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出現了轉機，海外的訂單量逐漸回升。2021年4月份，陳華接到了一筆150萬的訂單，解了工廠的燃眉之急，當時他想，工廠總算恢復了往昔的忙碌，他甚至聯繫了村裏的廚師，按時給工人們送盒飯。
高興的勁頭還沒過，原料廠便傳來漲價的消息。2021年，油價和煤礦的漲幅，催高了原料價格，禍不單行，這筆訂單在物流環節上也遇到了問題。受海外疫情影響，航運和海運面臨停擺與加價，航運貨櫃從原本的7萬人民幣漲至8萬，時效性1-3月的海運，從原來的2萬翻倍，漲至4萬，幾乎逼空了陳華一條貨櫃的毛利。
陳華正在為協調物流的事情而焦頭爛額，雙碳政策接踵而至，工廠又面臨限電和商業用電電價上漲的問題。
各環節的漲價，最終讓這筆訂單的毛利率直接減少了三分之一。
末路自救：成本極限擠壓
工廠運轉的成本增加步步緊逼陳華，另一方面，同行紛紛陷入低價競爭的漩渦。
「現在我們這個行業幾乎所有人的目標都是保底，或者是搶訂單，什麼訂單都做。」陳華說，三年疫情，海外訂單越來越少，以低價搶單的工廠卻越來越多。
在聖誕禮品加工行業，價格是客戶唯一考量的指標。因為聖誕禮品加工所需要的技術含量極低，代工廠的加工質量大同小異，市面上一旦有新產品出現，只要在國內找到相應的原材料和配件，任何工廠都可以進行組裝生產。只要達到質量標準，客戶自然傾向更低價格的代工廠。
因此，這些工廠無法向客戶抬高自己的產品單價保證利潤，只能吞下上漲的成本。
陳華介紹，全國80%的中小型聖誕製品工廠都在壓低利潤，「不然活不下去啊，朋友的廠子幾乎是貼錢在加工生產，本來一年的訂單營收可以做到8000萬，但是第一季度他們也只接到400萬的訂單。不做不行，因為工廠必須維持運轉，不然工人都跑光了。」
接小訂單衝量，可能是工廠唯一一條自救路線了。2022年，陳華總共接了200萬的訂單，單筆訂單都不超過10萬元。
在極低的毛利和有限的訂單下，陳華的工廠要活下去，只能減少勞動力成本。將原本40人的員工團隊縮減至12人，遣散確是無奈之舉。
50歲的村民張建華至今還記得被陳華辭工的場景。2021年末，他和多個工友依次進入辦公室，先是聽陳華敘述了工廠的艱難，在表達了感謝後，張建華和其他工友拿到了補償的300元現金。
陳華的辦公室
張建華在陳華的工廠呆了近4年，閒時的月工資大約在1500元左右，加班多的時候能拿到2000元上下。看着不多，但也夠用。在碣石這個小鎮，年輕人都去了大城市，留下的大多是45歲以上的中年勞動力，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都過着相對清貧的生活。工廠的存在對當地而言，意味着保住了一部分人的飯碗。
突然失去工作的張建華，丟了魂似的攥着300現金推開工廠的鐵門，步行回家。平常10分鐘的路，他走了半小時。一路上思考着接下來怎麼辦，到了他這個年紀，外出打工已經不可能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哪裏需要人就去哪裏。陳華或許是將工廠當作盈利的工具，而對於大部分工人而言，是一條謀求生存的路徑。
對內減少勞動力成本，對外將訂單外包給計件工來維持生產，是陳華的「末路之選」。
當陳華在Excel表格上仔細計算着成本結構時，遠在浙江義烏大陳鎮的48歲的黃莉莉正坐在家門口的一條矮凳上忙碌着，她拿起一個半成品的聖誕頭環，將事先打好的兩個紅色蝴蝶結用不乾膠粘在左右兩側。
黃莉莉是一名外發計件工。在傳統的中低端製造業中，像她這樣的工人常被工廠主臨時召集，用以製作加急的手工單。黃生活的大陳鎮，半數留守婦女都從事低端加工，她們因費用低，速度快，而倍受珠三角的工廠主青睞。
夜晚8點，黃莉莉的身邊還散亂地放着3個藍色的膠袋，這是她今天必須完成的300個外發訂單——5分錢一個，收入一共是15元人民幣。
第二天一早，完成的成品便會經由物流，來到陳華的工廠，打上標籤，發往客戶手中。
現在的工廠
2021年末，陳華便開始着手尋找更實惠的外發商。他先後去了浙江、江西、廣東等地的縣城，聯繫了不少同行，發現整個行業都在極力地壓縮成本，搶訂單。
陳華的朋友也是業內人，在浙江義烏混跡多年。他幫陳華找到了大陳鎮的外發工人，大多是年齡在45歲以上的留守婦女，工價按分計算。陳華算過，每個工人每天收入在10-20元之間，月收入300～500元。
除此之外，陳華還試圖找到更經濟實惠的物流路徑來壓低成本。但這成了一個他琢磨不清的謎題，只要是涉及疫情的地區，物流的價格與時效性都不停變化，最終他放棄了。
為了讓成本更低，陳華身邊不少工廠主選擇離開陸豐，搬去江西、河南、安徽等土地租金、工人工資更低的地方，還有工廠直接設在俄羅斯周邊地區，也有人徹底退出了。
三年間，陸豐這座小城市裏，只剩下一半聖誕禮品代工廠了。陳華自己也不知道工廠究竟能撐多久，也猶豫過想要轉行或者找一份領着固定薪水的工作。
未來的命運
陳華是家中次子，哥哥妹妹學習成績都不錯，只有他在讀書方面摸不清門道，十五六歲時他就早早離家打工，在大城市做茶葉銷售。
1995年，陳華的父親創辦了聖誕禮品加工廠，但他並不擅長經營。90年代的國內工廠競爭激烈，父親全靠低價籠絡客戶。他為人老實，時常在不收定金的情況下開工製作，資金周轉不開時，就通過私人借貸來維持工廠運轉。
只有老一輩埋頭苦幹，年輕人不願接棒的代工行業就像即將落山的夕陽，誰也不看好，同行們大多也不願子女回歸這一行，但為了家人，陳華妥協了，「再回去幫襯一把，讓工廠撐到哥哥妹妹都大學畢業，應該就好了吧。」離家3年後的陳華，成了家鄉同行里的「第一個年輕人」。
2012年，年僅18歲的陳華趕鴨子上架，接手工廠，那時留給他的只有一個爛攤子，雖然一年有幾百萬的訂單，但負債80餘萬。同時，工廠無法直接接觸到客戶，只能通過外貿公司接單，生產和銷售都十分被動。接手工廠後，陳華才體會到父輩的不易，外貿生意難做，一筆訂單的成功要兼顧各方因素，光是回款這一項，每季度都要花大把精力盯着，和賣茶葉需要操的心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
還有不可控的價格。工廠的報價會按月更新，有的客戶拿着上月的報價單來找陳華訂貨，可原料已經價格上漲，溝通未果，最終取消訂單。
國外客戶對於工廠本身的資質也有要求，尤其是在商超內上架的產品，大多會在下單前要求視頻或圖片驗廠，來判斷工廠是否符合生產標準、有無童工使用等，當中任何一項不達標，客戶便會取消訂單，這也倒逼國內的工廠逐漸規範化。
2014年，陳華注意到一家電商平台，在上面客戶可以直接和源頭廠家聯繫，他當機立斷着手上線了自己的工廠，交易開始變得順暢。第一筆線上訂單是來自遼寧一家高檔餐廳的聖誕訂單，4000多元。
此後，電商平台成了陳華的新戰場，更多訂單從上面湧來。也許是年輕人的敏銳，讓他在同行中成為了最早吃到紅利的那一波人，頹靡的工廠重新煥發生機。
但2021年中期，疫情的反覆，生產成本的上升，都指向減產，這意味着大量的工人失業。陳華留下的這12名員工在工廠工作都超過五年，相熟已久，偶爾也會聊上幾句：
「老闆，你要好好干，我家裏還有孩子要養，可不能沒事幹。」
「胡說什麼，我們老闆今年的生意好着呢。」
這些話陳華都記在心裏：誰不想掙錢，可在疫情之下，誰也不知道風颳向哪邊，「我們的工廠像風雨中飄搖的一艘小船。」陳華說，未來什麼都是不確定的。
處於上游的外貿企業與客戶更為敏感，其實，自2021年末開始，中國低端的製造業向東南亞尤其越南方向的轉移在加速。比中國更低的工價，相對寬鬆的防疫政策，使越南在低端製造業上對中國出口的替代效應初顯。
越南還借鑑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大部分工業區都對外商給予「五年全免、兩年減半」的稅收優惠，這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服裝、家具業、鞋業開始向越南轉移，相關數據顯示，家得寶、宜家家居等零售商從中國進口家具減少13.5%，從越南進口攀升37.2%；汽車輪胎進口方面，美國從中國進口減少28.6%，從越南進口增至141.7%。今年一季度，越南的外資總額為108億美元，同比增長86.2%，其中有一半來自中國。
但，陳華從未有過外遷的想法，他相信大魚吃小魚的商業邏輯，小工廠一年的訂單與產量恆定，無法負擔外遷所帶來的成本。去到新的地方，開闢市場也並非易事。
所以，他還在陸豐留着，像當初毅然回鄉那樣。這一次，他選擇等待疫情平息。
又到了一天下班時間，陳華按滅的煙頭再次堆滿了煙缸。今年的訂單數額依舊停留在200萬元，新的訂單在哪裏？「如果工廠倒閉了，我還能做什麼呢？也許只能開個小店了。」他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