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北京香山論壇上，中國知名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院長閻學通教授與一位以色列軍官的現場對話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對話中，閻教授當面指着這位將軍，斥責以軍「槍口對準平民」，「以色列沒有權利決定和定義事實」並稱「七萬平民死亡」，他提出要依靠聯合國和「兩國方案」解決以巴衝突及恐怖主義問題。由於態度和語氣強硬，這段畫面引發了輿論熱議和不少吃瓜庸眾的情緒共鳴。
然而，學者的價值並非在於「態度有多強硬」，而在於「態度有多嚴謹」，其作用不在於「言辭是否震撼」，而在於「論證是否合理」，其責任更不在於「觀點是否符合大眾情緒，而在於「推理是否符合邏輯真相」。從學術規範與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閻教授的發言存在諸多值得大家思考和與大家商榷的地方。
一、數據引用嚴重缺乏依據
閻教授聲稱「超過七萬平民死於以軍打擊」，這一數字既無權威來源，也缺乏國際共識，連哈馬斯控制的當地衛生部門自己都不敢這麼編。
雖然聯合國、人權機構及哈馬斯控制的當地衛生部門的統計各有差異，但迄今沒有一個數字是「七萬」的結論。
哈馬斯控制的衛生部門發佈的最新數字是加沙有65000人死亡，這個數字沒有區分平民與武裝分子，外界廣泛認為其中相當比例是哈馬斯成員。的確存在加沙平民被以軍誤傷，甚至可能存在部分以色列士兵蓄意報復的情況，但這絕非以色列軍隊的普遍現象。
如何定義平民？
對無辜人員開火毫無疑問是應該予以譴責和反對的，但問題是如何區分平民？武裝分子當然是合法軍事目標，積極參與組織的支持者（籌款、提供情報，幫助藏匿和看管以色列人質）處於灰色地帶，但肯定不是無辜平民。真正的無辜平民是指那些與哈馬斯劃清界限，既不支持也不參與他們的任何恐怖活動的人員。
綜合依據以色列軍方及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數據，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地區的哈馬斯恐怖組織直屬的武裝力量總數大概在25000~30000人，另一個加沙極端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PIJ）的人數大概有10000人左右，加上這兩個極端恐怖組織的業餘志願者應該超過10萬人，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入侵以色列期間，許多殺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平時就是「平民」或「記者」甚至是領着聯合國工資的近東救濟工程處救濟工作人員。
聯合國（UN）為何總是責難以色列（Israel）？
BBC新聞:以色列起訴聯合國職員協助哈馬斯組織
中東難民之旅：巴勒斯坦與猶太人在阿拉伯國家的命運交錯
以色列在加沙打了近兩年，按照閆教授的說法，以色列軍隊打死了超過七萬平民，哈馬斯一個也沒死，傑哈德一個也沒死，以色列軍隊是不是世界上最弱的軍隊？估計哈萊塢劇本也不敢這麼說吧！
以色列去年10月公佈的被打死的六名「記者」實際上是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恐怖分子成員
在戰爭複雜背景下，死者身份模糊、數字難以核實，但凡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會做出合乎邏輯的獨立判斷，而不只是被虛假新聞投餵。若直接將所有傷亡籠統稱為「無辜平民」，這不只是選擇性敘事，而是赤裸裸地撒謊和散播謠言。
二、道義表述與戰爭現實的脫節
閻教授說「軍人的槍不應該對準婦女兒童。」，這句話說得非常正確，在道義層面無可挑剔，但他罔顧了事實。
當恐怖組織把指揮部、兵工廠、火箭陣地設在學校、醫院、民宅、清真寺和聯合國機構之間或內部，甚至故意利用平民作為「人肉盾牌」的情況下，任何軍事行動都可能導致平民傷亡，這種情況下平民的傷亡更應由其所屬當局負責。
在與曾使用自殺人肉炸彈的恐怖組織哈馬斯和傑哈德的作戰中，軍事行動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平民傷亡。哪怕是國與國的正式交戰，國際人道法對平民傷亡也不是「零容忍」，而是強調比例原則與必要性原則，更何況是對恐怖組織這種非對稱作戰，以色列還特別向加沙平民發出了警告，遠離所有哈馬斯所在區域。閻教授的表述忽視了這一點，把問題簡單化和把傷亡情況泛化，難免被批評為「道義空想主義」。
閻教授竟拿劫匪搶銀行劫持人質來比喻哈馬斯拿加沙平民當盾牌，雖然這種語境下銀行工作人員和平民都是受害者，但後者是支持哈馬斯恐怖組織來領導他們的對象，這完全沒有可比性吧？雖然並非所有加沙人都支持哈馬斯，但哈馬斯成員身邊的親朋好友難道都是「無辜平民」嗎？來聽聽這段恐怖分子殺了十個猶太人後與母親的「報喜」對話：
2023年10月7日，恐怖分子馬哈茂德·阿法納打電話給父母，誇耀自己殺了10個猶太人
閻教授的表述卻把複雜的比例與現實抹去，簡化成「恐怖分子和平民」的二元對立。這種過於理想化的說法，容易成為情緒化的口號，卻難以進入真正有意義的討論。
以色列政府和軍隊絕非無可指責，但妖魔化以色列實際上也是一種欺騙，試想，一個如此珍惜自己生命的民族，會對其他生命進行不必要的摧殘嗎？以色列醫院至今仍然會醫治巴勒斯坦人甚至監獄裏的恐怖分子（以色列沒有死刑），巴勒斯坦有哪個醫院會醫治猶太人嗎？
三、無效的「聯合國+兩國方案」處方
閻教授提出，解決之道在於依靠聯合國和推動「兩國方案」，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並共同打擊恐怖主義。
然而，這種表述和想法存在三重脫離現實：
聯合國：數十年來，聯合國有多個救濟機構重點照顧巴勒斯坦，甚至為巴勒斯坦人專門設立了一個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每年預算數十億美元，其中美國是最大捐助者，僱傭大量的阿拉伯人來援助巴勒斯坦，然而，這些援助帶來的不是穩定和進步，而是貪腐和恐怖。
前不久，一位曾擔任駐阿富汗大使執行人道主義救援的現兼任三國大使的海灣國家大使告訴我一個驚人的事實，聯合國的救援資金有40%或落入中間渠道的手中，真正需要受益的對象得到的資金不到60%。安理會在以巴問題上長期陷入道德癱瘓，被許多國家操弄。聯合國維和部隊也常常「象徵意義大於實際作用」。
巴勒斯坦：事實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不太可能會配合以色列聯合打擊恐怖主義，他們至今沒有譴責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入侵以色列，哪怕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穆斯林國家都譴責了哈馬斯，巴勒斯坦權力當局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膽量譴責哈馬斯。連譴責都不敢，會聯合以色列共同打擊這些伊斯蘭恐怖組織嗎？所以閻教授的說法是罔顧事實。
前不久筆者在一位海灣國家前部長家裏做客，當時還有另外幾個政府高層，他當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巴勒斯坦政府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府，他們從來不關心民眾的真正福祉，只是依靠政治操弄利好自己。」，筆者去過巴勒斯坦地區不止一次，那裏的人們真的是不幸，一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巴勒斯坦人自己也這麼認為：那種不幸不是以色列人造成的，而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和領導人造成的。
兩國方案：耶路撒冷地位、難民安置、安全保障、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分裂，這些問題數十年未解。即使「兩國方案」真正落地，恐怖組織也可能基於意識形態繼續存在或向外輸出。
兩國方案只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哪怕巴勒斯坦真正建國，這個國家也會立即陷入經濟癱瘓狀態，巴勒斯坦每年有數十萬人直接和間接受僱於以色列體力勞動力市場，這也是巴勒斯坦的一大經濟支柱。巴勒斯坦沒有自己的貨幣和經濟體系，那裏的人們大多不愛教育和進步思想，只喜歡宗教和做小生意，凋敝的生活狀態讓年輕人感到絕望。
因此，依賴聯合國和兩國方案來消滅恐怖主義，更多是一種外交辭令式的空想，也是一種幾乎沒有可行性的方案。
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但建國並非必要和基本權利，並非任何地區的人想要建國就能實現的，庫爾德人是中東最大的「沒有自己獨立國家」的民族，人口是巴勒斯坦人的5倍，長期飽受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等國的欺凌和迫害，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給他們伸張正義讓他們獨立建國，這個道義缺位不是更明顯的嗎？
閻教授恐怕可能沒有去過以色列，更沒去過巴勒斯坦，他不了解那邊的真實情況，希望閆教授有機會趁機去一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筆者願意無償全程陪同並進行客觀事實的深度講解。
學者的責任：要實事求是，不能信口開河
閻學通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地位顯赫，既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領軍人物，也是「世界和平論壇」的核心組織者。十八年前，筆者也曾作為仰慕者近距離與其進行過學習交流，畢竟那時的閻教授已經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和國內知名的國際問題研究學者了。
在西方學術界，閻老師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有一定知名度，但他更多作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學」的代表被研究，而不是被主流理論吸收。他有不少國際出版物，但引用率和學術權威度，與頂尖的國際關係理論家相比還是差距明顯。
一個中國知名且某種程度上代表政府觀點地國際關係學者，若在全球公共場合尤其是以樹立全球安全治理為己任的香山論壇上，公然信口開河說出完全不合邏輯的數字，不僅缺乏嚴謹，更可能誤導輿論，更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
作為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同時擔任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考慮到其在國內外的學術及政治影響力，他的每一句公開表態都不僅是學者個人的見解，更可能被視為中國學界甚至決策層的聲音。這意味着他更需要謹言慎行。
柏拉圖認為，哲學家（學者的前身）是愛智慧之人，應不懼偏見與權力，執着於真理。胡適曾說：「學問無貴賤，思想要獨立。」中國傳統也強調「學以明道，格物致知、慎思明辨，厚德載物」。學者不是演說家，更不是鼓動者。他必須依靠事實、邏輯、數據來建構論點，而非依賴情緒化的宣示。
我認為，真正的學者，應當遵循以下基本準則：
求真：所有數字和論斷必須有可靠證據，不得隨意誇大或編造。
獨立：不迎合情緒，不追逐掌聲，堅持理性分析。
謙卑：沒人了解所有情況，面對複雜現實，不能輕易下定論。
負責：認識到公共發言會影響輿論與政策，因此必須保持嚴謹。
閻教授在香山論壇這樣一個東道主的場合，並未展現和平友善的待客之道與中華文明的傳統禮儀，更沒有彰顯謙謙君子、實事求是的學者風範，反而像美國警察般對一名以色列軍官頤指氣使、指手斥責，言辭激烈且輕率，實在有失中國學者應有的風度。
閻學通教授或許出於道義激情，才作出此番激烈言論，但不要忘了，他首先是一名學者，然後還有各種身份和社會地位。然而，當激情替代證據，當空想凌駕現實，當學者在世界舞台上「信口開河」，那麼不僅損害了個人甚至國家的聲譽，也削弱了整個學術共同體的公信力。
學者的最高使命，不是贏得一時的喝彩，而是守住真理的底線。「道義現實主義」更不能成為「道義空想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