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的寫作如同急行軍，他的筆似乎跟不上他翻江倒海、洶湧奔騰的思緒。但他不是那種頂着桂冠為寫而寫的作家，總讓你感到一種很強的社會責任、歷史責任讓他不待揚鞭自奮蹄。荒謬而沉痛的記憶以及仍在延續的某種夢靨都在他的作品有着反應和表現。如《堅硬如水》、《受活》、《日光流年》、《丁莊夢》。總之，他在思考，他在追究，他保持着一個作家應該有的清醒。
閻連科說過去一直沒有寫自己身邊的親人，是覺得寫作這類事似與他們無關。其實，他在散文集《沒有邊界的跨超》中也有一篇《想念父親》。但是專門寫寫自己的父輩，通過他們的人生軌跡，表達一些想法，可能不是旁顧其它的忽略，而是有些問題他沒有想清楚。2009年出版的《我與父輩》，讓我們看到，他從親人的身上，已經有了某種思考。
這是生活在鄉村二十年，且一直與鄉村親人血肉相連的閻連科的體驗，一種咀嚼與回味。
書中有兩個例子，讀來讓人錐心刺骨、不寒而慄。
一是，閻連科家開山地種紅薯。1966年代父親帶領全家人，在一面山上翻地，讓钁頭飛舞在一塊料礓地里。這塊料礓地開墾出來，「種豆子夠咱們一家吃半年豆面，種紅薯得再挖一個窯洞。」父親每天傍晚挑起一擔子撿出來的料礓石，回家去。挑到家時，把那一擔礓石放在山牆下邊，就徹底的「用完了」自己的氣力，隨着那兩筐落地的礓石，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起不來了，讓家人把飯碗拿來，吃完了夜飯，才會起身回家。倒在床上的父親，明天是否還能起得床來？天不亮他又領着全家人上山翻地去了。這樣過了三年，三年的三個冬天，那塊土地才徹底地翻撿完了。家裏山牆下堆的黃色的礓石，足夠表砌三間房的兩面山牆，在田頭溝底堆起的礓石也足有家裏的十倍之多。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幾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塊田裏栽下了它成為真正的田地之後的第一季的紅薯苗兒。那一年風調雨順，那塊田裏的紅薯長得極好，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隊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傳達紅頭文件。文件說人民公社絕對不允許各家各戶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戶的自留地，必須在文件傳達之後的三日之內收回。父親臉色灰白……
二是，閻連科大伯家蓋房子。「為了蓋出三間瓦房來，大伯領着他的孩子們，不是冒着寒冷勞動了一個冬天，而是頂風冒雪，打了一場為蓋房子不得不打的卓絕的命運與人生的戰役。」在閻連科家鄉田湖村以東的七八里之外，有一架山脈，是岩石結構，用炸藥轟開山體，採集的紅色的石頭，是蓋房子做地基的最佳材料。為了蓋房，這年冬天大伯一家人，趟過冰凍的河水，到河對岸去扛、去抬那沉重的石頭。石頭小則百餘斤，大則上千斤。一家人能抬者抬，能扛者扛。河裏的流水，兩側岸邊，是酷寒的冰凌，河心齊腰的水流，沒有白冰，卻是更為刺骨的湍急。一塊石頭要從河那邊運到對岸來，必須經過這河水。大伯就帶着他的孩子們，脫下衣褲，單穿了褲衩和布衫，先在岸邊用雙手拍拍凍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後走進水裏，趟過河去，把石頭運到河邊，等到日色有暖，氣溫高出一度二度，「大伯和我的叔伯弟兄們一起，嘴裏呼着白氣，額門上掛着霧汗，而周身卻又結着水珠冰凌，吱喳吱喳地踩着青白的冰渣，趟着齊腰的河水，把石頭運至河的這邊，再拉回到村子裏。」
而後兩年的冬天，大伯家也是這樣從冰凍的日子中走過來。那幾年的冬天，見到「大伯」和他兒女們的人，都是很遠地站下怔着，自言自語說：「瘋了呀！瘋了呀！」「那幾年冬，我大伯一家人，大都是赤裸着踏在河灘的鵝卵石上和冰水裏，手和腳都凍得如發酵的麵團樣，又腫又厚，又有無數無數網狀的血裂口。終於到了冬將過去時，大伯家門前的兩棵泡桐下，堆起那鮮紅方正的石頭堆。蓋起引人注目的瓦房了。」而後，他對兒女們說：「房子蓋起來，債也欠下了。人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可以欠，惟獨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債。從明天起，我們一家人都重去拉石頭，賣石頭，儘快把欠人家的債務給還上。」生活又恢復到原有的軌道，和原本就沒離過軌道一樣。
閻連科說，「我大伯是個極有尊嚴的人。是個把人的尊嚴放在活着的首位的老百姓。」
看了他對以大伯為代表的父輩們的評價，想到他開頭的一些話：「終於就在一瞬間，明白了我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勞和努力，原來卻都是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與油鹽，生老和病死；是為了柴米油鹽中的甘甘苦苦與生老病死中的掙扎和疼痛。」我在想，作家們總想從一種恆定不變的人生中，提升一種恆定的人性，一種永遠不會毀滅的人性的光輝——生存的意志和尊嚴。恐怕這就是閻連科寫父輩們的角度和認識。
但我卻想從另外一個角度談談「父輩們」的遭遇。
閻連科父輩們一生的日子對他們來說不算短。他們的人生是不是老百姓必得承受、永遠不變的一種生活方式？
閻連科在寫「四叔」之前，有過這樣的議論：
城裏人把「日子」叫「生活」，鄉村人把「生活」叫「日子」。這似乎是對同一人生狀態的不同說法，但其本質的差別，卻有着天壤的不同。「日子」更多的含意是，「一天加一天，天天都是那樣兒」。它單調、乏味，無奈，消耗人的生命，而你又無力去改變。可「生活」，卻給人的感覺是豐饒，它有色彩，有人氣，有寬闊的馬路，有明亮的路燈。……對生活而言，日子是一種貧乏和愚昧；對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種嚮往和未來。
看了這些文字，我心裏長時間不能平靜，思緒走得越來越遠。
不同的時代，老百姓的日子儘管有不同的貧乏和愚昧，但人的尊嚴和意志是可以有不同表現的。閻連科筆下的人生意志和尊嚴，首先應該是對他父輩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絕妙諷刺。
閻連科讓我們如此真切地看到「那個時代」的農民為了不受凍挨餓，為了讓兒女們成家育子過上人的日子，拼盡了全家人所有的氣力，付出全部生命的能量。在以往大量的閱讀中，去尋找暗無天日的「舊社會」給人們帶來的「水深火熱」，也沒有見到過如此動人心魄地拼日子。「舊社會」的鄉下人，有天災，吃不飽飯的時候；有人禍，瀕臨絕境的時候，但老百姓人身多是自由的。這個自由，可以讓你背井離鄉「闖關東」；遊蹤四方打零工；投親靠友尋生路；走進城鎮干手藝；或借點小本做生意；哪怕是乞討要飯，社會、民間也有施放和施捨。鄉下城裏，總有活下去的可能。而閻連科的父親養家的時代為了讓家人吃上飽飯，上述活路都是行不通的。拼盡全力苦幹三年開墾出一塊石料地，成了「資本主義」，若離開土地掙點餬口的「小錢」豈不更是一種「資本」？「舊社會」窮人也蓋房子，建築材料，部分靠自製（土磚）與自然積累（自家的樹）；部分靠糶賣糧食來買。可是閻連科大伯蓋房的年月，人們種糧有餘糧變錢嗎？買鹽打醋還要靠雞窩裏有着溫度的雞蛋呢。
曾經看書，不少學者少時失怙，送自己上學堂甚至出國留學，都是家族宗祠出錢相供。那時，如果有祖產、有祠產，家族是有責任的。可是「新時代」，農民除了像閻連科父輩那樣在沒有自己一分地的家鄉「受活」，還能有什麼出路？宗族因了土地的非私有化，基本人際關係全然沒有了經濟聯繫。社會組織關係的重組，城鄉的二元形態，把農民如鐵板之釘，死死地釘在了二分住宅地上，沒有了其它生存的各種可能。「父輩們」生活的時代，什麼是自己的？只有力氣是自己的。不，連力氣都不是自己的。
閻連科覺得大伯、父親、四叔的存在，讓人「有了一棵樹的尊嚴，一株草的尊嚴。」
超出人的負荷極限，超出人的忍受能力，換來的一小塊土地，輕而易舉地被沒收了去，小草的尊嚴在哪裏？一輩子拼盡全力地在吃、住的困境中掙扎，看不到「日子」中還會有別的「生活」，這裏有「人」的尊嚴可言嗎？
親眼目睹着父母們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是無休止的飢餓。是永恆的人生景象，還是時代的「賜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