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並不缺批判中共的人。有人憤怒，有人控訴，有人考據，有人爆料。有人寫幾萬字證明極權之惡，也有人每天高喊打倒共產黨。但真正能夠拆掉極權語言外殼，把一個看似威嚴無比的龐然大物寫成笑話的人，並不多，李承鵬算一個。
大眼哥最獨特的地方，甚至不在於他反對什麼，而在於他看待權力的方式。胡錫進擅長把荒謬解釋得合理；王志安擅長追問一個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李承鵬卻經常突然問一句：憑什麼？然後，皇帝身上的衣服就掉了。
一、足球場是他的政治啟蒙課堂
李承鵬並非學院派知識分子。1968年出生，四川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來做體育記者。他最初面對的並不是民主、憲政、人權這些宏大命題，而是中國足球。假球，黑哨，足協，關係，審批，尋租。一個本來應該按照技術、規則和比賽結果運行的競技世界，背後卻站着行政權力。他慢慢發現，中國足球的問題其實並不完全在足球。為什麼專業的人不能決定專業的事？為什麼一個官僚機構能夠同時當裁判員、運動員和規則制定者？為什麼所有人都知道有問題，卻必須裝作沒有問題？
這實際上已經觸到了中國政治最深處的結構。所以李承鵬後來從足球記者走向公共寫作者，並非突然轉向。他一直在追蹤同一個東西：不受約束的權力。只不過最初它穿着足協的衣服，後來穿上了地方政府、宣傳部門乃至整個黨國體制的衣服。
二、汶川廢墟讓宏大敘事墜落人間
2008年汶川地震是理解李承鵬的重要節點。他進入災區做志願者，也開始把自己的寫作人生分成地震之前和之後。在廢墟面前，「多難興邦」很宏大，但李承鵬關心的是另一件事：為什麼有的學校倒了，有的沒有倒？
他後來特別注意到一所經受住地震的希望小學。原因並不神秘。施工時有人較真，有人拿着錘子敲柱子，有人逼着施工方按照標準幹活。這個細節幾乎可以解釋李承鵬此後的全部政治觀。孩子的生命，並不由宏大敘事保護；保護他們的是水泥標號，是建築規範，是監督，是責任，是那個拿着錘子不肯糊弄過去的人。
這就是祛魅。國家說：「多難興邦。」李承鵬問：「水泥夠標號了嗎？」國家說：「顧全大局。」他問：「那個人的房子為什麼被拆了？」國家說：「依法治國。」他問：「憲法寫的那些權利到底算不算數？」
宏大敘事最怕這種問題。因為宏大敘事生活在雲端，而權利存在於人間。
三、民主，不過是有權說一句「我不高興」
後來李承鵬開始寫強拆，寫唐福珍，寫《李可樂抗拆記》，再到《民主就是有權不高興》。這時候，他已經完成了從記者向公民寫作者的轉變。
有意思的是，他很少把自己包裝成思想家，他也沒有建立什麼「李承鵬主義」；他只是不斷把那些被宏大化、神聖化的政治概念拖回普通人的生活。民主是什麼？未必先是總統直選，可以是媒體能不能監督官員，可以是業主能不能決定自己的小區，可以是一個普通人面對政府的時候，有沒有資格說：我不同意。
這實際上比背誦多少民主理論都更接近現代政治文明的原點。民主首先不是人民怎樣成為國家的主人，是任何一個具體的人都不必跪着面對權力。
四、一個不能說話的作家簽售會
2013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出版，李承鵬舉行簽售，卻被要求不能講話，讀者不能提問，嘉賓不能發言。於是出現了中國當代文化史上一個極具荒誕意味的場景：一個作家坐在那裏給自己的書籤名，卻不能說話。
這比一萬字批判新聞審查都精彩，權力就自己完成了行為藝術。這也是李承鵬真正厲害之處。面對極權，通常有兩種寫法，第一種是控訴你邪惡，你殘暴，你無恥，第二種是論證，從歷史、政治學、法學證明這種制度為什麼錯誤。李承鵬經常採用第三種辦法：好，我完全按照你說的話理解一次。然後荒謬自己就出現了。
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解構。他不是站在龐然大物面前拼命證明它有多可怕，而是繞到它身後，突然把褲子扒下來。圍觀的人笑了，權力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發生了。
五、極權為什麼怕笑話？
極權統治不僅依賴暴力，它還依賴神聖感。大會堂、主席台、領袖像、閱兵式、紅旗、口號、新聞聯播、重要講話、「偉大復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需要不斷製造莊嚴。一個人如果每天生活在這種語言環境裏，久而久之甚至會產生一種心理錯覺：這個東西很強大，它不可挑戰，它知道一切，它代表歷史。
這就是政治祛魅的重要性。你不必先證明皇帝是壞人，你只需要指出皇帝其實沒有穿衣服。笑聲一旦出現，恐懼就開始鬆動。所以哈維當年寫極權主義社會中的「活在真實中」，索贊尼辛強調「不靠謊言生活」，本質上都觸及同一個問題：極權首先要求人配合它的虛構。
李承鵬的特殊之處，則是中國式的：我不但不配合，我還拿你的虛構講個笑話。
六、胡錫進恰好站在另一端
理解李承鵬，最好把胡錫進放到旁邊。胡錫進其實也是一個很有傳播才能的人；如果完全沒有能力，他不可能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黨媒評論員之一。胡最大的本事，是把黨國的語言翻譯成人話。
中央文件不能說得太露骨的，他可以說成：「老胡認為……」一個明顯荒謬的政策出來以後，他往往不是直接證明它絕對正確，而是告訴大家：事情比較複雜，國家也有難處；西方其實更糟，我們當然還有不足，但大家還是應該理解大局。這就是著名的「叼盤術」，從政治傳播角度說，它比赤裸裸喊口號高明得多。
胡錫進真正承擔的功能，是給權力的荒謬不斷尋找民間合理性。所以胡錫進和李承鵬恰好形成鏡像：胡錫進負責把權力正常化，李承鵬負責把權力荒誕化；胡說其實可以理解，李說你再想想，這他媽合理嗎？一個不斷給皇帝穿衣服，一個不斷提醒圍觀群眾：你們看看，他其實光着屁股。
七、王志安又是另一種人
王志安比胡錫進複雜得多。把王志安簡單歸入「大外宣」，我一直認為證據不足，也低估了他的專業能力。王志安是真正受過央視調查新聞訓練的記者，他的長處非常突出：等等，這是真的嗎？你說一個人被迫害，證據呢？你說某件事情驚天動地，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你說共產黨撒謊，那反對共產黨的人有沒有撒謊？
這種記者主義有價值。王志安可以得罪共產黨，也可以得罪法輪功，可以得罪海外民運，也可以得罪台灣政治人物。他對許多海外反共敘事的拆解，也是必要的。反對謊言的人，自己不能依靠謊言。但王志安的局限，也正隱藏在這裏：他太相信「事實」能夠解決問題，可政治世界並不只有事實判斷，還有價值判斷。比如一個人確實違法了，然後呢，惡法是不是法？國家有沒有權制定這種法律？即使程序完全合法，國家有沒有權侵犯一個人的基本自由？
這些問題，僅靠調查記者式的「事實核查」回答不了。王志安經常停在事情究竟是不是這樣的，而李承鵬還會繼續追問，就算事情真是這樣，權力憑什麼這樣做？
一個問題屬於新聞學，另一個已經進入政治哲學。
八、三種媒體人格
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媒體生態里，出現這三個很有意思的人。胡錫進問：這件事情怎樣解釋，才能讓大家接受？王志安問：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承鵬問：你憑什麼？
三個人都聰明，都有非常強的媒體能力，也都懂中國社會，但他們最終走向了三個不同方向。胡錫進把聰明用於解釋權力，王志安把聰明用於審問事實，李承鵬把聰明用於冒犯權力。所以如果一定要給他們分別找一個關鍵詞：胡錫進是合理化，王志安是事實化，李承鵬是祛魅化。
三個人背後其實對應三種不同的人與國家關係。胡錫進那裏，國家基本是主體，人民是需要被解釋和說服的人；王志安那裏，事實是主體，共產黨和反對派都應該接受記者審問；李承鵬那裏，人是主體，國家必須接受人的追問。這一點最重要。
九、李大眼也不是聖人
當然不能把李承鵬塑造成新的偶像，那恰恰違背了「祛魅」。李承鵬年輕時好勝、尖銳、嘴毒，有很強的表達欲，也有明顯的表演型寫作者特徵。他的才氣有時會跑到論證前面。一個比喻太精彩，一句段子太好笑，反而容易掩蓋事情本身的複雜性。
這也是所有諷刺作家的危險。魯迅如此，王朔如此，李承鵬也不例外。諷刺擅長摧毀，卻未必擅長建設。把一個荒謬制度寫成笑話，並不等於已經知道怎樣建立一個好制度。這正是李承鵬的邊界，他不是制度設計者，不是政治哲學家，甚至未必擁有完整嚴密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
一個社會走向自由，並不只需要理論家，還需要有人負責把神像從神龕上搬下來。
十、把極權寫成笑話，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這是我越來越敬重李承鵬的地方。中國反專制傳統中並不缺悲壯，坐牢，流亡，死亡，流血，流淚，控訴，這些都是真實的。如果反抗永遠只有悲壯，極權其實仍然佔據着舞台中央。因為所有人的表情依然由它決定。它讓你哭，你便只能哭；它讓你恐懼，你便終身恐懼。
李承鵬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老子偏要笑。你說自己偉大，我看看偉大在哪裏；你說代表人民，我問問人民授權書在哪裏；你說全過程民主，我就認真按照字典查查「民主」兩個字是什麼意思；你說依法治國，我把憲法翻出來逐條念給你聽。
最妙的是，他常常並不需要宣佈「我要反抗」。他只是認真地把黨國的話重複一遍，笑話就出現了，這就是祛魅。專制最成功的時候，不是把所有反對者都抓起來，是讓人相信它天然莊嚴、天然正確、天然不可替代。反過來說，當人民開始嘲笑權力的時候，權力就已經失去了一部分統治。
胡錫進最大的本事，是讓荒謬顯得合理；王志安最大的本事，是讓故事回到事實；李承鵬最大的本事，則是讓神聖重新顯出荒謬。這也許就是「大眼哥」這些年最獨特的公共貢獻。他未必能夠告訴中國人，一個自由中國究竟應該怎樣建設，但他一直在做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告訴人們，神像只是泥塑的。
一個民族真正獲得自由以前，往往必須先經歷這一刻：有人指着高高在上的神像笑出了聲。然後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原來，我也可以笑。
