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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上海,一位71歲的老人決定獨自移居越南

飯間,他的假牙牙冠數次脫落,他頻頻用舌頭頂回去,又掉落,循環往復。就像生活的一切也難以歸位。

留不住的老人

上海解封的第6天,手機里突然彈出段老師發來的微信:「我要離開上海了。"

我本以為這最多是隔離期後的一次釋放旅行,但他很快又補充:「如果能長住,就不再回來了。」

一個在上海土生土長,領着當地的低保補貼過活的本地老人,做出這樣的選擇,頗有些令人費解。

段老師是我在上海租房遇到過的唯一一位老年室友。他與和我們4個年輕滬漂擠在同一個出租屋裏,住一個木板搭建起來的違規隔斷間。

屋子只有十來平,窄而長,被他用一張橘色窗簾布隔成兩半,一頭放床,一頭放他的樂器們。

老頭就在這個隔音效果幾乎為零的小房間裏教小提琴,收了三個小學生。由父母帶着上門,咿咿呀呀地拉上一個下午。

屋子空間利用率極高,坐在椅子上,翹個二郎腿就會踢到電子琴,轉身幅度大一點,就會打翻琴架上的蕭邦和老上海樂譜。

離滬潮在上海封控尾聲集中爆發。媒體爭相報道過上海虹橋火車站過的種種奇觀。

因為交通管制,有人拖着行李箱花幾個小時趕路。情況好一點的,騎了幾十公里的自行車。草坪上、天橋下、馬路牙子旁,堆滿了倚在行李箱邊或躺在硬紙板上過夜的人。

段老師在隔斷間裏拉琴

有的接通了家裏的電話,講到一半就嚎啕大哭。幾乎全是外地來滬討生計的人。

解封之後,住在樓下的老太太余驚未定。「活到七八十歲,這種情況一輩子沒碰見過,」然而很快在無可奈何中收斂情緒,轉身走進房門:「外地人想走還能走,我們的家就在這裏,能走到哪裏去?」

「去Saigon,越南的一個城市。」解封之後,我與段老師約在美食城見面,他點了一紮啤酒,聊起往後的打算。

朋友第一次在出租屋裏遇見他,就對他頗感興趣:「只有在上海才能見到這樣的老人。」

老頭的確有格調。頭髮花白,他特地留出前額一小簇染成金色。跟人自我介紹先說英文名。發來一張電子名片,尾綴着好幾個演奏小提琴的視頻。

定期來清潔的阿姨與他認識的時間更久,有一次趁着段老師不在,皺着眉低聲告訴我:「父母死了,外甥搶了房子,還把他趕了出來,就靠着低保過日子,上幾節課能掙幾個錢?喔唷,好可憐的。」

段老師倒不一定看得上守着房產的本地人,「有點能耐的都出國去了」。

年輕時他是「有能耐」的那類,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越南,都去遍了。法德英三門語言是基本技能,有時為了展示自己的語言天賦,會突然來幾句越南話或粵語。

老頭不把阿姨當朋友,沒文化,沒有共同話題,不懂藝術,只看得見他生活上的窘迫。

小區志願者在樓下喊居民做核酸,全程不過幾分鐘,他不慌不忙,脫下居家服,換上白襯衫,搭配一身深藍色的西裝,杵着一把長杆黑傘,才肯移步下樓。

而今上海留不住這樣的老人。「以後就在越南發展。」段老師說。不是「定居」、不是「養老」,而是「發展」,是年輕人外出闖蕩才會說的話。

他今年已經71歲了。

「人就要完蛋了」

「人都要關死掉了。」飯桌上,段老師用筷子挑出一塊烤生蚝肉,就一口啤酒。他最好這口,封控以來,已經有兩個多月沒嘗過了。

生蚝口味淡了,老闆抱歉地解釋自己被迫停業兩個月,手已經生了。很多同類的餐飲店關門之後就再沒開過,像彈簧拉扯到極限,失去了彈回復原的可能性。

上海封控期間,空無一人的街道

段老師常去的那家小牙科門診也聯繫不上了。飯間,他的一顆假牙牙冠數次脫落,他頻頻用舌頭頂回去,循環往復。

就像生活的一切也難以歸位。早在封控開始之前,看着疫情態勢逐漸嚴重,三個學生就不來上課了。

段老師又搞不懂網課,收入來源便這麼斷了,只能靠着低保和房屋補貼生活,一個月近四千,其中兩千多要交給租房房東。

2022年3月底,上海宣佈浦西從愚人節開始為期5天的封控,居民足不出戶。

出不了門,吃飯買菜怎麼辦?還開不開工?看病吃藥又怎麼辦?這場封控隱晦得像不可明說的暗示——話說完了,剩下的都曉得伐?

眾人各憑自己的常識行事。最先衝進菜市場和大小商超的是大爺大媽和中年人。大小貨架的綠葉子被一掃而空。為了搶一顆菜,有人動起手,被打得頭破血流。

一根售價8.9塊的玉米和50元一個的迷你哈密瓜引起眾怒,有個大爺指着超市員工大罵:「上頭遲早會收拾你們的!」

一位上海年輕人在網上譴責群眾素質低下,哄搶物資。這麼大的現代化都市,還能生生把你們餓死嗎?

這時沒有人知道,這場明面上5天,實則長達2個月之久的封控,不久之後就會突破所有人的認知。

封控前一天,我從出租屋搬走。網約車司機從已經封控的上海浦東地區來:

「快遞早停啦。」

「沒外賣,不能送。」

「滴滴也不讓開。」

我偶遇了段老師,問他物資準備得如何。他愣了好幾秒,像老舊的系統處理過載信息時突然卡頓:「什麼搶菜?什麼封控?」走的時候,我給他留下幾罐速食八寶粥和牛奶,叮囑他出門再備點吃食。

封控第六天,上海並沒有如期迎來解封日。之前把冰箱塞得再滿的人家,此時也只能盯着空蕩蕩的儲藏室發愁。

被歷史塵封的饑荒恐懼感穿越而來。「沒得吃,人就完蛋了。」段老師回憶。

各小區的社區團購是慌亂中籌建起來的,賣十幾塊一斤的蔬菜包,儘是土豆蘿蔔之類的便宜貨。買上了也要好幾天,物流關卡要打通,來往的司機要核酸,除了保持耐心別無他法。

搶菜軟件上的平價菜可望不可即。你需要定好五點多的鬧鐘,在站點開放的一瞬間提交訂單,接着系統崩潰、刷新、再崩潰、再刷新,最後顯示已售罄……

網上流傳着搶菜的段子,最有名的一種,是用筋膜槍放在手指上,以數倍的機械速度按搶購鍵。

段老師連這樣折騰的機會也沒有。他的安卓機反應總慢幾秒,容易死機,在播放視頻時會幽靈般傳出另一個音頻的聲音。後台攢了好些正在運行的應用,大多是針對老年人設計的流氓軟件。

段老師斷糧時,團購的物資還要一周才能送達。家裏只剩下點米麵。他敲開隔壁屋研究生的房門:「你還有什麼吃的,能不能幫幫忙?」研究生拎出來一小袋奶粉,倒出一杯,充當他幾天的蛋白質來源。

居委會送過免費物資,一戶10個雞蛋和一袋香腸。合租房人再多,也只能算是一戶。段老師和另外兩個室友,各人分得三個雞蛋和一小截香腸。

獨居老人理應得到更多照顧。但段老師不在此列,他被劃分為是「群居」人士。

社區團購順暢些的時候,段老師買到了一包冰凍海鮮。帶魚、八爪魚、鯧魚,被他燉做一鍋。年紀大了記性差,小火煨着,竟忘了關,一大鍋燒得焦黑,全倒了,一口沒嘗到。

三顆種植牙的烤瓷牙冠偏在這個時候脫落。段老師的侄子幫着在網上搶到了兩盒海底撈的自熱火鍋。

連續幾天的素食吃得他嘴裏沒味,辣味正過癮,但海帶咬不動,藕也咬不動,只能吃點粉條就辣湯。咬不動的食材只能挑出來切碎、重煮,直至軟爛,只需嘗一口,就食慾全無。

在醫療資源擠兌最嚴重的時候,段老師在手機上看到過老人病死在家裏的新聞。

三顆牙算不上什麼大事,他在家裏翻出一條502膠水,擠在牙冠上,粘了回去。膏體上標着「食入、吸入有害」的說明,他看得懂。膠水味道很沖,其中一顆偶爾脫落,但總算能吃東西了。

在群居中獨居

更要命的是孤獨。

我是出租屋裏唯一會跟他攀談的室友,其他兩個房間的租客,像大多數合租在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一樣,禮貌但疏遠。

經過我們的房間時,他便停下來,敲開門,站在門口聊會兒天,或者送點水果零食。

每當誰家有快遞或者外賣送來,段老師往往是最先對敲門聲做出響應的人。他的房門永遠敞開着,並不避諱室友,似乎對外界信息保持着敏感的渴求。

見我在客廳走動,段老師會偶爾走出來,問我,能不能把我養的寵物兔放出來,在公共區域裏跑一跑。我們搬走之後,他變得沉默。

段老師和隔斷牆那邊的室友共享一台中央空調,他想開中央空調,男室友不願意,這就是全部的交集。

我無法想像他是如何度過這兩個月的,只是偶爾接到他發來的消息:「受不了了,要把人關瘋了。」

有一天他鐵了心要下樓去。周遭一個人也沒有,段老師不敢走遠,只是在離樓棟兩米遠的長椅上坐着,留戀已經被疫情錯過的春天。

防疫人員很快走過來了:「怎麼跑出來了?」他別過臉去不理睬,僵持了一陣,還是上了樓。

顧全大局的居民勸人安分。「看到巡邏的大白了嗎?碰見不自覺的亂跑的,不管陰的陽的,一律逮到方艙去。」

在房間待得太久,他從床上抱出充氣娃娃,為她穿上自己的白色襯衫,立在顯眼的地方。我才明白過來他拿橘色帘布圍住床的用意。如今將娃娃暴露在外,不過是為了「增加點人氣。」

素不往來的隔壁室友看見了,偷偷拍下照向房東告密。老不正經的。就好像人老了便失去做男人的資格,就應當住在空屋裏,用孤獨供奉晚節。

有位學生家長給段老師弄來了物資,就在小區門口擱置着。他等了很久,見沒人送上門,急不可耐,特地跑到門衛處要。防疫人員又把他趕回去,外界物資一律要經過殺毒、靜置一兩個小時。段老師不肯走,起了衝突,防疫人員便威脅着要報警。

「110你家開的啊,他媽的。」那天這個得體的、好面子的、下樓做核酸會穿西裝的老人,站在小區門口破口大罵,為了一塊豬肉和五包香煙,為了一個普通人最基本的自由和尊嚴。

摩托車與藍色冊子

年輕時他去過越南幾個月,跟一個德國人住在一家賓館。沒有工作,每天開着摩托車,到處瞎兜風。封控在上海的時候,這段記憶突然活了過來。在越南開車駛過的7000公里路,在他十餘平米的小屋裏鋪開。

我無法理解自由在段老師生命里的重要性。

年輕時,他為此不惜犧牲一段婚姻。1968年,段老師17歲,被「把子女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下鄉浪潮卷到了東北。直到文革結束,他在25歲才上了大學。畢業後留在瀋陽的廠里工作,娶了一位同廠的女工。

結婚一年多,他如夢初醒,婚姻是最大的枷鎖,女人隆起的肚子也是種要挾。他們裹挾着他進入機械般的穩定生活中去,到廠里上工,領一套靠近郊外的簡易老公房,開一塊地,種很煩的菜,忍受鄉下蚊蟲無休止的侵擾。

兒子出生幾個月,兩人離了婚。段老師回到了上海,在外企上過班,也曾跑遍全國各地做過生意,只是至今沒能見過那個孩子。

晚年他喜歡孩子。給小學生上完小提琴課,段老師會親自下廚,把學生留下來吃飯。盛飯、夾菜、叮囑,像在模擬一種家庭氛圍。

這天來的是一對母女。段老師臉上堆着笑,熱絡地在廚房和房間之間穿梭,端上幾樣熱騰騰的飯菜。

餐桌那頭是個四十歲左右的母親,一家保險集團的經理,長得精明,負責上海中高端養老業務。在這裏做老年人的生意想必不難,這座人口老齡化嚴重的城市,多的是子女遠在國外的獨居老人。

她認識不少附近復旦、上財的退休教授,最直接的方式是上門拜訪,又或是組織以老年人「深度社交」為名的路演活動。段老師正是在這類路演活動上認識她的。

活動實際上是產品介紹,賣眼貼的、賣中藥的,還有各類保健品。在他們的關愛下,老人們付出信任,購買產品;又或是以這種方式,給彼此的關係充值。

女人帶女兒到段老師這裏上課。給他塞一個藍色小冊子,詳細羅列着各類養老服務。

疫情期間,別人搶菜無門,她在朋友圈曬養老院的下午茶:「這裏是全上海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我想他也猶豫過,選擇一個溫暖的牢籠,還是顛沛但自在的晚年?

朋友與段老師的合照

何日是歸途

養老小冊子最終被丟在出租屋的垃圾堆里。段老師走了,拖着一個拉杆行李箱,背着背包,外加一把小提琴。

別人有錢才出國,段老師卻明顯沒有多餘的預算。他打算先買一張上海-廣西的火車票,再轉乘廣西-越南河內的火車。

他在越南唯一認識的,只有二十年多前的那群朋友。多年之後,很多已經斷了聯繫,段老師也不確定他們是否還在那裏,打算過去後再聯繫看看。一旦離境,他唯一的低保和住房補貼等收入來源,也將會被取消。

但他不在乎,唯一的問題是護照過期了,出入境管理局拒絕了他的申請。非必要不出境,「旅遊」明顯不是夠格的理由。出於疫情防控需要。這句話適用於任何場合作為任何緣由。

他一生經歷過諸如此類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17歲下鄉,他迷上了音樂,笛子藏在書包里,等放牛了才拿出來吹。

文革期間,靡靡之音亦有罪,尤其是西方音樂。他偷偷看過《外國民歌200首》,收藏一張名叫《Red Valley》光碟。被發現是要挨批鬥的,東西沒收,全部丟到火里。

他見識過群眾的厲害。那時地方上有個開琴行的人,能手工製作大提琴和小提琴,家裏擺滿了他的作品。「造反派」衝進他家的時候,人已經死在了閣樓上,系自殺。

他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完成了音樂啟蒙。音樂是自由。而他永遠在奔向這個目標的路上。

封控結束之後,上海的租房市場冷淡,但房租不降反升。段老師在一家洗浴中心暫時落了腳,住宿費一天只需46塊,佔得休息廳的一個床位。

好在疫情重擊之下,洗浴中心的客流量始終沒緩過來,人極少,難得清靜。住一天算一天的費用,以便護照通過後隨時抽身。

我問他去越南之後的打算,他說,如果能貸上款,就開一家琴行,教小孩子拉琴。餐飲也行,開一家大排檔或支個燒烤攤,擺上一列列長桌,等客人熟起來了一定熱鬧。

說這話時,上海已經解封,還沒正式恢復堂食。一家家餐飲店大門敞開,燈光通明,店裏卻沒有人影。偶爾有外賣小哥進出,警察上門排查。老闆為求生計,讓客人藏在閣樓里,甚至躲在消防通道里用餐。

解封不到兩個月,傳播速度、免疫逃逸能力更高的新冠BA.5變異株出現在上海,以捲土重來的態勢重新蔓延。

段老師所在的洗浴中心,和我們的住處只隔着一條街,七月份以來,這個地區被越來越多橙紅色標識的中高風險區包圍。

7月25日起,我們所在的片區緊急封控,實行7天的封閉管理。這次行動稱為「合圍」。

7天封控前夜

消息一發出,街道拉起了鐵網,大白駐守在關口,幾個臨時工加班到深夜,蹲在路邊吃快餐。負責任的保安碰見人便強調一遍,每個小區「只進不出」,想好了再進。他們拒絕封控多久的問題,「7天,還是兩個月,兩年,誰說得清楚?」

我知道段老師還沒走成。洗浴中心不再營業,關了燈,周圍被一大團黑暗包圍。

我想起那天在飯桌上,我告訴他,如果上海還有疫情和封控,我就回到廣東去。他不以為然,廣東就不會有疫情嗎?「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哪裏都想去。」

他還在等着一紙護照,等待着尚未獲批的生活。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象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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