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不了解習近平在想什麼。」諾頓說。「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客觀地來看，所有這些（監管）措施都有什麼共同點。我們可以說，看，客觀來說，這些措施每一項都加強了共產黨的直接控制，加強了習近平的直接控制。所以我認為，當我們分析這些事情時，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是可笑的。」
諾頓說，人們傾向於孤立地分析這些監管政策中的每一項。「我的意思是，例如有人在談論，哦，你知道習近平禁止兒童每周玩兩個小時以上的電子遊戲，那不是很好嗎？也許吧，但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這個問題，並看到許多新政策同時在被採用，而它們是出現在這樣一個制度中，眾所周知，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巨大權力，它控制的社會資源份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大得多得多。因此，在這個政府、這個黨已經控制如此之多的情形下，看到他們還要擴大膨脹其控制、擴大膨脹其目標，這是一件非常簡單和基本的事情，即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如何解讀這些不同政策措施的一個起點。」
因此，這篇文章認為，習近平「必須確保在今年秋天推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議程、一項計劃和宣傳攻勢，足以證明他在黨代會召開前期繼續保持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正當的」。
資料照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2021年10月9日)
這篇文章指出：「習近平如此果斷地抓住政策和監管的韁繩，是在發出誰是老闆的信號。事實上，我們應該期待從現在到11月六中全會期間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的增加，這標誌着黨的代表大會規划過程的正式開始。有理由猜測習近平將在會議上宣佈一項新的『黨史決議』，這是自1945年以來黨第三次這樣做。」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做了中共第一份歷史決議——《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中共第二份歷史決議。
「兩份歷史決議，有一共同點，就是在中共處於歷史轉折關頭，以『歷史決議』形式，通過清理過去的歷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開闢一個新局面，將中共帶入一個新時代。」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在《紐約時報》上說。
「大掌舵」經濟——黨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
習近平領導新階段已經開始。其特點是，習近平將更積極地親歷親為日常工作；而在功能上，「這意味着不斷發展的國家驅動的『大掌舵』（Grand Steerage）經濟模型將繼續。」
習近平深信不疑的是「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着它想要的方向發展。」這篇文章說。
「我論述政府掌舵或偉大的掌舵（經濟），大約是在五、六年前開始的。」諾頓對美國之音說。
「當時很明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政策正通過使用一系列新設計工具全面實施以適應市場經濟。換句話說，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規劃，但完全不是老的蘇聯式的與市場力量背道而馳的計劃經濟，而是一些具有技術革命目標的計劃者，他們試圖塑造經濟增長並適應技術革命的方式，使用國家行為作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行為者，但也使用資金和稅收減免以及其他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工具。」
「讓我印象深刻，而且現在仍然絕對如此的是，在過去一兩年裏，令人震驚的是這個目標怎樣超越了最初的簡單高科技目標，變得更廣泛、在某些方面更矛盾，」諾頓說。
現在，甚至連家庭生活都被納入了習近平要控制的範圍內，「習近平說，學生不應該承受這麼多壓力。但是，你知道，就在幾年前，培養高科技技能和採用高科技經濟意味着一切，」諾頓問道，「國家要怎麼指導對這些事情的選擇並加以控制？這是我認為還有待觀察的事情。對此他（習近平）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沒有任何明確的版本。
諾頓是一位專攻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1995年他在《出於計劃的成長：中國經濟改革，1978-1993》（"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一書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缺乏遠見的情況下完成的。它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商業激勵措施試驗的混合結果。
他在10月13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研究報告中，撰文揭示了中國如何從混合市場經濟轉變為黨和政府控制的「大掌舵」背後的六大因素。
「今天很明顯，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在中國打造新型市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政府和黨的行為者擁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至關重要的是，他們打算行使這種權力來實現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引導經濟和塑造未來。」諾頓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諾頓和布萊切特認為，「習近平現在相信黨擁有引導整體經濟的資源、手段和經驗。他進一步認為，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所能作出的抵抗微乎其微，政府可以推動市場經濟朝着想要的方向發展。」
「大掌舵」經濟中的公私部門、美中經貿關係及對華投資前景
在「大掌舵」經濟中，私營部門還有多少空間？
「現在還有一年多時間，事情已經發生了如此迅速的變化。」諾頓說。「但我想強調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看到的對現有國有企業自上而下的控制急劇增加，黨對民營企業自上而下的控制程度越來越高，」諾頓說。
資料照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40周年慶祝大會上，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馬雲和騰訊控股行政總裁馬化騰受到表彰。(2018年12月18日)
「這兩種類型的實體都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諾頓說。「但不同的是，黨現在明確表示，它要國有企業成為政府政策的直接工具，而15年前並非如此，15年前國有企業被告知，你的主要工作是表現得像私營企業一樣，儘可能高效，並以最大限度提高盈利能力為行事之道。現在，一切都變了。與此同時，過去對自治有某種期望的私營公司現在被告知，是的，你是自治的，但你必須聽黨委的。」
在「大掌舵」經濟中，美中經貿關係將會如何發展？「我認為現在雙方都在互相看着對方說，好吧，現在我們的關係建立在更加誠實和更具競爭性的關係基礎之上。」諾頓說。
「我們仍然被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和如此強大的經濟紐帶聯繫在一起。」諾頓說，「雖然我們談論脫鈎，當然也有一點脫鈎正在發生，但總的來說，這兩個經濟體從根本上並不是在大規模脫鈎。」
諾頓認為，美中經貿關係即將進入一個新時代，「雙方將嘗試更密切地對互動進行監督，並努力確保至少不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我的意思是，我認為中國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我認為美國將會做更多。問題是我們能否把它做好，我們是否有辦法有工具來有效地這樣做。」
美國大豆出口協會參加在北京舉行的2021年度服貿會。(2021年9月3日)
正當習近平展示強大監管控制的權力，擠壓私營部門空間，許多外資正在或已經撤離中國之際，一些華爾街大公司卻表示，他們看到中國的增長前景，有的甚至督促投資人對中國的投資應該增加三倍。
諾頓認為，這種觀察過於簡單，「也沒有針對當今中國存在的獨特類型的政治風險和其他類型的風險進行調整。」
「我認為我們會看到一套針對中國不同行業的不同做法。」諾頓說。「過去主要由中方決定哪些（行業）允許外國企業參與。現在，美國方面也一點點開始推動得多些了。當然你知道德國、日本和韓國也有非常重要的利益，他們在塑造互動的方式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預期這個已經很複雜的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
繼對民營企業重手整肅後，習近平又開始對中國25家金融機構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的獨家報道暗示，其中甚至可能會涉及一些與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人和機構。
諾頓表示，雖然他無法證實是否會涉及王岐山，但他認為這確實是個重大發展。「這正在擴展到一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被推動的領域，而且許多高層政治人物和共產黨官員也有相關利益……所以它在政治上更加敏感。」
其次，他認為，習近平在金融危機出現之際推動金融反腐運動，是不同尋常的舉動，「他會分散和破壞控制恆大金融危機的努力。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悖論。我們知道習近平非常擔心風險，非常關注遏制風險。然而在這裏，他似乎正在做一些至少在我看來，從經濟角度來看實際上風險很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