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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怪胎:傷害經濟的無形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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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來,全球海運價格飛漲,集裝箱緊缺,這卻讓連續虧損多年的中遠海控(600)一鳴驚人,預計2021年創出900~1000億淨利潤,長期被套的35萬股民眼巴巴地期待中遠海控能夠分紅。

2021年中期業績出來後,中遠海控已經讓股民們失望過一回。當時公司淨利371億元,但卻稱還不足以彌補母公司歷史性虧損,要等到歷史性虧損全部填上才能分紅。要知道,因為年年虧損,中遠海運從2010年以來十年沒分過紅,於是600股民聯合上書,要求公司分紅或回購股份,在資本市場引起很大震動,被稱為中國股民的「覺醒」。

中國國企的低盈利、低分紅一直飽受質疑。在資本市場,國企要麼長期股價低迷,如中石油在2007年上市48元的開盤價竟成為歷史最高價,14年來最低跌到4.33元;要麼長期虧損,如周期性強的造船業;要麼有盈利但分紅不高,如各大上市銀行股價長期跌破淨值,利潤尚可,但分紅率只有30%。

像長江電力分紅率逾60%、中國神華分紅率高達92%的國企,在A股市場鳳毛麟角,而在國外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國企的分紅率普遍超過50%,俄羅斯國企50%的分紅率算是低的,挪威、瑞典、新西蘭等國家的國企分紅率則達到70%~80%,就連印度也比中國高很多。

有學者稱,國企實際上是全民的財富,中共號稱搞的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但國企對財政的貢獻也就是對全民股東的分紅,卻不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老百姓並沒有享受到國企的紅利,這與中國的社會制度極不相稱,是中共無法解釋的尷尬現實。

新加坡國企是財政最大收入來源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當中國人已經習慣於國企的低效時,看看新加坡國企是啥樣。新加坡有淡馬錫等三家政府投資公司,雖然是國有控股,但市場化招聘職業經理人,市場化投資與運營,這一管理模式一度成為中國國企學習的樣板,中共國資委曾帶領企業去調研、學習。

新加坡李顯龍在去年,曾經就淡馬錫模式與中國國企比較。他說,新加坡採取市場化的管理方式,國營企業成立董事會,由董事會負責管理公司,官員不得插手,國企的責任集中到財政部部長一人,這樣責任集中,就不會出現九龍治水,各管一方的局面,而中國國企面對眾多不同的部門與層級。

李顯龍的話說的非常明白,中國國企的婆婆太多,導致國企負責人以不出錯為原則,這樣的管理怎麼會好的收益呢?

2005年,建行、中行率先改制上市,淡馬錫競標併入股,成為較早投資中國的外資機構。過去十餘年來,淡馬錫在中國還投資了很多科技公司。新加坡政府要求,三家國企的分紅率不能超過50%,為的是他們可以留存更多的利潤來發展。

他們對新加坡財政貢獻度有多高呢?2014~2018年5年間,三家政府投資公司對財政的累計貢獻為6342億美元(約4萬多億人民幣),占GDP的2.8%。2016年,淡馬錫的分紅率為46.7%,接近50%的最高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以來,三家國企的分紅已經超出企業和個人納稅,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財政來源。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一些從事公用事業的國企,但是分紅率往往超過70%,也就是說,儘可能讓全民享受到國企的財富。但在中國,中共號稱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但實際上卻不是受益者。

新加坡三國企5年對財政貢獻4萬億人民幣,平均下來,每年對財政的貢獻是80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人家一年的貢獻,相當於中石化、中石油上市十餘年來累計的分紅。

據統計,上市十多年來以來,中石化累計分紅3500億元,分紅率37%。中石油累計分紅4721億元,分紅率39%。這兩家國企還炫耀分紅率高,真是不知羞愧。

中石油2007年上市以來,股民被套牢十餘年。因為上市即巔峰,一開盤就達到48.6元的最高價,誰也沒想到,這竟然成為歷史最高價,此後長期下跌,最低跌至4.33元。

有股民測算,如果2015年5月以11.99元的開盤價買入5萬元中石油股票,5年後分紅2698元,平均分紅率只有5.4%,要賣的話則股價腰斬。股民感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滿倉中石油」、「天下奇觀!獨一無二!」、「穩賠不賺!」。

業內人士稱,國企除了納稅之外,無論從就業、盈利能力等方面看都不如民企。如果將壟斷行業的機會給民企,一定會做得更好,也能讓老百姓分享到企業受益,收入可以提高。而低效的政府投資、國企投資,實質上是壓低了居民收入。

有學者分析,中國國企,如電信、煙草、石油等,賺取的是超額壟斷利潤,這是以損害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為前提的,也損害了消費者利益,所以更應該將超額壟斷利潤分配給國民。

盈利低、分紅低

中國的國企為什麼分紅這麼低呢?首先,企業有盈利才能分紅,但在中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一度瀕臨破產。

中共建政之後搞「三反五反」「公私合營」,通過掠奪的方式將私企歸為國企,比如同仁堂、加多寶以及茅台,在1949年之前都是經營很好的私人企業。

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經濟在1929~1939年經歷了黃金十年,中國本來就是世界排名靠前的經濟體,在1949年之前,上海的GDP超越東京。

中共建政後運動不斷,實行計劃經濟,才將中國拖入貧困國家。上世紀90年代大量國企倒閉、裁員,生存困難,不可能給財政分紅。加入WTO後,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共為支持國企發展,給予的留存比例較高。

2010~2012年,央企的分紅率只佔淨利潤的3%。掙錢多,上交少,從國民手中賺錢,但是對國民的福利貢獻太少,國企的問題一直受到抨擊。2012年,中共「兩會」期間,步步高董事長王填曾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用2年國企利潤向全民分紅,發放4萬億消費券。

他稱:「新4萬億計劃一旦得到實施,其對消費市場的拉動顯而易見,根據3~5倍的帶動效應計算,4萬億元消費券將直接帶動10萬億~20萬億的GDP總量。」按照他的邏輯,中共的4萬億刺激政策也好,4萬億讓國企投資也好,還不如直接把4萬億分給老百姓,直接刺激消費。

當時,很多人認為他是「放空炮」,但從美國疫情中發錢刺激消費的政策來看,並非不可行。

針對國企分紅率低的問題,2013年,中共出台文件,提出2020年國企分紅率要達到30%,但這只是一個目標,沒利潤哪裏有分紅呢?2018年,國企國企的淨資產收益率(ROE)只有3.8%,利潤十分可憐,平均分紅率為16.1%,而非金融類國企的分紅率只有5.8%。

中金公司分析師測算,如果國企分紅能提高到30%,能增加0.5個百分點GDP規模的財政開支或收稅減免;如果國企分紅提高到50%這樣一個國際平均水平,則可提高1.2個百分點。

2020年,國企分紅有所增加,A股上市公司總計9000多億分紅中,國企佔了六成,但仍舊以國有金融機構為主,四大國有銀行的分紅率達到30%。其他分紅超過40%的國企,如中國神華、長江電力、大秦鐵路、貴州茅台、中石化、中石油,屈指可數。

整體來看,近年來,國企的資產回報逐年下降,2020年資產利潤率從2017年的1.58%下降到1.27%,而私營工業企業則在6.3%~9.5%之間。

大家都知道,是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中共國進民退的政策顯然是資源錯配,不利於經濟發展。

時至2021年,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石油、煤炭、採礦等行業的國企盈利上漲兩三倍,帶動整個國企利潤上漲。據中共統計局數據,2021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企實現利潤總額2.36萬億,同比增長65%,比股份制企業、民企增幅都高出很多,這一反常現象,恰恰證明國企佔據了更多的壟斷資源,能靠壟斷資源獲利。

中共財政部數據顯示,2021年1~11月,國有企業收入67萬億,利潤總額4.14萬億,同比增長40.2%,利率達到6%。這麼高的毛利率是多少年都沒有過的,也是不可持續的,隨着大宗商品價格回調,利潤率也會大幅降低。

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曾經指出,國有企業上繳來的利潤90%,但是這些錢又返回到國有企業了,對於民生沒有帶來改善。

一位石油行業人士稱:「留存利潤高,反而助長了國企亂投資,很多海外油氣收購都是失敗的,國內項目投資浪費也很大。現在中國的石油產量維持在2億噸都很困難,很多所謂的『探明儲量』都是低效油田。沒有領導真正為企業負責,都是為了自己的烏紗帽,想着怎麼政治正確,怎麼往上爬。」

中國鑽機數量在全球佔比超過1/3,也就是設備投入巨大,而產出的油氣只有全球的5%。2020年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營收總額4.2萬億,但利潤合計768億元,利潤率也只有1.8%,在全球能源公司中都是倒數的。

一位金融業人士則評論:「國企和國有銀行就是兩個怪胎,左手倒右手,最後爛在鍋里。現在很多負債率高的國企,上面都要求我們配合,實施債轉股,把國企的財務負擔降下來,否則生存困難。」

中共國有企業,所謂全球最賺錢的銀行、全球最賺錢的通訊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業,對於全體出資人——老百姓來說,除了壟斷形成的漲價風潮以及被掠奪之外,幾乎沒有給百姓任何回報。

國企內部人控制嚴重

中共國資委曾號召國企學習淡馬錫模式。但是,最關鍵的東西,中國學不來。為什麼呢?中國國企董事長、總經理是政府任命,但中共要控制住國企,不可能市場化招聘,一些央企一把手還是「中管幹部」,是副部級級別。

比如,2022年1月8日剛剛落馬的中國人壽董事長王濱,就是副部級官員。2018年9月升任中國人壽董事長之前,他是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長,這家公司在2010年進入「中管」序列。

進入「中管」的一大好處是,一把手可以63歲退休,而普通央企一把手60歲「到點」退休。王濱於1958年11月出生,2018年60歲時大家都覺得他要退休了,沒想到卻晉升為全國最大的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壽,當上了一把手。要知道,這個位置必須是中管幹部當,其他保險公司的老總再優秀,也不會給你這個位置。

而王濱在中國人壽幹了什麼呢?他被查的消息一出,萬達信息就股價大跌,因為中國人壽是萬達信息的大股東,這一投資頗為蹊蹺。

萬達信息是一家從事醫療信息服務的公司,在資本市場上並不起眼。2018年,萬達信息董事長史一兵因佔用上市公司5.8億元資金,其持有的萬達信息股權被司法凍結,但他又想把股份轉讓給中國人壽。中國人壽因無法受讓史一兵被凍結的股權,2019年,也就是王濱掌舵中國人壽之後,中國人壽就從二級市場連續增資20多次,耗資28.5億元,成為第一大股東,在史一兵危難的時刻救了他一把。但尷尬的是,不久就爆出,萬達信息上市時,史一兵曾向證監會發審委官員行賄的醜聞。

2019年,中國人壽大幅增持萬達信息時,該公司已經處於虧損狀態,2019年虧損近14億元。

市場普遍認為,這種劣跡斑斑的公司,正常的公司是不會染指的,中國人壽出手相救,背後一定有故事。但中國人壽卻給自己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監管層號召險資參與化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這是國企慣用的把戲:做壞事,還要免責。

據媒體報道,王濱在太平保險時就被人舉報,這樣的人為何還能晉升?這或許與他的「朋友圈」有關。據媒體報道,因為太平保險總部在香港,王濱安插了很多高官親屬來工作或者掛個閒職,如落馬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孟宏偉的妻子高歌,2013年到2015年期間,曾在中國太平保險集團董事會辦公室任總經理,在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任副總經理。據稱,類似的安排還有不少。

更為巧合的是,王濱與已經被處死的中國華融前董事長賴小民關係甚好,王濱的弟弟王強曾在香港的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擔任多年總裁。而賴小民各種亂搞,給華融造成了千億虧損。

可見,國企並不是國民的國企,而是內部人控制的國企,這些人背後又有保護傘,他們拿國企的位子、資源、資金等做交換,為個人和利益集團謀利,搞政治投機往上爬,以賺取更大的利益。這樣的「委託代理關係」,怎麼能不出問題呢?

低分紅不夠社保給付

中共官方披露,2020年國企(不含,國有金融企業)總資產268.5萬億,所有者權益為76萬億。國有金融企業總資產323萬億,形成國有資產22.7萬億。全國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43.5萬億(其中行政單位15.3萬億,事業單位28.2萬億)。

但是,總計330萬億國資,一年創造的利潤才幾萬億,資產回報率不到2%,還不如銀行存款利率高,這樣的國企是財政的累贅,怎麼能為財政做貢獻呢?

中國社保資金曾指望國企來彌補缺口,但現實很難。2013年以來中國社保資金的缺口不斷加大,從幾千億到上萬億。2021年,中國的社保資金總計13萬億,其中財政支持已經超過2萬億——這意味着社保資金的缺口已經達到2萬億,財政補貼社保,這對於當今極其拮据的地方財政來講,是一筆很大的負擔。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曾說,社保對財政的依賴度太大,每年靠財政撥款上萬億彌補缺口,不可持續,他一再呼籲將更多國企股權劃轉到社保。

2020年,國資向社保劃轉了1.68萬億的國有資本,但真正能給社保帶來多大貢獻,還得看這些國企的盈利與分紅。樓繼偉稱,國企的分紅率太低,都不夠社保資金的給付率。

亂投資擠壓居民收入與消費

不僅如此,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還會帶來更大的問題。經濟學者王小魯認為,2017年全部國有控股投資(政府投資+國有控股企業投資),超過了23萬億,佔GDP的比重是28.5%,而同一個比重在2000年只有16.5%。其中的國企投資,應該說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政府行為,而不是企業行為。

他稱,在政府投資中,一部分是有效的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投資,但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視為過度投資,近些年來投資效率下降非常突出。政府支出總額擴張,而其中民生支出比重偏低,結果就是政府支出擴張擠壓了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比重。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2000年是67.1%,2017年下降到60.7%,居民消費佔支出佔GDP的比重2000年是46.7%,2017年下降到39%。居民收入和消費比重都顯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結果導致投資過度、浪費過多、負債過高、效率下降,而消費需求帶不動經濟增長,這是經濟疲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

疫情衝擊迭加中共政策波動,導致2021年下半年經濟明顯下滑,老百姓消費更是謹慎,消費疲弱是不爭的事實。而中共統計局卻稱,2021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長1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與經濟增長(9.8%)基本同步。

2022年1月,豬肉價格從去年12月的每斤10元跌到8元,這一方面與豬企存量大加速出欄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費降級。或許,哪一天,真的得發法消費券刺激經濟了,至少這些錢不會像國企投資一樣打水漂。

責任編輯: 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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