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Dario，90後，目前居住在澳洲，是一名街頭藝人。一把琴、一套音響設備、一個我，就是我舞台的全部。
從4歲起，我幾乎每天都和提琴相伴，小學沒畢業我就考到了10級，甚至因為有這樣一個一技之長，才被浙江大學錄取。不過，此前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要把拉琴當成工作，靠它賺錢、生存。
2019年年底，我在Bourke street mall（我固定的賣藝街區）賣藝時的照片。
我出生在遼寧葫蘆島，知名泳衣小鎮，除了泳衣，這個小地方能被大家知曉的就只有航天員楊利偉了。我媽媽是高中政治老師，爸爸是建築師，家裏的條件基本算得上是衣食無憂。
我媽很喜歡音樂，她大學時彈過結他，又一直喜歡小提琴，所以就想讓我學。出生後就給我放古典音樂，3歲學識譜，4歲上琴課，直到6歲之前，都是我媽和我一起去上琴課，回來我不懂的再教我。我爸不太管我練琴的事，他負責賺錢交學費。
葫蘆島是個地級市，現在發展得好了一點，以前真的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我媽找遍了這個小地方上所有教小提琴的老師，挨個聽了他們的課，覺得都沒有錦州的老師好，所以每周五我都有一天不上學，跑去錦州，專門為了上一節琴課。
2017年，媽媽來杭州看我，我們的合影，當時我正在杭州開網店。
我記得上小學時，每天下午4:30放學，6:30我媽媽下班，在這兩個小時之間，我要把所有作業做完。等她回來，做好晚飯，吃完大概7:30。從吃完飯一直到10:30，這三個小時是一定要練琴的，雷打不動，除了生病實在沒辦法練之外。
規定設置得久了，自然而然就變成了習慣。我沒有童年，對兒時殘存的記憶，都是在練琴。晚上放學，人家都在院子裏玩，跳皮繩啊什麼的，我不能出去，所以也沒交到什麼朋友。
媽媽讓我學琴倒沒有太多功利想法，但她希望我不要放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過我的老師都覺得我在此方面很有天分，既然有天分，就不能浪費。學音樂的人知道一個詞叫「絕對音準」，這是一種天生的能力，但絕大部分人，哪怕是絕大部分學音樂的人，都沒有，而我有。
童年時期難得的留影，我小時候的照片非常少，這張大概是我兩三歲時。
所謂的「絕對音準」，是能在沒有參照音的情況下，能辨認出樂器或者周圍環境的音高。你在鋼琴或其他樂器上隨便彈一個音，我能知道這個音是什麼，走在路上鳥叫一聲，我也知道這個音是什麼。我樂感也很好，隨便聽一首曲子的前奏，我就大概能知道接下來的歌曲旋律。
小學五年級時，我就把業餘10級考完了，在國內這是很少見的。考級時，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位老師，他在瀋陽音樂學院任教。我剛考完，他就跟着我出來了，問我爸媽，願不願意送我去瀋陽音樂學院的初中部上學。
專業發展對我沒什麼壞處，如果讀不下去，我還可以隨時回葫蘆島念普通初高中，我爸媽沒多想，就把我送去了瀋陽音樂學院初中部。音樂學院的文化課很少，只有語數外，剩下的全是樂理、表演技術、練琴。
在這裏讀了兩年半，我就不想繼續念下去了。可能隨着年齡的增長，到了叛逆期，每天練琴的日子太枯燥無聊，想像不到以後每天都要做這個會怎麼樣。我媽對我說，要是真心裏太牴觸了，就回來讀書。
重回葫蘆島讀普通高中，對我來說也並不輕鬆。因為音樂學院的初中部不重視文化課，除了練琴，其他的老師都不管，好多初中知識，就像沒學過一樣。
全年級16個班，總共1000人左右，剛回去時，第一次摸底考試，我考了全年級倒數10名。我媽覺得，學習和拉琴，總得佔一頭吧。於是，瘋狂上輔導班，一點點把初中沒學的東西補起來。
雖然不走專業這條路，但實際上拉琴還是沒落下。從音樂學院初中部回來，我就計劃考藝術特長生，如果考得好，大學會降低分數線讓你入學，和自主招生是一樣的。
高中生活也挺累的，正常高考是六門課，我相當於多加了一門，除了學習還要練琴，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常常要從東北坐火車去北京，上一些大師課。
高三中間的寒假，我參加了清華、北大、浙大的音樂特長生考試。最後北大和浙大都錄取了我，北大隻讓我上醫學院，我不想學醫，外加浙大給我的分數降格更多，只要過了一本線就可以上，高考後我順利進了浙大。
上大學之前，拉琴這件事對我來說意味着分數、意味着一技之長，談不上多麼熱愛，也不是發自內心的喜歡。不過我少年時期很聽父母的話，很溫順，他們希望我一直學琴，我也就都接受下來，即便這讓我的課餘生活被極大限度地擠壓了。
大學生活讓我對小提琴的感情才有了一些變化。發生轉變的關鍵，也是讓我覺得這輩子都特幸運的一件事，是加入了浙大的文琴交響樂團。全中國最有名的三個學生交響樂團一是清華，二是北交，第三個就是浙大。
新生還在入學軍訓，音樂特長生已經為開學典禮排練了，去了交響樂團，大家的技術和樂感都很好，在一起玩音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並且大家都不是音樂專業的，浙大沒有音樂系。我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三時我在文琴交響樂團的演出照，這場演出是學長學姐的畢業音樂會。
除了室友之外，這群人是見得最頻繁的。交響樂團一年有十場演出，除去寒暑假，一個月就有一場，所以我們每周都有排練，周末一排就是一整天。
哪怕這周排練完了，周中也要找幾天，幾個小提琴幾個大提琴一塊兒，合首什麼曲子，一起在外面接商演，賺零花錢。上大學後，我就沒找家裏要過錢了，商演的收入很穩定，一個月能賺五六千塊。
大學時和樂團的朋友一起出去參加商演，這是在一個婚禮演出（我坐在最左）。
我當時的琴房是414，從404到414，一共有十個琴房是交響樂團專用的。我所在的琴房大家都是弦樂，小提、中提、大提，還有一個女生是彈鋼琴的。大概八九個人，每天都待在一起，琴房樓下就是食堂，打完飯拿着就跑去琴房吃了。晚上一起打遊戲、看電影，把燈全部關掉，走廊也很空靈，大家就開着房門，圍在一起看恐怖片。
前兩天，我還在墨爾本街頭偶遇了一個樂團的學姐，比我大三屆，我們坐在一起拉琴拉了一年，她畢業至今，我們有11年沒見了。見面後，我們談起以前的回憶，熱淚盈眶，好像才分開沒幾天一樣。
我們都是高考加了分進來的，浙大的課是很難很難的，我進校選的專業是材料學，各種各樣的數據統計、概率論、信息代數、微積分，根本學不懂。樂團大家都是降分進來的，文化課的學習能力上，比起正常浙大學生要差一些，可以說是「學渣」和「學渣」之間的惺惺相惜吧。
大一結束後，我有一次重新選專業的機會，我一直想念建築系。我爸是建築師，記憶里，小時候家裏有很多大的畫冊，建築相關的書，打開裏面沒有幾個字，全是圖片，我當時就覺得這樣看書好快啊，還很舒服，就很喜歡建築。
我爸覺得做建築太累了，所以做主幫我選了材料系，材料系課程難度高，加之我也實在沒什麼興趣，大一結束，我就轉專業到建築系，儘管我爸仍然反對。
建築系不怎麼學數學，主要做美學設計，浪費掉一年的時間，我要在四年內完成別人五年的課程，一切都只能從頭來。學水彩、素描、建築畫......一年基本都在畫，大二開始自己做一些小設計，別墅、小型圖書館、咖啡店。畫圖對我來說相對輕鬆，物理相關的承重和受力分析就比較難。
建築系壓力也很大，一門課時八周，我至少要見這個老師八次，設計方案也會被退回來八次。這是個很痛苦的過程，經常一兩天不吃不睡，為了第三天要趕出一個新方案。音樂是我枯燥生活的全部調劑，我還和樂團里的夥伴一起出去擺攤賣藝過。
當時我和另一個女生拉小提琴、拉上一個中提琴、一個大提琴和一個大貝斯，我們五個人去西湖邊的武林廣場地下通道演奏。演了半個小時，整個通道就全被堵住了，站的全是人，來聽演奏的。
沒過多久我們就被管理人員趕走了，這也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當時杭州沒有街頭藝人制度，這樣隨意地演是不被允許的。但被趕之前短暫的快樂還是讓人能回味好一段時間。
後來還去過西湖旁邊，西湖兩米多深，四周沒有圍欄，很危險，也被趕。所以這件事就沒做成。其實，我們賣藝倒不是為了賺錢，單純覺得很酷、很街頭、很好玩，所以老想嘗試。
我在歐洲交換時偶遇街頭藝人表演，立馬心動，就發了條朋友圈。
建築系的學制是五年，讀大五時，我去西班牙交換了半年。西班牙有固定的街頭氛圍，很多音樂人會在街頭賣藝，對賣藝不甘心的我，又一次做了嘗試。
這次演出比較正式，前後一共演了兩個小時，觀眾的反響非常好。有很多很慷慨的觀眾，過來就像聖誕老人一樣，一直發錢，一天能賺到七八百歐。雖然這只是在西班牙交換生活的一個小插曲，卻讓我完整地享受到了街頭的快樂。
2014年，我大學畢業，因為沒申請到理想學校的理想專業，留學夢只能暫緩，找了一份建築行業的工作，在上海的一個日本建築公司做建築師。
上海這座城市是我喜歡的，雖然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但很適應上海的生活。上大學的時候我經常來上海找老師上琴課，身邊的朋友也都是南方人。
這家日本公司對員工剝削嚴重，加上遭遇建築業寒冬，各大建築公司都在裁員，行業境況緊張，當時我一個月的收入不到一萬。僅僅半年，就徹底把我對建築的熱情全部磨沒了。
這也是當時一個建築公司給的offer，最後我沒去這家，選擇了日本公司。
日本公司的等級制度森嚴，新人要無條件服從老員工，領導層全是日本人，他們不看重工作效率，只看重工作時長，特別喜歡無謂的加班，這點我很不能認同，也因此跟我的兩個小組領導鬧掰了。
我至今都記得讓我決心辭職的是件什麼事。有一天晚上我一直加班到十點才下班，十點半到家剛坐下，就接到領導的電話，他讓我11點前回到公司，幫他做一個模型，明天一早客戶要看。我想，從公司走之前怎麼不說？現在回去做，至少要做一宿。我說我不伺候了，明天就辭職。
在家休息了半年，度過了一段很迷茫的時期，我又找了一份歐萊雅的店鋪的視覺陳列設計工作，主要負責歐萊雅線下店鋪的設計、施工、家具入場。這份工作需要我去各地出差，這也是我當時很喜歡這份工作的一個原因，能公費去很多其他城市看看。
公司的工作氛圍很好，絕對不提倡員工加班，每天下午六點準時下班，周末如果充電線落在公司，刷卡都進不去。
我所在的團隊三十個人里，有一半是外國人，英、美、德、法、韓國人都有，中國人里也基本都有留學經歷，工作的交流場景就是外語，這點我也覺得挺好的。畢業前我原本預計出國讀書，因為沒被最想去的學校和專業錄取而暫時擱置了，多說英語能幫我維持語感。
從歐萊雅離職時，當時的團隊歡送我（我站在最後）。
上班之餘，我有個朋友自己創業，開了一家網店，邀請我入伙，本金只要一兩萬塊錢，很便宜。主要就是設計一些男裝款式，拿去工廠做，然後放在網上賣，從最開始只賣一兩款，到十款、二十款，一點點地滾。
服裝設計和建築設計其實蠻像的，做基礎的款式不需要版型上的變化，袖子多寬、領子多大，這些東西工廠有固定的標準，只需要圖案的變化，繪圖對我來說就是老本行了。
當時趕上了網店發展的好時候，做好了宣傳，有了一批粉絲，就做起來了。當時我在外企一個月的工資是一萬出頭，網店的收入遠高於工資，並且一直在成倍增長，經營這家店鋪三年，帶給我的收入大概有80萬。
自己設計的網店新款，自己做模特。
在大公司上班雖然能學到很多東西，很有很多弊端。給別人上班，總避免不了糟心事，總有你看不慣的地方。在外企上班是責任制，哪怕再小的事也要發郵件溝通，一旦出了問題，郵件就是證據。無論是說話還是做事，都要小心翼翼地保護好自己。
給誰打工都不如給自己打工，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後，我再一次辭職了。一心做網店，最後店鋪拿到了皇冠，賣店就拿了20萬。在社會上闖蕩了四年後，我也到了二十七八歲的年紀。身邊的同學很多都早早地出國念書了，留學深造的這個想法我還一直沒完成，我覺得不能再等了，要出去看看。
剛從外企辭職後，我出國玩了一圈，第一個去到的城市就是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我非常喜歡這個城市，生活很愜意，我能毫無壓力地在草坪上坐一整天，什麼也不想。這個城市的氣質是包容，你穿什麼樣的衣服、做什麼樣的事、從事什麼職業、多少歲會結婚、生不生孩子，沒有人會評判，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很友好。我很確定這是我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地方。
2017年，我拿到墨爾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因為我在國內本科念的並非音樂專業，沒辦法申請音樂專業的研究生，所以繼續讀了墨爾本大學的建築專業，課程內也涉及一些藝術理念，算是符合我的興趣方向。
來到墨大後，感受和浙大完全不一樣，沒有之前的那種歸屬感。一些老師下課拎着包就走，幾乎沒有可以單獨交流的機會，很多人去上課就是為了拿到這個學位。
墨爾本大學的學生樂團分兩個，一個是只有音樂系學生才能參加的樂團，這個就很厲害了，另一個是非音樂系學生樂團，我只能參加這個。
去了半年就不想去了，大家在技術上很不平均，很難玩到一塊去。要尋找其他的拉琴機會，在西班牙遊學的那次賣藝經歷蹦到我腦子裏，我打算開始做這個。
在墨爾本大學的非音樂系樂團拉琴，我只去了四個月就不去了，大家的水平參差不齊。
2018年1月我來的墨爾本，10月就正式賣藝了。澳洲有完善的街頭藝人制度，街上設有固定的賣藝點，一般街頭藝人許可證申請是免費的。
拿到黃牌，能在大部分街區演出；現在我拿到了綠牌，可以在能代表墨爾本的街頭文化的主要街道演出，一年要繳150塊澳幣。持證的街頭藝人們每周三會開會，定下一周每位街頭藝人的演出地點和時間。
這是我在澳洲做街頭藝人最初的黃牌許可證。
澳洲人比歐洲人更喜歡流行歌，我喜歡Sia，喜歡Lady Gaga，我拿這些曲子出來，他們就很願意聽。第一次去街上演，在一個街區就賺了200塊澳幣，相當於1000塊人民幣，我沒想到居然能賺這麼多，這更激勵我好好做這件事了。我每周大概會上街演兩三次，白天上課，晚上就出來演。
一個月前我在墨爾本的一個大橋上賣藝，現在都是一個小提一個大提合奏的表演形式。
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置辦了一套音響設備，為了增添演出的特殊性，我把換了一把電小提琴，外形上看起來更時尚、炫酷。
並不是所有街頭藝人都能賺錢。小提琴作為街頭藝術這件事本身就很不常見，其次用小提琴演流行歌也不常見，加上我賣藝用的都是電小提琴，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很多人就會覺得：這是我從來都沒見過的事。
不止一次有人在街上衝着我說「This is so cool（這太酷了）」、「I never seen this before（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這對於他們來說足夠新鮮，他們當然願意給錢。
演得多了，我心裏就很明白聽眾想要什麼。遇到華人，我拉一首中文歌，他們肯定很開心；如果來了一波白人老奶奶，我演一個《哈利路亞》她們一定會覺得「哇，這個小男孩懂我想要什麼」；如果身邊圍了一群十五六歲的年輕人，我演一首賈斯汀比伯，他們肯定都炸了......
很多做音樂的人不敢去做街頭藝人，他們擔心人會走，這會讓他們有失落感，要想辦法讓人聚過來，就需要跟他們溝通、互動。做街頭藝人和在音樂廳里演是不一樣的，音樂廳里大家都是付了錢的，無論你演得好與不好，都只能坐着聽完再走，而在街頭大部分人是不付錢的，不好聽，他們隨時可以轉身走掉。
聊天、點歌、眼神交流，也要把感情放進樂曲中，讓別人感受得到。這比我之前在大城市做一個每天上下班匆匆、工薪階層的白領要有人情味得多。
三個月前，我在演出時，有個澳洲小伙身上沒現金，直接把手機給我了。
2020年，我從墨爾本大學畢業，開始做全職街頭藝人。這份職業帶給我的收入一直很穩定，直到新冠封城。2020年一整年都是不允許我們出去上班的，這段時間裏，只能靠政府的補貼生活，經濟上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就是太想回到街上演出了。2021年10月解封後，我每周的演出數量才又一點點地上來。
如果每天都出來演，還是能賺蠻多錢的，但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每周商演加賣藝賺夠2000塊澳幣，只要賺夠了這個錢，我就不出來演了。賣藝一天，4個小時，正常能賺到1000塊澳幣，最多的時候一天就有2000多澳幣，所以我出來賣藝基本上只有周五和周六兩天。
我也曾有一段時間為了多賺錢，在工作上把自己逼得很緊。去年七月，有一天我演了11個小時，第二天耳朵就不舒服了，聽不到東西，到醫院確診了耳朵突發性耳聾。中間因為大夫誤診，耽誤了一個月。
後來醫生跟我說，突發性耳聾是有最佳治療時間的，七天之後很多是治不回來的，我當時一陣害怕。好在後來經過一系列治療，檢查結果顯示，聽力大致回來了95%，只降低了5%，這個結果我已經很滿意了。現在我每個月都要去醫院測一次聽力，看有沒有再恢復一些，或者變嚴重。
去年七月，我因為突發性耳聾在醫院住院。
這件事之後，我就覺得沒有必要讓自己壓力很大，身體出了問題是無法補救的，所以現在大部分時候，我是個蠻懶散的人，對金錢看淡很多，開心比較重要。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歇一段時間。
澳洲人沒有攢錢的習慣，剛來這邊的時候，我也理解不了，慢慢時間久了，我習慣了，就也這樣，好像沒什麼特別需要錢的地方。
前段時間和國內朋友視頻聊天，大家不自覺地就會聊到房子，好像這是30歲以後一件讓人很有壓力的事，但這裏當地人結婚了也都租房子住，不想住這個房子了就再換一個，他們也不覺得有啥。
我在街頭表演時的照片。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不需要特意去找活干，這個職業很自由，經濟上也完全有保障，只要我想賺錢，我隨時都能走出家門去賺，這是我給別人打工做不到的。
在精神上也能收穫極大滿足，外國人的表達方式很外放，他們覺得你好，一定會當面誇讚你，這帶給我一種很強的認同感，這一點很多其他工作也做不到。老實說，前兩年封城的時候，我最不開心的不是賺不到錢，而是很久沒有聽過別人當面誇讚我了，這比金錢更重要。
自我認同的同時，也能給他人的生活帶來點什麼。在墨爾本，我經常在一個廣場上賣藝，廣場對面有一個很大的台階，很多人會坐在台階上聽我拉琴。
有一次，一個白人女孩，20歲左右的樣子，坐在台階上一直哭，我演出休息的時候她走過來問我，「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我說好，然後就抱了抱她。她跟我坦白，這兩天她一直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剛才聽完我拉琴，覺得琴聲中很有力量，於是她決定要重新做考慮。
我在街區演奏《Let it go》（《冰雪奇緣》主題曲），所有小朋友都圍了上來。
當時我心裏小小感動了一下，之前我只把賣藝當作好玩又能賺錢的事情，從沒想過我賣藝會給別人帶來什麼影響，最多讓他們心情好一點，但這件事讓我第一次知道，我還可以將自己的力量傳遞給別人。
有時我們很難說清楚一件事的具體意義，但如果沒意義的話，任何事都是堅持不下去的。它總要能給你帶來點什麼，金錢、名望等等，對我來說，街頭藝人這件事能給我需要的錢，能給我認同感，還能讓我給別人帶來一些意義，所以我才想一直做下去。
前兩天，有個人在我分享的視頻底下留言，說一個浙大的畢業生居然淪落到去國外乞討為生，混得那麼慘。這個職業在國內還不能被所有人認可，據我所知，國內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是近兩年才有的街頭藝人證，小城市更是少之又少。
在國外還是比較受人尊敬，屬於藝術家。碰到政府工作人員來查證件，也要站在旁邊等這一首演完了，包括我跟觀眾說話的時候，他們是不允許過來打斷的。
我很適應這裏的環境和現在的生活，演出、寫歌之餘，我還養綠植，沒有疫情的時候會四處走走，出去旅遊，日子過得很開心。在街上跟別人碰個面，陌生人也會朝你點個頭、笑一下，很溫暖。父母很支持我對職業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有時候會飛來澳洲看我，我就帶着他們出去玩。
我特別喜歡綠植，在家裏有一個專門養綠植的角落。
走到街上，打開琴盒，開始演奏，時不時和同街區的其他街頭藝人合奏，然後遇到各種各樣氣質的人，慷慨的會走過來給我豎個大拇指，往我的琴盒裏放200刀；不富裕的會把餘額只有20塊的公交卡遞給我；喜歡我演奏的女生會把戒指取下來放在我旁邊；可能還會遇上個又窮又酷的小子，把褲子上的鏈條扯下來扔到盒子裏......
這應該會是我在不遠的未來，將要繼續着的生活，一直演奏下去，享受着這個城市的自由和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