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獨特品質也隨之確立：懷疑主義，追求科學，推崇理性。到啟蒙運動後期，就連各個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接受了理性主義的啟蒙價值。
盧梭、伏爾泰、康德等啟蒙巨人早已進入大師的殿堂。他們塑造的「現代性」在全世界高歌猛進，甚至成為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標尺」。
走入「現代」所最需要的理性主義，尤其為啟蒙所強調。啟蒙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康德《對「什麼是啟蒙」的回答》對啟蒙做了蓋棺定論式的定義：啟蒙就是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從自我導致的不成熟的狀態中覺醒。
是什麼讓我們陷於不成熟的狀態呢？因為我們慣於希望有個人能給我們發號施令，有精神導師能直接給我指導，有書能直接告訴我們答案。
但是，啟蒙則要求我們自由地做出決定——每一個人都有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人的這種自由的精神，才能讓我們走向理性，擺脫蒙昧的不成熟的狀態。
人的自由，這一「現代文明的核心」被啟蒙運動清晰地點明。這一思想釋放了人的活力，讓每個人自尊自立、認識世界；現代思想中的批判性思考和糾錯機制，「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求知求真求新的學術傳統，全都源於個人自由精神。
「何謂啟蒙」的呼籲，更是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之路成為每個轉型時期都要面對、要追尋的問題，正如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的現代化敘事，便被形容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未完成的啟蒙」。
而當下面臨的種種「現代」問題，同樣很大程度上源自上至知識精英下至平民百姓對啟蒙的片面理解。
◎只重視法蘭西啟蒙，忽視蘇格蘭啟蒙
啟蒙運動雖然是一個整體，但啟蒙思想所指明的現代化路徑卻很多樣，甚至天差地別，可以總結為兩種——法蘭西啟蒙和蘇格蘭啟蒙。
法蘭西啟蒙更加強調人的理性，批判君主專制和等級社會，批判宗教狂熱，他們建構的未來社會圖景，最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寬容，後來演變為「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號。
我們熟悉的很多現代社會理念，都來自這一思想傾向，諸如：理性和意志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大眾的民主權威，高於個人自由和宗教倫理；自由就是砸爛所有「制約人類天性的枷鎖」，平等就是消滅一切「等級差異」……
這種啟蒙思想，雖然對現代啟蒙有重大貢獻，卻也帶來了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多少人被無辜濫殺。後世以法國啟蒙為原型的現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將人間變成了修羅血獄。
而蘇格蘭啟蒙運動以休謨、斯密為代表，他們認識到理性對社會變革方面的局限性，並不一味強調對理性的建構，對現代懷着「保守主義的審慎」。他們認為，應該尊重社會既有的習俗和習慣，未來社會的基礎是市場、法律和道德：
社會是新陳代謝的生機體，制度源自人的互動，而非理性設計；倫理習俗具有超越科學的神秘權威、複雜智慧，不能被人的權威淹沒；自由的邊界是私產、自願和契約，否則就是放縱；真正的平等是人格、權利的平等，不是天賦、結果的平等……
蘇格蘭啟蒙也由此確立了英語國家「現代化」的轉型路徑——宗教社會、有限政府和市場經濟。
面對這兩種啟蒙精神，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大多對法蘭西啟蒙深深着迷，而全然忽視了啟蒙運動中的蘇格蘭啟蒙。他們懷着浪漫激情，鄙視宗教習俗，追求「無秩序的自由」，宣揚「無信仰的理性」。
◎轉型中的反啟蒙傾向：反對專制，卻熱衷於編織奴役大眾的烏托邦。
我們將Enlighten譯為啟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啟蒙的誤讀。按照漢語的理解，啟蒙很容易理解成，向未蒙昧的民眾和幼稚的孩童灌輸知識和真理。那麼，知識精英對於民眾便有引導、監護之則。
殊不知，這種觀點正與啟蒙背道而馳。康德對啟蒙的定義里明確指出，啟蒙就是要擺脫受監護的狀態，擺脫對監護者的依賴，勇敢而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做思考判斷。
於是，啟蒙反而促進了反啟蒙的展開。以民眾的監護人自居的知識精英，出於現實政治和變革的迫切需要，只不過把啟蒙的口號當成一種現成的思想符號或工具，熱衷於號召民眾。民眾也只需跟隨，不需要自由理性。盲目追隨的群眾越多，似乎「啟蒙」的成果越大。
就如著名哲學教授鄧曉芒所說：一部分啟蒙思想家按照同一個「啟蒙」的邏輯而走向了大眾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歸路，以新的造神運動來「啟」群眾之「蒙」，讓群眾陷入幼稚就是美、盲從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覺悟高」的幻覺。
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中寫道：「今天與18世紀沒有什麼兩樣：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光明，糾正啟蒙思想缺陷的途徑不在於回歸蒙昧主義，而在於進一步的啟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