直發言到學習結束，說得滔滔不絕，似乎說的也都和改造有關。但你如果要仔細想想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你才會發現，他說了幾小時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我們組上自從有了他，就再也沒有冷過場。就是從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說空話」也是一種本領。在集訓隊這樣的場合，沒有「說空話」的人，那學習就會是很惱火的。
實際上，集訓隊的幹部，對於進了集訓隊的犯人原先在中隊上犯了什麼錯誤，一般是並不過問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關進「獨居」正在交代問題的犯人，是特殊情況，要由農場的「駐場檢察員」隨時提訊，決定是否起訴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訓隊幹部管。所以集訓隊的幹部最重視的，是犯人在集訓隊裏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動。每年年終的「冬訓」，是最緊張的時候，幹部要號召犯人互相檢舉揭發。平時則只有發現了問題，才開批鬥會作出處理。而集訓隊裏面最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越獄逃跑」，另一類則是「反改造言論」。「越獄逃跑」的情況，多半是發生在刑事犯身上，因為他們逃出去以後，仍可以以盜竊為生。「反改造言論」則往往發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監中還有不少在國民黨中任過職的「老反革命」，因為改造時間長，大都已經退了火，謹言慎行地不容易出問題。在集訓隊的「右派」犯人中，有兩個人最被幹部注意。一個是一分隊的任世同，一個是二分隊的楊長虹。這兩個人在集訓隊幹部眼裏，是一貫反改造的頑固分子。「文革」開始以後，他們兩個人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封號，叫「反改造祖師爺」。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參加工作，最初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調到了重慶，在一個工廠里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以後，被送勞教，編入了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築路隊。後來因為在成昆鐵路的築路勞動期間，涉嫌用糧票和錢，資助兩個「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審查。415築路隊的領導幹部，懷疑他有計劃地組織犯人逃跑。同時，415築路隊裏面發現了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馬盟」）的組織，既然他有「組織逃跑」的嫌疑，就進一步懷疑他與「馬盟」有組織關係，被戴上腳鐐手銬審查了一年多。後來，因為查不出他與「馬盟」有關的證據，那兩個逃跑的「右派」抓回來審問，也沒有交代出什麼與「馬盟」的關係，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農場。他一到農場就被送進了集訓隊。我第二次收監以後，在一分隊擔任學習組長。他進來的那天，管教幹事就交代我：「這是一個極端反動的死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給你負責，要好好地監督他。」我覺得這事情責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邊。從外表上看，他雖然有一米七幾的個子，卻骨瘦如柴，臉色蒼白，走路踉踉蹌蹌，弱不禁風的樣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因貧血而身體衰弱到極點的病人，並沒有什麼可怕。漸漸地我開始了解他犯案的情況。據他說，他確實與「馬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築路隊的管教幹部，認為「馬盟」是一個大案，就把一個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馬盟」聯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認。他不承認，在法庭上與檢察員公開辯論，就被認為是「死不認罪的頑固分子」。在審查期間，戴腳鐐手銬是準備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經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亂認罪，就冤死了。「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慶解放前夕從國民黨集中營裏面逃出來的共產黨員，後來就因為「馬盟」的問題被處死刑，槍斃了。他說，他雖然曾與「馬盟」的個別「右派分子」來往過，但他並不知道他們搞了什麼組織，甚至「馬盟」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組織，他也覺得是可疑的。他懷疑是「逼供信」逼出來的。至於他資助別人逃跑，他說，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個「右派」想逃出去結婚。當時為了朋友義氣，沒考慮事情的後果，他還寫了一個字條，讓那兩個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幫忙。就為這，他就被認定為是組織逃跑的要犯，而且，連帶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來只差個一年半載，勞教期滿就可以回原機關的，原機關也已經在考慮他回去以後的工作安排。可就因為他的「朋友義氣」，自己差一點喪命，還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也毀掉了。他說他解放前就參加過學生運動，根本沒想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樣整他，他沒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擔任學習組長的那個時期，他也並沒有什麼反改造活動，只是因為戴腳鐐手銬坐牢的時間太長，身體虛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說他裝病，消極怠工。當我經過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成了集訓隊幹部的眼中釘。主要是因為他常常在集訓隊的一些「小鬼」（年輕的刑事犯）中間，作一些類似「思想啟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響下，搞了些搗亂的小活動（如把靠攏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們的雨鞋在夜間偷去甩到廁所的糞坑裏之類）。另外，他跟一分隊的某些「老反革命」，關係搞得不好，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報告，說他是那些「小鬼」背後的「祖師爺」。我感到，這是很危險的。他其實是個很單純的人，政治上是相當幼稚的，這從他仗義氣去資助別人逃跑和在集訓隊叫「小鬼」們去搞小活動，就可以看出來。我想，在「文革」這樣的情勢下，無論如何，得讓他收鋒斂跡，別再受打擊。
楊長虹，家在上海，聽說原本在海軍裏面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後，大概是在勞教時，逃跑了一年多，抓回來後，判了20年徒刑。因為他在二分隊，住在另一所監房，集訓隊的犯人是不許串監的，所以我和他接觸很少，對他的情況，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訓隊的「反改造祖師爺」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為犯人中的「小鬼」，很聽他的話，往往是因為那些「小鬼」在傳播「反改造言論」時，被揪出來鬥，鬥爭會上，便有人揭發，說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論，都是從楊長虹那裏學來的。而集訓隊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鰍」和「潑皮」。雖然都是些刑事犯，卻一個個能言善辯，平日既不容易被別人抓住短子，鬥爭會上又敢於「滾釘板」。哪怕被捆得骨頭喳喳地響，寧肯自己擔待也決不把「祖師爺」扯上。所以，楊長虹究竟幹了些什麼反改造活動，集訓隊的幹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擺八卦陣，卻總是查無實據。因此，對楊長虹是切齒痛恨的。
集訓隊幹部也不是無能之輩，他們都有管理犯人和懲治反改造分子的豐富經驗，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用集訓隊幹部的話來說，這叫搞「狗咬狗的鬥爭」。就好像古羅馬鬥技場裏面，看奴隸格鬥士互相廝殺，無論誰被殺死殺傷，對看格鬥的貴人們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