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認為我父親這話說得多麼對，但我卻記住了它，同時也記住了許叔叔沒有表情的面孔和貼在醫院門口那張大紅色的感謝信。
03
善良一生難道就會真有善報？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這個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親上中學的時候。花伯伯的妻子靜湘阿姨是我母親二姐的同學。當我母親去九江一所教會學校讀書時，母親的二姐便將我母親託付給了靜湘阿姨。
這大約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自此後，我母親同靜湘阿姨的友誼一直延續着，直到母親去世。因為靜湘阿姨的緣故，多少年來，花家對於我家來說，就如同一門親戚。
在我見過的人中，再也沒有比花伯伯脾氣更好的了。我幾乎從來就沒有見他生過氣。他哪怕跟最不講道理的人或最頑劣的小孩說話也都是笑意滿面，輕言細語。
尤其對小孩，不論哪家的，在花伯伯眼裏，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們中間，臉上總會由衷地露出歡喜之情，然後從口袋裏摸出一把糖來。
記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帶我上街，我難得一次出門，出去了便滿街亂竄，花伯伯便跟在我後面在人群里跑來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評我，仿佛隨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樂趣。
這件事給了我極深的印象，當時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這樣多好呵。花伯伯對小孩的熱愛，不分任何等級，也沒有任何止境。或許是因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緣故。
花伯伯曾經在日本學醫，回國後就當了醫生。抗戰期間，我父母在昆明時，花家也在那裏，花伯伯開了一家診所。常常有些窮苦的病人看病沒錢，花伯伯便不收費。這且不說，他還經常把自己口袋裏的錢拿出來讓病人拿去買藥。我母親常說，花伯伯這個人心腸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緣分。我父母離開昆明後，幾經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後，我父親又因工作調動到武漢，此時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遷來了武漢。
兩家大人坐在一起時，就常常奇怪，說是職業又不相同，事先也沒約好，怎麼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連走了三座城市，不曉得是什麼緣故。
在武漢幾十年中，花家幾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動的親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氣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從此花家便生活在陰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為花伯伯喜歡寫一些普及衛生常識的小文章。如果說這一類的小文章也能對國家造成傷害，真正是讓當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卻因了它們斷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沒有當醫生的資格了。他的生活內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這兩個字，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有着一言難盡的內涵。在這支龐大的「改造」大軍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樣，只能低頭認罪，唯命是從。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醫院裏負責掛號。雖然這樣的事不應該由花伯伯這樣的人來做，但被「改造」過的花伯伯竟也沒有半句怨言。他帶着他永遠的笑容和謙和，很敬業很認真地做這份簡單的不必有任何醫學知識即可以做的工作，認真得讓你覺得這個人怎麼就這麼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終於等來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卻已經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應該得到的東西，比方房子，都因了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終住在兩間很小很小的房子裏，用着公共的廚房和廁所，很痛苦也很無奈。
我最後一次見到花伯伯時，他已經不能開口說話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離開後幾分鐘，花伯伯便離世而去。
當我出差回來再去花家時，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遺囑。遺囑上寫着要把自己的屍體給醫院留作解剖用，還寫着他的喪葬費和撫恤金不必發了，請用那些錢買些糖果給幼兒園的小孩子們吃。
讀着那份遺囑，我心裏有些難過，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這樣的人，他對他生活的這個世界是懷着怎樣的一副慈悲情懷呢？為什麼生活對他那樣惡，他卻永遠以善來回敬生活？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善有善報」。我曾經對這句話深懷敬意。然而，當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卻又坎坷一生的經歷，便覺得生活給我們的感受和書本給我們的道理，相距十分遙遠，甚至想，人一生總是善良是不是就對了？
04
人格的力量無法抗拒
我父親所在單位叫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叫「長辦」。父親常說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辦公室，它下面的職工有好幾千人。
「長辦」是專門治理長江的。葛洲垻工程、三峽工程以及長江上許多水電站，都是他們設計的。「長辦」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個級別很高的領導，我們小時候聽說在湖北只有當時的省委書記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還聽說周總理和毛主席都特別欣賞他。一度傳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峽。這當然是大領導對屬下的一句玩笑話，可林一山卻因了這樣一些趣事，在整個「長辦」都頗有傳奇色彩。
「WG」開始後，林一山受到衝擊是自然的。記得那時我們宿舍院子裏的紅牆上到處都用墨汁寫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經我小哥指點，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
小哥還告訴我說，林一山有一隻手受過傷，大字報說是他因當叛徒而受傷的。這個信息令我吃了一驚，於是想到爸爸竟在一個當過叛徒的領導底下做事，真是有着萬分的委屈。那時我是一個四年級的小學生，有強烈的愛憎感，但卻不懂得對與錯。
「長辦」有一個俱樂部叫長江俱樂部，綠色琉璃瓦屋頂，乳黃色的外牆，很漂亮很典雅，是我們很喜歡去的地方。「長辦」所有的慶典都在那裏舉行，理所當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會也都在那裏召開。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長江俱樂部開會批判林一山。雖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說法流傳很廣，但他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始終有一種神秘感，我們想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欲望很是強烈。於是我和幾個同伴決定去看這場批判會。
長江俱樂部的看門人因我們是職工的孩子故而對我們並不嚴加看管。我們很輕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開會。對於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種會議自然毫無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們根本就看不見他。
我們盼來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場。大人們紛然出去透氣，林一山卻仍然坐在那裏。
我們跑到他的跟前，看見他正在一個小本上記錄着什麼。他的手果然是受過傷的。我擠上前去問：「你的手是當叛徒時受傷的嗎？」
林山抬起頭，嚴肅地說：「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時受的傷。」
我說：「你騙人。」林一山說：「我從來都不騙人！」
我沒來得及問後面的話，便被其他孩子擠到了一邊。
回家後，我告訴父親。父親感嘆萬千，說林一山這個人是個硬骨頭，他不像別的領導人那樣為權宜之計從頭到尾都認錯。他始終很強硬，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從不承認他在執行資產階級路線。
父親過去並不喜歡林一山這個人，可在「WG」中他卻對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極大的欽佩。因為像林一山那樣不管你怎麼批我、鬥我都堅持自己觀點的做派，是父親這類軟弱的知識分子們想做而不敢的。
後來我們就聽說林一山被關進了大樓的地下室——那個陰暗潮濕不見天日的地方。再後來我們又聽說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討得一些沙子，然後利用遺棄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裏面長流不斷的陰水，一捧一捧地築起了一條小小的擋水壩。
這件事是怎麼傳出來的，我並不清楚，但它足以讓所有聽說過的人都產生萬分的感動：為一個人不垮的意志感動，為一個人不屈的精神感動，為一個人永不放棄的追求感動，更為一個人永遠挺立的人格感動。
以後，父親去世了，我也離開了「長辦」的宿舍大院。可每當我想起少年往事時，總會想起在長江俱樂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質問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認真的對答。
雖然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卻一直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響着我的世界觀和我的生活。
本文選自方方散文集《閒聊》，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