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蕭功秦先生發了一篇正能量的文章，充滿着樂觀主義精神，向讀者展示了一種情懷：不論環境多麼黑暗，只要自己在心裏點燈，照樣通體透亮熠熠生輝。這是「與黑暗和解」的2.0版，蕭先生也被坊間尊為「男版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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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與悲觀，是個人自己的主觀情緒，沒有統一標準，「眾人皆悲我獨樂」只是蕭先生獨特的情緒結構與眾不同而已，別人無從體會也不能指責。有人對入戶消殺深惡痛絕，不惜拼死抗爭。蕭先生若興高采烈開門揖盜，是他的權利。但蕭先生不好勸別人樂觀，就像別人也無權讓蕭先生悲觀一樣。別人看到上海空曠的街道，回憶起往日的繁華及未來民眾的生計，不禁悲從中來。但這不妨礙蕭先生「這種出奇的寧靜，倒還別有一番趣味」的審美價值觀。世界的悲喜本就不相通的。
但是，蕭先生對苦難的讚美與眷戀，把苦難當成一種財富的貪婪心理，很像他念茲在茲的「民族劣根性」，而且還是最低劣的那種。
「國民性」「民族劣根性」是已被正經學人拋棄的假概念，偶爾被人用於文學修辭，蕭先生還時常用「劣根性」「惡根性」來立論，說明其學術旨趣很單純吧。但摟着苦難當財富，確實反映了某種國產思維的低級性，這是讓最吝嗇的守財奴也望塵莫及的「理財攻略」。
蕭先生把苦難說得很凡爾賽：
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困局中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必須通過深刻的反思，才能轉化為民族的經驗資源。
如果以「艱難困苦」的多寡來衡量財富，我們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族群了，是「經驗資源」最豐富的地角。積攢了最多苦難財富，擁有最多經驗教訓資源，想低調都難啊！
比難度的競技項目是對體能和技巧極限的突破，我們不是跟人比動作的高難度，而是比克服了對別人來說不存在的困難——咱是瘸着一條腿跟正常人比賽自由體操的，有自己獨特的難度係數。智商優異者取得奧數賽冠軍不奇怪，若智障經過拼搏克服了智力困難，取得了奧數賽名次才是大贏家。賈寶玉進士題名不如薛蟠考中秀才更勵志，憑「呆霸王」的底子，能考中秀才得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呀！得克服多少對寶玉不存在的困難！如蕭先生強調的「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前蘇聯有個笑話，美國人問蘇聯人：你們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裏？蘇聯人回答：我們的優越性就體現在要克服別的制度里沒有的困難……
蘇聯人暴殄天物了，他們不懂需要克服的獨有的艱難困苦正是他們比別的制度多出來的財富，若以苦難來當財富比，他們應該是大富翁。我們才最會積攢這種苦難財富，一直穩居世界首富的位置。
貨幣有銀根，濫印紙錢不是財富，收集苦難當財富就是濫發紙錢，是拿冥幣當真錢用，把活人當死鬼糊弄。把苦難當財富，也就是冥幣發行的「苦根」，在中土還真源遠流長。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把苦難作為上天分配任務的考核指標：「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問題是，受苦人群中能接到「大任」的概率有多大？沒有證據表明比安逸群體裏受大任的概率更高。那些不想接大任和能力不配接大任者，也跟着「大任者」陪跑，白受了苦難，算什麼事呢？
「受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是值得羨慕的事兒，因為大多數人「受了苦中苦，還是人下人」。成了「人上人」，苦難可以當財富，把受的苦兌換成樂，可以作威作福了。受苦人上位後，把苦難兌換成財富的吃相有點嚇人，相當於拿冥幣當彩禮娶活媳婦，社會要為他的苦難多支付一份勒索，這種苦難是額外的代價和成本。
一些搞歷史研究的出不了成果，覺着是受苦程度不夠，天不降大任給他，一急之下想受司馬遷的腐刑之苦，自宮淨身等「天降大任」。歷史上被淨身和自淨身的很多，史家只有一個司馬遷，其他都分流考干進宮了。其實，趙高、高力士、魏忠賢才最有資格吟哦「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蕭先生是研究歷史的，學術成果不好評價，感覺人倒是很方正的。他是把苦難當民族的財富，當社會的公產，倒沒有私賣苦難貪污公款的問題，不會獨吞「苦中苦」，而是讓大家同吃「苦中苦」，成為全球的「人上人」。
蕭先生驕傲地宣稱他的座右銘：＂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並指認這是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蕭先生的浪漫情懷讓人怦然心動，但能站位在「高高的垃圾堆上」，還不夠太艱難嘛，若埋在垃圾里，陰雨綿綿沒有「美麗的太陽」可看，那時才是真浪漫呢！艱難程度應該與浪漫深度成正比吧？這次蕭先生辦了出入證還有48小時核酸證明，能順利看了牙科門診，應該很羨慕那個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被拒診的老人吧？他比蕭先生艱難，所以也比蕭先生更浪漫哦。
蕭先生勸大家要忍耐，做一個樂天知命的人。並舉了一個過去的例子：「我還記得十年動盪中曾有一個不幸的受迫害者，因為對人生絕望而自殺了，而自殺後的第二天，他的落實政策的通知就發過來了。」其實，不用找這麼久遠的事例，這段時間上海就有很多具有哲理的事例：垂危病人沒有核酸檢測證明就不能做手術，等核酸檢測書送到時，病人已經死了。這位病人已經努力去「樂天知命」了，還是沒堅持等到核酸檢測單。那個「落實政策的通知」與核酸檢測單，哪個更殘忍，哪個更浪漫？哪個是自殺，哪個是他殺？
我們寧肯永遠當窮光蛋，也不想擁有蕭先生說的「苦難財富」。讓那些苦難製造者自己去當財主吧！希望他們是最吝嗇的守財奴，要捂緊苦難財富別外溢啊。（作者：邱開冒）
延伸閱讀：
蕭功秦丨疫情中的思考，艱難時期如何安身立命
作者/蕭功秦歷史學家、教授
來源/蕭功秦論評
id/xiaogongqin
01上海街頭出奇的寧靜
我住的小區是上海徐匯的一個封控小區，目前還沒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請通行證，還是可以出門看病的。在電話聯繫以後，我到居委填寫了一張表格，寫明最近兩次做核酸的時間與出門事由，居委大白蓋了一個章，我就可以憑這個申請單出門了。
五月四日清晨，我騎電瓶車去第九人民醫院看牙科門診。這是一個多月來第一次上街，頗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新鮮感。從小區到醫院的一路上，空曠的大街見不到一個行人，即使是快遞小哥也不多。往日繁華的林蔭道，連汽車也不見蹤影，這種出奇的寧靜，倒還別有一番趣味。我就在路邊停車，拍了張街景照片作為留念。這可以說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來未遇的奇觀，解封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
40分鐘騎車途中，看不到一個交警。近醫院的一條小路邊上，遇到一個大白，他問我上哪裏去，我說去九院看病。他也沒查看我的通行證，就讓我走了。
醫院大廳里人不多，相當於過去的五分之一，我在九院底樓掛號窗口看到一個掛號的老人讓人同情。掛號時他的核酸檢驗報告還沒有出來，等到報告出來時，他預約的專家門診號已經失效了。他向窗口裏的工作人員苦苦爭辯解釋，但對方回答，這就是醫院的規定，沒有辦法。
我真為這位老者擔憂，一個月不能出來看病，估計也不是小病，好不容易申請到了通行證，到醫院看病時卻遭到拒絕，這是多大的打擊？世上總有很多不幸的事，我們的制度規定是不是應該更人性化一些，來減輕普通人的困難與不幸呢。
這次疫情也顯露出我們社會中一些消極的東西，例如，某些官員素質不高，凡事一刀切，層層加碼，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上下反饋機制的不足，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匱乏，人道主義文化的缺失，體制與社會文化中的種種短板也很多。
疫情中顯露出來的這些社會問題，會成為影響中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國運的深層次因素。希望疫情過後，我們社會能從上到下，都對這場災難進行深入的理性總結與反思。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困局中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民族的財富，然而必須通過深刻的反思，才能轉化為民族的經驗資源。
02與一位極端思維者對話
我把出小區治病的這段經歷與途中拍的相片發到朋友圈裏了，有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裏責問說，「你居然在空曠的大街上看出來別有趣味」！他極為憤慨，認為我是一個「麻木的人」，「對疫情中的苦難缺乏同情心」，並認為我不配是一個文人，他決定把我從自己微信中刪掉。
我在朋友圈是這樣回復他的：在你刪除我以前，請容許我對你說一句。我特別欣賞俄羅斯作家格林說過的一句話，他說＂我每天總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
沒有艱難歲月中的浪漫和瀟灑，不配是一個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難中的浪漫和瀟灑，也無法理解真正人生。
格林是俄羅斯20世紀初期的一位浪漫主義作家，格林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始終保持着樂觀向上的精神。他以自己對生活的信心與熱愛，超越了種種人生苦難。他的中篇小說《紅帆》被改編成電影，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中國放映過。當時我還是個少年人，我至今對電影中的浪漫詩意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想到引用這句話，因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艱難時刻的座右銘。
這位對我不滿的先生很快又回復了，我以為他消除了誤解，會同意我的看法。沒料到的是，他說，「在垃圾堆上欣賞太陽，那是典型的犬儒主義」！並寫了一段帶有侮辱人格的話，他說，「都如你這般，如蛆蟲一樣，在糞坑裏看見一絲熱的大便就歡心雀躍」。他把我的話等同於「粉飾太平」，還要求我不要對他回復。他寫道，「你回復了，就是承認自己是蛆蟲了。」另外還寫了一些不宜引用的、不堪入目的罵人的話。
他的回覆讓我出乎意外，可以說，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極端思維的網絡人士。從人類的思想史上來看，無論是左的極端，還是右的極端，無論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極端，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充滿着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見的，就是動機不良，就是不正義，就是邪惡，凡是邪惡，就必須予以清除、打倒乃至從肉體上予以消滅。
「道德優越感」——「正邪」兩值分類——「有你無我」的鬥爭哲學，就構成了此類人士判斷事物的三步曲，就形成他們對世界萬物的解釋框架。他們甚至對情緒不如他們那麼激昂亢奮的人，也都判定為叛徒，投機分子與動機不良。理性與中道，同情地理解對方，在和而不同中，彼此交流互動，在他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令人憂慮的是，當今中國的微信與網絡世界裏，國人處於左右兩個極端的撕裂狀態。各方都是惡語相向，把對方指責為動機卑劣的邪惡者。其實，他們雖然在幾乎所有觀點上勢不兩立，然而，在思維方式上，在判斷與表達觀點的「深層句法」上，卻是驚人的一致。這是因為，他們都有着文革激進文化的傳承。（眾所周知，無論是小偷還是警察，雖然角色不同，但講話使用的句法是一樣的。所謂的深層句法就來源於此。）
這讓我又想起了文革時期在上海嘉定工廠參加一次反帝遊行，當時有一部滿載牛奶的奶罐車，一不留神開到我們廠的遊行隊伍中間來了，遊行隊伍中的一些人大為憤怒：這不是破壞革命大遊行的罪惡嗎！於是一伙人衝上去，以「正義者」的姿態把駕駛員毒打了一頓，據說把司機的門牙都打斷了。（後來聽廠里人說，那位可憐的被打者解釋說，由於滿車罐的新擠的牛奶必須立刻送去消毒，否則全廢了。為了趕時間，才不小心駛進了隊伍）。這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極端思維的例子。
讀到此人的回覆，絕對不能說自己會心情舒暢，好在多年來，我經歷了太多與極端思維人士的思想衝突與碰撞，也已經見怪不怪了。於是，我再次對他回覆說：
——災難與苦難中的樂觀，並不等於對苦難的讚美與歌頌，更不等於對自然災難中產生的種種次生災難與種種不幸的無動於衷，你把對苦難事物的態度，與苦難中的人生處世方式，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了。
——你罵得再厲害，我也不回敬，我知道極端文化在社會上是何等根深葉茂，我知道你實際上是一種極端文化的受害者。老弟，息怒，或許幾年以後你會清醒一些，或者那時候你會意識到自己錯了。
原以為我這封講理的信，會讓他理解，沒有料到他更為惱怒，他在短訊中表示，如果我再回復他，他就要開罵了。我已經領教了他發出的惡語的厲害，也不再與他聯繫了。
我們的網絡與微信中充滿着語言暴力，一方面，網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志願軍」去歐洲，幫俄國打仗，凡是反對這樣做的人就是膽小鬼、漢奸、投降派，另一方面，我遇到的這位極端人士，僅因為我說「寧靜的街道上別有一番趣味「，就把我視為「粉飾太平」的「蛆蟲」來謾罵。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思想處於撕裂狀態，日益對立。
與這位極端人士交流，讓我感到一種擔憂，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強烈，對不同意見的人如此勢不兩立，對激昂情緒者講道理是多麼蒼白無力，這件小事就足以說明。想用中道理性來說服左或右的極端派，是多麼困難。
03與國人的惡根性告別
疫情總會過去，而未來中國可能會面臨更艱難的時代。
俄烏戰爭發生以後，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將更為嚴峻，新的疫情還會時不時地挑戰我們的神經，不斷讓我們付出更多艱辛努力。政府發出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號召，表明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逆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勢必面對以往四十年從來沒有經歷的嚴峻的經濟局勢。人口出生率在持續下降，社會上的種種內卷化讓人們憂慮。每年有上千萬的大學生需要就業，社會上的待業人群卻在增加，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民間社會中左右撕裂的狀態並沒有改善，反而會在矛盾中進一步激化。此外，疫情中暴露出來的深層次矛盾，將持續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
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們必須為未來不確定因素的不斷增加做好準備。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局勢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嚴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個方面原因，社會深層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困境來臨時，我們國人應對困境的精神態度與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問題。中國人身上極左時代形成的陳舊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殘存的極端思維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一旦國際環境惡化，國內經濟困難出現，各種「陰謀論」思維、亢奮極端的狹隘民族主義、自以為是的「厲害國」觀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義，都會被重新激活，它們會取代人們的常識與經驗，並且具有傳染性。這是因為每個人思維中多少有過它們曾經的活動軌跡。甚至已經被全民否定的「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會很輕易地回到我們生活中來支配人們的思維。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種種惡根性，其中有二千年來的專制統治形成的文化習性，也有十年動盪時代的左的思潮在國人精神與心理上積澱的文化慣性。都可能會在艱難時期不斷被激活。
事實上，前些年來，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它們曾經淡出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時，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時，當時中國人的心態與精神狀態，要比現在健康得多，溫和得多，開明得多，中國人中的樸素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在國力上升時期也健康的萌發着，茁壯地滋長着，在民間表現出飽滿充實的生氣，基層幹部與群眾的關係也要和美得多，官員也要體恤民意得多，民間的戾氣比現在要少得多，那時社會上也遠沒有後來的「左右撕裂」與「厲害國」的狂熱。
舊文化，舊思維，舊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曾經會有一個假死階段，處於假死狀態的舊文化，一旦有了適宜的條件，就會從假死狀態重新復活過來，一旦被重新激活，它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支配我們，影響我們，干擾我們走向新文明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嚴復，他在給他的學生熊純如的一封信中，寫過的一段含義深刻的話：
「華族終當強立，由此強立之先，以其有種種惡根性及種種不宜存之性習，故須經層層洗伐，而後能至。」
專制文明千百年來，以及文革極端時代以來，積澱了許多看不見的民族劣根性，這種文化性習太深厚了，要克服它們，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困難。
至於中國人要受多少磨難，才能走上真正的強立這一坦途？嚴復說了一句深刻的富有歷史感的話：「但問其惡根性及不宜存之性習之多寡矣足矣」。
我們內心深處這些惡根性的東西，存留越多，我們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長。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如同防範新冠病毒一樣，警惕它們對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的傳染、干擾與支配。判識這種種惡根性，並與之鬥爭，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
04做一個樂天知命的人
有朋友問我，在上海疫情中，我是怎樣度過的。我回覆說，每天看微信中種種消息，往往讓我心焦，我也會思考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這並沒有影響我的寫作與讀書。
我說，我的生活節奏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疫情前，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區的牆頭打壁球六百次，每天都是滿頭大汗，一年就可以積累到十八萬次。現在封閉在家裏，我的運動量幾乎並沒有減少，我每天在家深蹲運動四百次，一個月就積累了一萬二千次。我比許多人更重視運動，堅持運動凡二十年，連脂肪肝都消失了，這是對我多年堅持「間歇性的高強度運動」的回報。
我絕不相信年歲上去了，就應該像烏龜一樣不動。健身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有良好的生活與寫作狀態，我要保持健康的身體與靈敏的思維，來從事我的著述。可以說，我是疫情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中的一個。我力爭做一個「樂天知命」的現代儒者。
什麼是樂天知命？對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所謂樂天者，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則，理解了生命的含義，以及「善良終究戰勝邪惡」的t千百年人類文明的大趨勢。這就是樂天。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因相信天道而樂觀。
凡生活中的一切惡事與災難，我的理解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障礙與付出的代價。雖然這種代價有時很慘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這種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點，它讓我可以避免悲觀厭世、虛無主義。抑鬱症是與我無緣的。
這種人生態度，得益於一位家鄉老者的啟示，那是1987年，我在長沙開會後，順道回家鄉衡陽探親，見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難之交，他曾是民國時期的一位老縣長，十年動盪時期的生活當然是顛沛流離。
我問他，在那麼艱苦的生活中，他為什麼沒有想到自殺？這個重頭問題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他想了一會對我說，因為他一直研讀歷史，從歷史中，他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四人幫式的「法家」統治，從二千年歷史看，總是短暫的，一時的，不會長久的，中國文明源遠流長，中國終究會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個信念一直支持着他，終於他還是等到了文革的結束，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樂天，讓一個人在困境中會有一種堅持力，一種韌性。我還記得十年動盪中曾有一個不幸的受迫害者，因為對人生絕望而自殺了，而自殺後的第二天，他的落實政策的通知就發過來了。由此可見，樂天人生態度是多麼可貴。
所謂知命者，就是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由自己選擇的，一個人不可能選擇自己出生的時代與環境。既然命運讓你出生於這個時代，生活於這塊土地，就讓我們享受這個時代的美好的一切，也同時必須承受這個時代中的種種不完美。其中有歡樂，也有痛苦，有焦慮，也有慰惜，既來之，則安之。我們生活於這個世界，生活於當下，這是我們的命。
樂天知命，心懷善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讓自己在事業追求中，得到人生的充實。把我們從事的工作與事業，看作是人類文明洪流中的晶瑩的小顆粒。
如同我在青年時代讀過的小說《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中的海鷗那樣，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獲得了精神升華，在他看來，世上沒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飛越高。讓自己成為文明進步大趨勢中的一個積極參與者。這就是我所秉持的樂天知命。
這幾天得知了一個消息，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來短訊告訴我，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冊子《走出天下秩序——近代中國變革的思想視角》，上了「萬聖書屋」四月份的銷售排行榜。我的這本書並不通俗，原來以為不會有什麼銷售量，這個消息讓我還是有點意外的驚喜。
在這本書中，我分析了中國近代特定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是如何支配、影響了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出的歷史性選擇的。我閱讀了英法聯軍當事人的回憶錄，讓我搞清了火燒圓明園事件中的一些關鍵細節，例如，咸豐皇帝因對西方文化的誤解，而作出了一個突然的情緒化的決定，導致人質事件，從而改變了歷史。
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還有不少人在認真讀書思考，真是「德不孤，必有鄰」。這也是對著書人的鼓舞。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我從來不去想自己的年齡，期待着還可以寫作思考閱讀二十年。既然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能在93歲還再次當上總理，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我將在我的近萬藏書中度過此生。我希望在離開這個美好世界的時候，能看到的是一個更美麗的中國。
我的座右銘是：尊重經驗常識，尊重社會多元，超越左右極端，務實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個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變化的時代，做一個有着內心的自由追求，又能樂天知命的知識分子。
我最喜歡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